1961年胡乔木两边不讨好，请求“长期病休”

1961年胡乔木下去调查后，一连向毛泽东报送了四份材料：“一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二是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简报；三是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四是毛华初访东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几乎都是农村存在的问题而非农村所取得的成绩。靠这样的材料，如何“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靠这些材料，又如何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

笔者以为，胡乔木在汇报这些材料时，其“书生气”又犯了。从李锐下面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对胡乔木的“书生气”，毛泽东十分了解：

有一天，刘澜涛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

这一回，毛泽东要他去调查材料，证明右派分子的话讲错了，而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恰恰说明右派分子的话没讲错，恰恰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看来，胡乔木这一回又用他的材料把毛泽东“顶到墙上，顶得要死”了。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而责怪胡乔木，相反，他对胡乔木提供上来的材料很重视：

毛泽东对胡乔木报送的材料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乡比1959年回去时问题严重多了。毛将此信和材料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他印发给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随后又写信给汪东兴，让汪打电话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并让汪将此信转给还在湖南调查的胡乔木。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毛泽东此时仍很信赖胡乔木，知道胡乔木是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所以，虽然胡乔木汇报的材料不是他想要的，他也没有怪罪胡；其二，胡乔木所调查的地方是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家乡遇到了困难，主席岂能不管？然而，胡乔木却把毛泽东对家乡问题的重视当作毛泽东又想反“左”的信号。于是1961年5月，当胡乔木结束调查赶回北京向主席汇报时，他谈到了反“左”的问题：

当胡乔木返回北京时，已是盛夏季节。尽管一路劳累，胡乔木还是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调查情况。谈话中，胡乔木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他还谈到庐山会议时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刘少奇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的文件的建议。形势已经如此，毛泽东自然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啊，有这回事！”

笔者认为，胡乔木的这次谈话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因为，胡乔木这番话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庐山会议其时已经尘埃落定，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会议定性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而他“却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毛泽东听了，做何感想？第二，他不该把刘少奇未公开的建议私下汇报给毛泽东，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客观上这样做会使两个高层领导产生误会或龃龉。

不久，中央召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向毛汇报庐山会议期间刘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文件的事传了出去。这件事引起刘对胡极大的反感。在会议上，刘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结果，会议还没结束，胡乔木的老毛病——神经衰弱——犯了，且来势凶猛以至于无法工作，不得已，他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长期病休。

和主席之间的私密谈话在中央会议上传了出去，这既是胡乔木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他无法追问的问题，他为此既受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也再次吞下了“两边不讨好”的苦果。他老毛病的发作与此有很大关系。

1949年解放后，胡乔木在思想上总是赶不上趟，总是赶不上主席的节奏，总是需要主席“猛击一掌”，才会突然醒悟，才会气喘吁吁跟上来。然而，如此苦苦追赶，他的身心疲惫到了1961年恐怕已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临界状态。另外，由于当时的高层领导常常意见不合，胡乔木为此难以摆脱左右为难的困境。他曾经因为不听陈云的建议而既得罪了陈云也惹恼了主席，而这次他又把两位最高层的领导全得罪了。“中共最高层的两位领导人的严厉批评，给胡乔木带来的压力难以想象”。这时候的胡乔木，除了提出长期病休外，还能找到更好的全身而退的办法吗？

魏邦良，摘自《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