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6日 初稿
2012年7月25日 定稿于北京 植物园
目录
第一章 对簿历史公堂的过程
第二章 《宋彬彬的谈话记录》等材料的解读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与卞仲耘之死
第四章 宋彬彬还走的出冠名门吗？
第五章 也谈“中国没有斯维特兰娜”
第六章 评范世龙的诋毁文及其它
结束语
46年前的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卞仲耘之死开红八月滥杀无辜之端、开文化革命滥杀无辜之端，46个年头过去了，却不可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还死者和家属一个公道。
2002年，卡玛拍摄电影《morning sun》，红卫兵纷纷登上银幕妄说历史。宋彬彬在黑屏后面为自己辩解。
2005年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在胡杰先生拍摄的电影《我虽死去》中曾经说过，既然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
红卫兵想改写历史，受难者家属要诉诸历史。王晶垚先生和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势在必行，无可退避，但对簿的时间要因事态的发展而决定。
王晶垚先生和宋彬彬对簿的公堂不是司法的公堂，是历史的公堂。和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已成卞仲耘之死唯一的归案之途。
第一章 对簿历史公堂的过程
大陆电子刊物《记忆》自2010年4月第47期刊发表宋彬彬等人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之后，至今已经组织了三期“师大女附中专刊”[]。这三期专刊对46年前在师大女附中校园中惨死于红卫兵皮鞭和棍棒之下的死者表现出了极大的漠视和冷淡——从卞仲耘校长到那个至今不知姓名的玉华台饭庄19岁的女服务员。红卫兵在《记忆》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文字合计已经超过20万字。这20万字对卞仲耘案件所作“另一种陈述”之目的就是要改写历史。很多人，包括一些文革研究的知名人士都纷纷表态挺宋褒宋，唯恐落后，景象蔚为可观。
但是，横竖翻看这20万字，读者会很容易地发现，旨在漂白宋彬彬的20万字对卞仲耘死亡案件和女服务员死亡案件的廓清并无丝毫贡献。确切地讲，这三期专刊应该叫做“宋彬彬专刊”。红卫兵和红外围（文革中由于出身不好不能参加红卫兵，而自称是红卫兵外围的人和组织）在与卞仲耘案件有关的，旨在改写历史的叙述中只是作红口白牙之讲述，没有拿出任何历史的证据。从宋彬彬矢口否认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是自己的作品，到编造抢救卞仲耘的神话都没有拿出一个字的历史凭证。唯一一个文字证据是文革红人李松文写的关于“七人字条”的证明信，公然编造七人字条的虚假来历。这封证明信写于2010年，充其量是一个案发44年后的口供之笔录——不能成为历史案件的旁证。
2012年春节期间，80期电子刊物《记忆》刊登宋彬彬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宋彬彬在文章中虽不指名却已道姓，向王晶垚先生发出了指向性极其明确的信息。面对宋彬彬的寻衅，王晶垚先生无路可退。2012年3月29日，王晶垚先生在第82期《记忆》上首次公布了《宋彬彬谈话纪要》等六份历史文件，与宋彬彬对簿历史公堂。
宋彬彬文章的关键字
读过宋彬彬的文章之后，笔者曾向很多人提出过一个问题，现在笔者也向所有的读者提出同样的问题：宋彬彬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中的关键文字在哪里？
宋彬彬的文章大约7000字。但是核心内容是下面这133个字：
“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
这133个字是宋彬彬最想说的话，用时髦的语句形容叫做“Keywords”。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读懂这段文字内涵的人，除去宋彬彬刘进叶维丽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分子和《记忆》的大小编辑们，可能只有王晶垚先生及其身边的几个朋友了。
