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将刘少奇与西哈努克一起谋杀……”

1963年谋刺刘少奇案始末（上）


    1963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柬埔寨，受到金边万人空巷的隆重欢迎。可谁会料到，如果不是中国安全部门、柬埔寨政府与爱国华侨的鼎力合作，及时粉碎台湾国民党特务的谋杀计划，那么，随着轰隆的爆炸声，刘少奇将会罹难于异国他乡。


“如果能将刘少奇与西哈努克一起谋杀……”

    196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为打破困局，中国政府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 

    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欢迎。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看到中柬友好，断定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再访金边，因此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1961年9月，大陆安全部门得到情报，说台湾情报局已探知刘少奇主席可能在1963年率中国代表团出访柬埔寨等国。10月，台湾即派上校级特务张霈芝到南越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第三工作指挥站，布置暗害刘少奇的国际谋杀案。

    台湾特务认为，从地理人事关系上看，在柬埔寨暗杀刘少奇比在缅甸和老挝下手更为有利，如果能将刘少奇与西哈努克一起谋杀，那是最好不过了，即使只杀死其中一人，也破坏了中柬关系。于是，他们策划建立一个金边组（又称高棉组），具体执行暗杀任务，并将行动称为“湘江计划”（可能因为刘少奇是湖南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张霈芝回忆“湘江计划”未曾改称“秋风”行动，“秋风”是中共方面的称呼。

    张霈芝原籍广东鹤山，7岁时全家移民越南，18岁遇见侨领李朴生。经李的引荐，投入戴笠旗下，受过专门情报训练，曾亲自逮捕知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

    张霈芝是越南华侨，对东南亚一带相当熟悉。时隔三十余年后，他回忆：“到柬埔寨执行暗杀刘少奇计划，是当时蒋经国特别召见我们当面口谕，还有召集的手令，我们共去了四个人，我、农稔祥、梁明、文锡龄。我们准备了炸弹、手榴弹、毒药等，大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整个暗杀的过程，事先都经过详细的沙盘演练，没想到‘事迹泄漏’。”最令张霈芝记忆深刻的事，是蒋经国还拿蒋介石名言作临别赠言：“天下绝无不可克服之困难，亦断无打不败的敌人！”（《当年谋炸刘少奇缘何失败老特务张霈芝细说由来》，新加坡2000年秋《星岛周刊》）

    在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的策划下，1962年2月1日，台湾特务在柬埔寨首都建立金边组，组长为张霈芝，农稔祥为副组长，成员除张氏等四人由台湾赴柬埔寨外，还在柬陆续发展和收买了一支40多人的庞大行动队伍。


台特精心设计多种谋刺方案

    当时有一个叫肖成的华侨，原籍广东东莞，祖居越南，因谋生而流徙于越南与柬埔寨之间。1957年吴庭艳统治南越时，为了搜罗炮灰，强迫他加入了越南国籍。肖成因害怕服兵役，全家偷渡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市，与哥哥合作开设了一家平民照相馆。195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东南亚，激起了华侨的爱国之心。肖成的第二个儿子肖广思想上要求进步，常参加华侨爱国团体的社会活动，对社会主义祖国甚为向往。但肖成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无力达成儿子回国的愿望。

    肖成与“华侨”许湛认识多年。许氏表面上以基建小包工为职业，在金边华侨社团中接触面广，关系复杂。当他得知肖成的儿子渴望回国但缺乏经济能力时，便表示完全可以承担回国费用，但条件是回去后必须向他提供有关祖国的情报。肖成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借水行舟”，回国后便摆脱与许的关系，便答应了这个条件，并由许介绍认识农稔祥。农氏报请上级批准，在金边郊区一所小屋中对肖广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特务训练。  

    1961年冬的一天，肖广参加金边爱国华侨学校的一场球赛，脱掉衣服上场时，口袋里掉出一个钱包，内有受特务训练的文件和有关证件及一张纸条，条子上写着一个指示，要肖广去中国大使馆申请护照回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学习，趁机窃取情报，然后把情报交给香港的联系人×××。这些内容恰被一个爱国学生发现，感到事情重大，当即前往中国驻金边大使馆报告。大使馆一等秘书兼领事部主任陈扬（广东人）接待他。陈扬经过多方调查，得知肖广之父肖成与台湾国民党特务老农来往密切。大使馆向国内有关部门请示处理方案，国内回复：“摸清敌特情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其为我所用。”并指定由陈扬负责。（陈禹山、陈少京《袁庚之谜》，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肖成知道儿子丢失有关证件后不以为然，只嘱咐肖广不要声张。1961年岁末，肖广特务训练结束。按照农稔祥的指示，肖广去中国大使馆，以华侨身份要求回国工作和生活，办理护照等手续。陈扬亲自接待并耐心教育后，肖广彻底交代了问题。接着，陈扬通知肖广的父亲肖成直接去大使馆面谈，说明其子已悔过自新，笑着指出他们的想法太天真，安慰肖成不必为肖广回国后的安全及工作生活担心，全部均由祖国政府安排。陈扬因利乘便，反用肖成为我服务，并进一步叮嘱说，要绝对保密，装着什么也不知道，随即批准了肖广的护照及一切回国手续。

    另一边，农稔祥也给了肖广足够的费用，送他启程。肖广回国后被安排在广州一家工厂工作，在有关部门安排下曾多次把假情报寄送给柬埔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陈扬逐渐把肖成发展为中方内线（袁庚认为，这是侦破“湘江案”的关键一招），要求肖成多了解农稔祥的活动，但千万不能主动，只用“老实，无知”的态度去接近，以争取农稔祥信任，深入到特务内部去。

