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的传奇人生

    新年刚过，得悉罗孚92岁华诞时，他的家人和旧部为他庆贺寿宴甚为热闹，出席的亲友多达余人，成为近期香港文化新闻界的一大盛事。想到不久前，他的小儿子罗海雷新著《我的父亲罗孚》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11年十大好书，内地中央编译出版社一口气出版了罗孚著的《北京十年》《燕山诗话》《西窗小品》《文苑缤纷》等七种散文随笔集，真可说是多喜临门。也因此引起我对这位颇具传奇性的文化老人的一些联想。

    罗孚虽在香港生活、工作，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文化圈里也是名闻遐迩的。他曾担任过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是位著作甚丰、阅历深而交游广的著名老报人、专栏作家。后来因为所谓美国间谍案引起波澜更为人知晓。稍后又因在京城度过十年“休假式的”假释期，与文化界诸友好名士往还唱和，过着一种不完全自由的自由和潇洒生活。若称过往那些大起大落的遭遇为“传奇”实不为过。如今有了海雷的书，虽说是写他父亲的传记，其实是以罗孚生平为经，以香港有关的历史变迁为纬，交织融合成一体，从中不仅可以较深地了解这位老报人曾经的沧桑岁月，还能透视大公报和香港左派的政治、文化、新闻的某些曲折、丰富、跌宕的历史身影，使这部传纪有了更宽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和价值。

    书中写到大公报在桂林、重庆、香港等不同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起的不同作用，曾经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创造过中国新闻史上许多第一的辉煌业绩，还曾有过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杰出的报人，对推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历史的进程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名字都已为世人所熟知，但作者在书中却写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轶事，使读者近距离感受到他们的音容笑貌。罗孚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受到熏陶成长起来的。他从1940年桂林时期加入大公报，整整在此工作了四十一年，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长为副总编辑兼晚报总编辑，从副刊编辑、记者进而兼任中共在港的文化宣传、统战、情报等等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导人物。他也因此与好几代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交往成朋友，这对他为人和学识修养品性都有所熏陶濡染和深远影响。从早期受益于杨刚的领导，与前辈柳亚子的交往，一直到后来与聂绀弩、范用、黄苗子、吴祖光、黄永玉、杨宪益……等等大批文化人成为情深义重的好友。早在八十年代前，从他与台湾徐复观交往十年，因统战出发最终双方都化政敌为友；在香港既与政见不同的文化新闻界人士强悍论战，又是一笑泯恩仇以同行相视而友善等等，凡此书中都有叙写，且有这些名人大家的大量书画墨宝作插图，见证了这样的历史，也使这本书凭添了浓重的文化艺术韵味。

    罗海雷并不因为为自己父亲作传而讳言他的缺失。罗孚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党性组织性都极强的文化战士，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正确光荣，因此也为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等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美化，转而猛烈攻击对方（包括曾为同事后成论敌的金庸），展开激烈论战。连罗海雷都认为他有时“左气逼人”。在写作文字上如此，在行动上有时也左得惊人。文革时，香港左派策划“反英抗暴”斗争，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狂热到不仅他的孩子，以至连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放假“菠萝（炸弹）”。当然他还做了大量关于团结海外华人的工作，包括最早促成组建北美华人访华团，那时正是中国闭关孤立，亟待打开国门的时候。他又是一位有学养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老报人特有的新闻敏感性，擅于捕捉瞬间即逝的最有价值的新闻，深谙读者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求。他创办新晚报办得有声有色。他是发表连载小说《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的推手，更是主导梁羽生、金庸写武侠小说而成就了现代文学中的一种新文体的最早倡导者，他还是热心发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溥仪的《我的后半生》曹聚仁的《文坛感旧录》以及张作霖传记等等大批有影响作品的主事者。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忠诚的党的战士和杰出的有丰富历练的新闻工作者交融成一体的老报人形象，在待人处世方面更以他的善良真诚谦和为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们所接受和尊重，使他活跃驰骋在香港文化新闻界，达到“文化生涯的一个高峰期”。没有想到，随即又步大公报许多前贤后尘，四十一年功名尘与土，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经常遇到的带有悲壮色彩的宿命。