王晶垚先生手中存留有一份直接涉及卞仲耘被害情况的《宋彬彬谈话纪要》。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老师在校园内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卞仲耘遇难后，宋彬彬曾向王晶垚先生讲述了一些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情节。之后，王晶垚先生及其子女进行了追记。在这份绝无仅有的历史文件中，宋彬彬操持着那个时代精英红卫兵所特有的话语系统，以极为冷酷的口气，讲述了她本人在卞仲耘遇害前后的所作所为。红八月的恐怖氛围没有震慑住王晶垚先生为妻子申冤的决心。字字为据，句句为证，王晶垚将宋彬彬的话统统记录在案。红八月中，有1772多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但是，没有一个死难者的家属敢于记录红卫兵的暴行。只有王晶垚先生保留了卞仲耘的血衣；用照相机拍摄了妻子遍体鳞伤的遗体；用笔记录下了与诸多女附中师生的谈话内容。这些谈话记录以真实的语境和不同的视角再现了卞仲耘被害前后的很多细节。其中以《宋彬彬谈话纪要》《胡志涛谈话补记》《王永海谈话记录》《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最为珍贵。
这些可供后人分析研究文革期间发生在北京的第一桩群体杀人案的文字记录的存留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些故纸陈墨是王晶垚先生用毕生之心血保存下来的。在适当的时候把它交还给历史，是王晶垚先生的愿望。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字的存在成为红卫兵妄图为卞仲耘之死做“另一种陈述”的最大障碍。
最早接触到这批材料的是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王友琴女士。时间是在1993年9月中旬。她对这些资料还进行了抄录和复印。她那篇著名的文章《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关于卞仲耘挨打和倒下的描述就源于王晶垚先生的这些材料。
大陆的文恒文化公司在2006年-2007年间也接触过这批材料。
2002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开始策划对卞仲耘之死做“另一种陈述”前的准备工作[]。
2002年-2006年这段期间，叶维丽、刘进，还有曾经做过中国红卫兵的美国女人卡玛走马灯似地不断出现在王晶垚先生家中。她们又是送书、又是送花，还说些不关疼痒的道歉话，一时间还真挺热闹。王晶垚先生为人宽厚，开门辑盗。红卫兵红外围乘虚而入，她们在《最后的晚餐》的油画下面谈笑风生（王晶垚语）。
这些当年的红卫兵来访时，从来不向王晶垚先生询问与当年卞仲耘之死有关的任何细节问题。尽管这个时期是她们自称所谓“重新调查”卞仲耘案件的启动阶段。
宋彬彬说，46年过去，之所以一直想没有去王晶垚家，是不想因自己的敏感身份，给老人带去刺激和哀伤。其实不然！将王晶垚先生及其记录保留的历史资料排除在卞仲耘案件的被调查对象之外是红卫兵们的既定方针。不仅如此，一个可以叫做阴谋也可以叫做阳谋的计划开始实施。这个计划的实施，并不需要宋彬彬本人亲自出马。
就在叶维丽、刘进携手谋划的2002年夏秋之际，后来参与《也谈卞仲耘之死》五人之一的于羚经叶维丽介绍，开始进入王晶垚先生家中。理由很充分——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文革材料。在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于羚不但多次聆听王晶垚先生讲述当年惨案发生前后的相关情节，而且接触并抄录了几乎王晶垚先生家中全部与卞仲耘有关的文字资料，字数不会少于三四万字。
不仅如此！叶维丽还通过于羚向王晶垚先生借阅这些与卞仲耘案件有关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那份《宋彬彬谈话纪要》。于羚在王晶垚先生的笔记本上替叶维丽写下了借条。下面就是于羚帮叶维丽借阅王晶垚先生手中资料的影印件。
图1. 王晶垚记录本上于玲代叶维丽写下的借条。其中，“于羚打印件：”“委会”是王晶垚先生的笔迹。
这个借条清楚地表明，不但于羚看过和抄写过《宋彬彬谈话纪要》，叶维丽也看过《宋彬彬谈话纪要》等材料。叶维丽自称是“营垒中人”[]，互通情报是理所当然的。 以其和宋彬彬、刘进共营垒之关系推断，这份《宋彬彬谈话纪要》以及王晶垚先生手中的其它与卞仲耘死亡有关的材料宋彬彬本人也应该是读过的，其复制件或许至今还置放在宋彬彬办公室的桌案上。叶维丽谋定而动，策划有方；于羚深入浅出、忙而不乱。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叶维丽和于羚真的没有把材料送给宋彬彬看过。做这种隐匿“情报”的事情的目的何在？就是要看宋彬彬的笑话？
