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8日 星期四

王維國的個人災難,起因於北京兩個電話



林彪、江青集團文武不和,在黨內路線上有分歧,雙方明明是在鬥、在爭,特別法庭則故意將林、江二者“穿越”在一起,稱其為“勾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林彪集團當年他們反的就是“四人幫”!不是為此得罪了毛澤東,林彪怎麼會從政治巔峰一落千丈?


《新史記》于鵬飛、杜鵑





“九一三”事件前夕的王維國。攝於1971年8月下旬。(本文圖片均爲于鵬飛、杜鵑提供)

一,禍起蕭牆,沒有硝煙的新戰場:軍管會

“文革”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場政治災難,從結局來看,對王維國而言也是一場個人災難,它起因於來自北京的兩個電話。

1966年12月25日,由於上海市市長曹荻秋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造反隊”(下稱“工總司”)和其對立面“上海工人赤衛隊”(下稱“赤衛隊”)之間的表態,導致赤衛隊幾萬人包圍了市委大院。張春橋立即不失時機地通過徐景賢等人煽風點火,慫恿工總司頭目耿金章、王洪文調集四五萬名手持凶器的造反派圍剿赤衛隊,從而引發了上海的第一場大武鬥,當場抓走赤衛隊骨幹300餘人。隨後工總司又製造了流血的“昆山事件”,數百名赤衛隊員先後被鋪,受到刑訊逼供,主要負責人被判刑或管制。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又直接策劃了《文匯報》奪權,5日《解放日報》宣佈奪權,12日,造反派打倒了曹荻秋和時任市委第一書記、南京軍區政委兼上海警備區黨委第一書記陳丕顯,造成了上海市權力的真空,史稱“一月風暴”。上海灘風起雲湧,形勢迅速惡化,49個區、縣、局單位,在三天之內都被奪了權。2月5號,上海市宣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各路造反派頭目紛紛爭奪權力寶座,王洪文等人順利上位。

就在造反派還沈浸在勝利喜悅之中,中央已經看到全國各地動蕩的形勢,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23日毛澤東又提議,決定派解放軍“三支兩軍”,隨後這項工作在全國陸續鋪開。據王大章回憶:他父親擔任上海市的公檢法軍管會的主任,是受命於中央,並且自實行軍管到“9.13事件”,這個職務一直由他父親擔任。王維國就在紛亂的形勢下和複雜的背景裏,走馬上任,與一群政治暴發戶為伍。
按說,上海市公檢法的軍管任務應當順理成章交給上海警備區,為什麼交給了空四軍?王大章並不清楚。也許因為警備區長駐上海,與舊市委的淵源比較深,陳丕顯本身就兼任警備區政委,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不僅和陳丕顯是工作搭檔,個人關係也很不錯,尤其當陳受到造反派衝擊時,他是堅定維護陳的,令張春橋等人大為不滿並多有摩擦。擔任公檢法軍管會主任職務的人,與新上任的造反派之間的關係如何,很可能是中央考慮人選的一個因素,而王維國則素來與市府、市委沒有瓜葛。

《邱會作回憶錄》(下)(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中,對“三支兩軍”(即支持左派群眾、支援農業生產、支援工業生產、軍事管制、軍事訓練)是這樣記載的——“‘三支兩軍’工作一直在主席手上,具體工作一直在總理手上,林彪沒有具體管過‘三支兩軍’工作。軍隊支援地方的幹部,不論是曾經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還是派往國務院各部委,都是辦事組從全軍挑選的,這些人的工作都得到過主席、總理的好評。……我在辦事組負責選派支左幹部的選派工作,工作相當難做。部隊幹部一般文化比較低,而且從曾經革命開始就在部隊工作,多數人方法簡單,很難適應地方的工作,但總理一個勁地要人,只有在部隊裏選來選去。”(541頁)
這段文字對應了王大章的回憶。上海市是直轄市,王維國後來被“三結合”,是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他被軍委辦事組選中是由於工作“得到過主席、總理的好評”。名單是軍委辦事組給出的,由總理親自落實的,既與“上海幫”無關,也與林彪無關。
第一個打來電話是空軍司令吳法憲。吳把中央這一決定通知王維國,吳說:中央決定上海公檢法三個單位,全部由空四軍擔任軍管。王維國的態度卻出乎吳司令的意料,他推說,執行“三支兩軍”我們已經派出了很多幹部了,再軍管公檢法的話,我們已經派不出幹部了。這樣我們部隊正常工作也要受影響。他跟吳法憲這麼講,就等於把這件事給推掉了。
正像當初軍委辦事組對軍管人選名單所擔憂的那樣,王維國一直在部隊,並不熟悉地方工作。而且他身處上海多年,尤其是文革以來發生的諸多事件他都耳聞目睹,現在讓他去蹚上海這灘“渾水”,困難是明擺著的,對於公檢法軍管會主任的大權,於公於私他都無意染指。他對權力的態度,與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陳阿大之流相比自是截然不同;與從1965年起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的張春橋而言,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多年後說起擔任軍管會主任這件事情,王維國依然認為當初空四軍的戰備任務很重,他對地方工作也不瞭解,沒接觸張春橋時只知道他是中央文革的人,是代表毛主席的,一接觸才曉得是什麼人,但是又要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所以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王力曾經記下了毛澤東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對王力等人說的私房話,要旨是:“砸爛舊世界,創立新世界”,要以新代舊。張春橋曾經很露骨地說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下稱《浩劫》,183頁)。張有思想、有文化、有地位,深得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精髓,在“文革”中如魚得水,個人野心急劇膨脹。與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協助和林彪對毛澤東的追隨不同,周、林二人對毛澤東晚年思想體系只是被動貫徹,江青和張春橋才是秉承這一理論最好的接班人,最好的實踐者。“文革”中他利用群眾打擊排斥異己,就是為了“總把新桃換舊符”,能在中國叱吒風雲。“上海幫”一開始就對“文革”極力推崇,對權力趨之若鶩,在亂中取勝,靠造反發家,他們是“文革”最大的受益者。毛遠新曾經回憶說:1976年周總理逝世後,毛澤東最終決定“讓王洪文、張春橋讓一讓”,由華國鋒繼任總理一職。毛遠新就此向毛澤東反饋說“王洪文對這一決定表示同意,張春橋則沒什麼表示。”其實“沒什麼表示”就是表示——表示了張春橋的野心與失落。
王大章回憶道:吳法憲做不通我父親的工作,沒想到,後來周總理親自打電話來做他的工作了。周在電話裏講:“中央任命你為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主任,希望你把這項工作抓起來。”既然是周總理代表中央親自打來電話,王維國當然就不可能再推了,只有堅決執行,就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楊子榮。於是王維國走出軍營,登上了上海的政治舞台,除了市公檢法軍管會,同時還兼管著上海市警衛處,專門負責到上海來的中央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安全保衛工作。

公檢法軍管會是市革委會的下屬,各級政府都有,從市到各個區都實行軍管,意味著空四軍的幹部擔任了各級公檢法系統的一把手。王大章記得,當時參與各級軍管會的有炮8師的師長劉志明,炮3師的政委劉忠樸(音),獨5師政委周正美等。市軍管會副主任由四軍的師職幹部擔任,剛接手時王維國都是直接參與的,後面就由副主任管具體工作,王維國總負責。對王維國和空四軍而言,軍管不僅是出人、還是出事,接下來麻煩事就接二連三地發生了,與王洪文等人之間的摩擦也就因此而起了。(《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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