    二

    我最早看到罗孚是在1979年文代会期间。那时人大礼堂开会时许多厅堂都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走动。我看见一群与众不同的穿着鲜丽说着“鸟语”（粤语，开个玩笑-晨按）的人们正在寻找什么似的。其中一位美艳的女士不正是大明星夏梦吗？那无疑是香港代表团，可以辨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领队，个头不高但却很谦和稳重颇有派头，他们都在问他长短，他不慌不忙地回答着指挥着大家。我旁边有朋友就告诉我：“那是罗承勋（即罗孚）。”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如罗海雷所说，那正是罗孚“红到发紫”的时候，为众人所知。

    稍后，我又听说了一件事：1981年下半年，发生巴金的随想录文章被大公报擅自删节一事。因原来责编潘际埛（即唐琼）休假，另一位编辑代班忠实执行上面指示，把有关文革的话语统统删去，连“牛”“牛棚”等字样都以为忌讳而砍掉，就像阿Q因为忌讳“癞”，因此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巴老得知后十分生气，就不愿再给大公报继续写稿，这时罗孚闻讯就诚恳地对巴老说，以后把随想录文章转到新晚报发表吧！保证一字不改。后来唐琼向巴老道歉解释才算平息，文章继续在大公报连续刊登。但罗孚的迅速反应和决断说明他作为副总编辑既为大公报解围，也显示了他主事的新晚报的大气和果断。巴老对我说及此事时对罗孚甚为好感，我也因此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不久就听说了他因“间谍”案而身陷“缧绁”（据说始终没有住过一天监狱，而是住在招待所受审）之灾，一时轰传文化界。后来又听说判了十年刑即予假释，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里，还发给不菲的生活费，派了保姆照顾，可以在北京范围自由活动、与朋友交往等等。从我自己经验以及听到看到类似的事太多，因而一点也不感意外。过去常有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等葫芦案，所以也就不以为意。在罗海雷的书中对此有更详细的叙写，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时兴的“休假式”来形容其“假释”生活。所以，当有一天我的同事包立民来问我：“罗孚写的稿，现在北京有刊物发表，我们报纸能不能发。”我一口答应：“可以。”一篇随笔稿就由包立民取来用了一个笔名“史复”发表了。再过一些日子，我自己因写关于梁羽生稿，也曾去到罗孚住的公寓看望并请教他。那次他太太也住在那里。他还悄悄告诉我：这个院子里住了很多名人，其中有些是特殊的名人如林彪案的重要“钦犯”。他留我吃饭，我辞谢了。以后偶有电话联系，譬如他问我对聂绀弩是否有研究，因他正在为聂的诗文编辑文集。他回香港后，我去中文大学作学术访问时也曾去他的新东方台寓所看望过他，见他满屋满桌子都堆满了书报杂志，他正趴在书报缝隙中赶写一篇专栏文章，写完立即发往报社。我还真目睹体验了一把香港作家写作生涯的辛苦。他偶然因看到我的文章兴之所至就写信回应。他写信或寄贺年卡中称我“大兄”，我哪敢当！无论从年龄、学识、资历哪方面，他都是我敬重的前辈，后来我还知道他对许多朋友都这样称呼，我一点不觉得他是矫情，从我与他不多的交往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为人的谦和亲切，真诚善良，怪不得他的人缘那么好，敌友各方人士对他的人品绝对都是赞赏的。所以当他遭遇灾难羁留京城时，他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那么多的同情和友谊，那么多的新知旧雨对他伸出了美好温暖的手。罗海雷书中披露的那么多京城顶级文化名人的诗文书画、唱和酬答就是明证。而他自己的生活从此也由绚烂归于平淡，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写了那么多生平从未有过的独立思考的富有文化意蕴的诗文，结出丰硕的成果——七本随笔集。正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不枉了这北京十年的“休假式”生活。

    如今，在离开大公报30年后，他第一次重新踏进报社大门受到现任领导的隆重欢迎，旧部亲友为他九二华诞盛宴欢聚庆贺，这足以说明清者自清了！正如夏衍老人当年给范用信中说的：“……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罗孚回京后，可请他来舍一谈……”巴金老人当着罗孚面说：“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但我从常识判断……”这些老人给予的友情的慰藉和信任是多么宝贵！这也使我想起了著名导演谢晋生前爱说的一句话：“金杯银杯（指奖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罗孚正可因此坦然而释然了！

丹晨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