如何对付王晶垚先生保留了40多年的材料呢？在后来的10年中，红卫兵的对策逐渐浮出水面。
王晶垚先生并不是对红卫兵的诡异行为没有丝毫察觉。2002年深秋的一天，一些朋友们应邀在王晶垚先生家里观看卡玛的电影《morning sun》（英文版）。当时在场一起观看电影的还有于羚女士。叶维丽的嘴脸出现在影片中，当讲到卞仲耘之死时，叶维丽说卞仲耘死亡的最终原因是心脏病。 耳熟能详啊！三十三年前红卫兵就是这样说的，宋彬彬当年就是这样说的，刘进当年就是这样说的。王晶垚先生让朋友反复播放叶维丽的这段讲话。之后王晶垚先生陷入长久的沉思。
从那时起，受难者家属王晶垚先生和红卫兵围绕着卞仲耘案件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开展了一场不为常人所察觉的抗争。这场抗争经历了三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
2007年秋季，师大女附中举行90周年校庆。宋彬彬被校方选定为“知名校友”，宋彬彬给毛戴红袖章的照片赫然树立在校园中。红卫兵们在人民大会堂杯盏相碰、弹冠相庆。
红卫兵首鼠两端。原来造访和道歉都是在搞障眼法。王晶垚先生如梦初醒。老人毅然发表《公开信》阐明自己的立场。老人在定稿的最后时刻亲自在打印稿件上注明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的那个红袖章上“有卞仲耘的血”[]。
自王晶垚先生发表声明之后，刘进、叶维丽，还有那个于羚再也没有登过王晶垚先生的家门。就像黎明前在街道上蹦跳的女巫，当人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她们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第二个回合
2010年4月底，《记忆》第47期是师大女附中专刊。重头文章是宋彬彬、刘进、叶维丽、冯敬兰和于羚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为了扩大《也谈卞仲耘之死》的影响，她们将《也谈卞仲耘之死》改名《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的第7期上。在洋洋近五万字的文章中，于羚和叶维丽只字不谈王晶垚先生记录和保留的资料中所呈现的事实。将这些资料中与宋彬彬和红卫兵有关的情况完全被屏蔽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之外，好像他们从未见过王晶垚先生手中的材料似的。例如，于羚明明知道“七人字条”是当年王晶垚先生向宋彬彬等七人索要，却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中公然伙同冯敬兰和李松文制造“医院向校方索要签名字条”的谎言。她连在《也谈卞仲耘之死》的文章中客观呈现王晶垚先生关于关于“七人字条”来历的勇气都没有。
胡适和傅斯年都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近代史学之父” 利奥波德·冯·兰克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为“兰克史学”。叶维丽是美国史学博士，对史学研究的大原则应该一清二楚。但是在“卞仲耘案件”的实际操作中，却采用屏蔽历史资料的做法。此等卑劣的史料筛选模式也是从美国导师那里学来的吗？
王晶垚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建国后又在近代史所工作30年。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决定了他的做法和红卫兵的做法截然不同。王晶垚先生采取的做法就是出示文革时期的文字记录。
无论是王晶垚先生还是宋彬彬，或者其他人，仅凭46年后的言说都是很危险的。现在，红卫兵在《记忆》上就是靠红嘴白牙漫无边际地胡说。王晶垚先生，一个今年91岁的老人，如果他只做言说，其谈话内容也肯定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林莽老先生在90岁时发表了指控宋彬彬的文章。虽然所述事件的时空间有所错乱，但基本事实应该是成立的。可是被红卫兵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唐德刚在采访90高寿的胡适和张学良后就发现，这些老人在回忆往事时，诸多事件的细节描述之时空间是不对位的，是错乱的。但是事件本身的客观存在是不容怀疑的。
王晶垚先生面对红卫兵的诡辩时,选择出示历史资料，这是史学工作者的职业性选择。为了回应红卫兵的另一种陈述，王晶垚先生选择在《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10期上公布了张静芬老师在卞仲耘遇难后4天发出的匿名唁函。