    1962年，农稔祥对肖氏父子的信任逐步建立起来。1963年3月下旬，新华社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将于4月底5月初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的消息，台湾国民党当局开始布置刺杀计划。

    台湾“国家安全局”经过比较，将刺杀地点选定在柬埔寨。这是因为：一、柬内部不稳，反共亲美势力强大。二、西贡有台湾的“大使馆”，距离金边较近，有利于运送暗杀器材和台特的进进出出。三、台湾在金边的特务多，很多部门有内线。（马保奉《台特务密谋暗杀刘少奇》，人民网2008年8月22日）

    张霈芝等人的谋刺计划设计了几种方案： 

    第一，金边最大的现代夜总会，西哈努克一定会在那儿设国宴款待刘少奇，可埋伏人手于附近或乔装饭店人员，伺机将手榴弹掷向刘少奇的座驾。  

    第二，在刘少奇受邀欣赏电影或戏剧之公共场所，将手榴弹掷向刘少奇。 

    第三，把毒药放在刘少奇的食品内。不过，虽经介绍认识几名厨师，但张霈芝等人认为都不大可靠，更遑论“下毒”，此方案被否决。  

    至于第一与第二方案，风险大，命中率不高，又不能全身而退，也被否决。最后，终于决定在刘少奇访柬的必经之路上“挖地道、埋炸药”。引爆的时间预计在5月1日刘少奇一行从机场到金边时进行。这一计划由张霈芝、农稔祥主持，另外13人执行。这是台特执行暗杀计划的重点，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国内有传台特企图收买机场人员，在刘少奇的座机上安放定时炸弹，以便让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重演。但张霈芝的回忆根本没有提到这点，估计台特认为中共安全部门对此已提高警惕，难以下手，因此未将这一方案纳入计划。

    从1961年10月到1963年，台湾特务通过南越政府驻柬埔寨代表处以“外交邮袋”方式，从西贡往金边偷运暗杀器材，包括炸药、雷管、定时器、燃烧弹、手榴弹、消音枪支等。

杨尚昆、袁庚出马，意外获得10封“密信”

    当时，中国领导人出访的安全保障工作由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中国早已察觉台特的阴谋活动，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在1963年3月28日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杨尚昆任组长，国务院侨委负责人廖承志和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孔原任副组长，以确保刘少奇出访的安全。

    4月中旬，刘少奇开始到印尼访问。中国安全部门发现，台湾的特务在东南亚、印尼活动频繁，国家安全部门确定台湾情报局一定会搞暗杀，但具体的方式和方法还不清楚。为准确地搞清敌人的阴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决定临时抽调调查部袁庚、国务院侨委吴济生司长和公安部杨世瑞等人组成先遣小组，赶赴柬埔寨，负责刘少奇访柬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袁庚任调查部一局副局长，主管东南亚工作。他是一位传奇人物，经历了军界、政界、外交界的几十年风雨沧桑。1950年代初，袁庚随陈赓大将抵达越南北方，成为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会前，曾发生了国民党特务企图谋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当时，袁庚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他为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这次为保卫刘少奇的安全，袁庚再负重任。4月7日，袁庚等先遣组人员乘专机经河内由老挝首都万象飞抵金边。

    先遣小组人员开始接见侨领和华侨骨干，着手组织华侨积极分子队伍，开始有组织有领导有分工地对台特分子进行跟踪监视，同时收集各帮派黑社会流氓的资料。

    4月11日，特务陈海通在边界神秘地交给肖成一个装着两支雷管的厚纸盒，伪称“无线电零件”，叫肖成带给农稔祥。肖成真以为是“无线电零件”，随意带走，并不慎丢掉一支。农稔祥埋怨肖成做事太不小心，肖笨头笨脑地回答：“电器零件能值多少钱……”

    16日，肖成向陈扬等人汇报此事。在场的袁庚富有经验，指出这两支铜管不是什么无线电配件，而是国内14日电告的美制军用电导火雷管。袁庚等人判断：“敌人已准备有所行动了！” 与会者这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暗杀器材居然通过中方的内线带进来并交到敌人手中，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大家心情沉重。陈扬转身安慰肖成：“不要害怕，仍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保持关系，以便了解他们更多的活动情况。”

    袁庚决定与P021（情报员代码）见面，亲自了解情况，追查雷管的下落。

    P021忠厚有余而机灵不足，遇事慌张胆小。但他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肖成为敌特农稔祥带给台湾当局的信从12日至17日共积压了9封，存在越柬边界的秘密交通站，原因是西贡交通一连多天没有派人来取。农稔祥要肖成19日再去边界联系，并且再次交给他一封急信。 

    袁庚等人估计这10封信关系重大，因为这些信都是农稔祥11日收到雷管后连续发出的，信中必然涉及“湘江案”的具体部署。在袁庚、陈扬的布置下，肖成等人很快取回了那10封信，这时已是18日下午2时。  

    打开信件一看，除两封是台湾特务来信的原件照转外，其余八封，字大、行疏、纸皱，根据这三大特点，袁庚肯定信中有密。他最感焦虑的是信件能否迅速破译，肖成在这期间能否不暴露。袁庚当即特急报请国内指示简易显影办法，同时立即分头向市面药房和爱国华侨医院购买或借用紫外灯。（未完待续）

    卢荻，摘自《决策与较量——看国民党如何败亡大陆》，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