张静芬老师的这封匿名信几乎涉及了卞仲耘被害前后的全部重要情节：被打的情况、被滞留校园不予抢救的情况、第二天刘进广播讲话内容等等。对照张静芬老师在卞仲耘被害后第一时间的陈述，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红卫兵的“另一种陈述”完全是胡扯！
读者多是感概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还有人敢于揭露暴行。而真正能读懂王晶垚先生公布历史材料的更深层用意的人的却很少很少。但是红卫兵读懂了。
如何应对王晶垚先生出示历史资料的举动？如果王晶垚先生将他手中全部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材料包括那份《宋彬彬谈话纪要》公诸于世该如何应对？以往对王晶垚及其资料所采取的屏蔽和不提及的策略显然已无效，红卫老兵们需要拿出新的对策。
第三个回合
老红卫兵们在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反复研讨之后，终于决定以攻为守。她们在2012年1月31日的第80期《记忆》上发表了宋彬彬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文中写下了上文引录的133个字。而这133个字中又以“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这32个字为关键字中的关键字。
宋彬彬的这32个字背后隐匿着以下若干个暗示：
第一、 宋彬彬欲盖弥彰，故意不提王晶垚先生手中的《宋彬彬谈话纪要》，似乎她今生今世从未见过这份谈话记录。
第二、 宋彬彬否认文革中见过王晶垚先生。是想从根本上挖去了王晶垚先生手中这份《宋彬彬谈话纪要》历史根基。使这个文本沦为一个“民间流传”的版本，最终落得个“不足以为信”的下场。
第三、 宋彬彬实际上是在暗示王晶垚先生不要出示这份《宋彬彬谈话纪要》。即使你王晶垚在媒体上出示了这份文件，我宋彬彬也不会认账。胎死腹中——是宋彬彬留给王晶垚先生处理手中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文字材料的唯一选择。
与宋彬彬的文章同步，红卫兵战友刘进在第80期《记忆》上放出“孤证”说。所谓“孤证”说，就是将揭露红卫兵丑恶行径的文章统统划入“孤证”范围，以“孤证不立”为据一律予以抵赖。面对陶洛诵同学的指正和林莽先生的指正，刘进都以“孤证”为由予以抵赖。
闹剧即使穿帮，也要一直演下去。她们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不仅如此，“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红卫兵对王晶垚先生向世人出示历史资料的局面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面对宋彬彬最后通牒式的异常举动，王晶垚先生没有选择的余地。积46年之心血记录和保留下来的材料不可能因为宋彬彬的一句话就成为一叠废纸。46年前，红卫兵呼啸北京城时，王晶垚先生都没有退缩，46年后，莫非红卫兵还敢杀人？
立即公布这些材料，让这些材料即刻见天日是王晶垚先生唯一的选择。这些材料是：
1）《宋彬彬的谈话记录》；
2）《胡志涛谈话补记》；
3）《刘文连谈话记录》（原件遗失，尚未发表）
4）《宋淮云刘秀莹谈8月6日上午校文革刘进广播稿》
5）《汪彬彬 全校控诉会控诉记录》
6）《王永海谈话记录》
7）《66.8.5.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名单）》
还有就是叶维丽2003年8月23日通过于羚（笔迹）借阅有关材料的借条影印件《于羚代叶维丽写的借条》。为了袒护叶维丽，《记忆》的编辑拒绝在第82期上将其与其它6份资料一起刊出。
需要说明的是，王晶垚手里的材料证明，宋彬彬在卞仲耘被害后不止一次见过王晶垚先生。王晶垚先生记录的和宋彬彬的谈话记录也不止现在公布的这一篇。王晶垚先生用毕生的心血保留下来的这些文革资料是最重要的文革档案，将成为“卞仲耘案件”的最权威的研究资料。
政见可以不同，立场也可以选择。于羚和叶维丽可以选择为红卫兵辩护，为宋彬彬辩护，也可以为“红八月”辩护。但是，诚实面对史料是正直的人所具备的品德。如果她们还保留着那么一点点人的良知的话，希望她们两人能够在媒体上（最好是在《记忆》上）宣布确实抄录过和阅读过王晶垚先生公布的那些材料；至于这些材料是否给宋彬彬看过也应该给读者一个交代。
下面，就让我们来翻动一下这些发黄的纸页，看看这些已褪色墨迹都记录下了些什么？（未完待续）
郎钧，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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