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集團文武不和，在黨內路線上有分歧，雙方明明是在鬥、在爭，特別法庭則故意將林、江二者“穿越”在一起，稱其為“勾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林彪集團當年他們反的就是“四人幫”！不是為此得罪了毛澤東，林彪怎麼會從政治巔峰一落千丈？
《新史記》于鵬飛、杜鵑
“九一三”事件前夕的王維國。攝於1971年8月下旬。（本文圖片均爲于鵬飛、杜鵑提供）
一，禍起蕭牆，沒有硝煙的新戰場：軍管會
“文革”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場政治災難，從結局來看，對王維國而言也是一場個人災難，它起因於來自北京的兩個電話。
1966年12月25日，由於上海市市長曹荻秋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造反隊”（下稱“工總司”）和其對立面“上海工人赤衛隊”（下稱“赤衛隊”）之間的表態，導致赤衛隊幾萬人包圍了市委大院。張春橋立即不失時機地通過徐景賢等人煽風點火，慫恿工總司頭目耿金章、王洪文調集四五萬名手持凶器的造反派圍剿赤衛隊，從而引發了上海的第一場大武鬥，當場抓走赤衛隊骨幹300餘人。隨後工總司又製造了流血的“昆山事件”，數百名赤衛隊員先後被鋪，受到刑訊逼供，主要負責人被判刑或管制。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又直接策劃了《文匯報》奪權，5日《解放日報》宣佈奪權，12日，造反派打倒了曹荻秋和時任市委第一書記、南京軍區政委兼上海警備區黨委第一書記陳丕顯，造成了上海市權力的真空，史稱“一月風暴”。上海灘風起雲湧，形勢迅速惡化，49個區、縣、局單位，在三天之內都被奪了權。2月5號，上海市宣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各路造反派頭目紛紛爭奪權力寶座，王洪文等人順利上位。
就在造反派還沈浸在勝利喜悅之中，中央已經看到全國各地動蕩的形勢，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23日毛澤東又提議，決定派解放軍“三支兩軍”，隨後這項工作在全國陸續鋪開。據王大章回憶：他父親擔任上海市的公檢法軍管會的主任，是受命於中央，並且自實行軍管到“9.13事件”，這個職務一直由他父親擔任。王維國就在紛亂的形勢下和複雜的背景裏，走馬上任，與一群政治暴發戶為伍。
按說，上海市公檢法的軍管任務應當順理成章交給上海警備區，為什麼交給了空四軍？王大章並不清楚。也許因為警備區長駐上海，與舊市委的淵源比較深，陳丕顯本身就兼任警備區政委，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不僅和陳丕顯是工作搭檔，個人關係也很不錯，尤其當陳受到造反派衝擊時，他是堅定維護陳的，令張春橋等人大為不滿並多有摩擦。擔任公檢法軍管會主任職務的人，與新上任的造反派之間的關係如何，很可能是中央考慮人選的一個因素，而王維國則素來與市府、市委沒有瓜葛。
《邱會作回憶錄》（下）（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中，對“三支兩軍”（即支持左派群眾、支援農業生產、支援工業生產、軍事管制、軍事訓練）是這樣記載的——“‘三支兩軍’工作一直在主席手上，具體工作一直在總理手上，林彪沒有具體管過‘三支兩軍’工作。軍隊支援地方的幹部，不論是曾經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還是派往國務院各部委，都是辦事組從全軍挑選的，這些人的工作都得到過主席、總理的好評。……我在辦事組負責選派支左幹部的選派工作，工作相當難做。部隊幹部一般文化比較低，而且從曾經革命開始就在部隊工作，多數人方法簡單，很難適應地方的工作，但總理一個勁地要人，只有在部隊裏選來選去。”（541頁）
這段文字對應了王大章的回憶。上海市是直轄市，王維國後來被“三結合”，是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他被軍委辦事組選中是由於工作“得到過主席、總理的好評”。名單是軍委辦事組給出的，由總理親自落實的，既與“上海幫”無關，也與林彪無關。
第一個打來電話是空軍司令吳法憲。吳把中央這一決定通知王維國，吳說：中央決定上海公檢法三個單位，全部由空四軍擔任軍管。王維國的態度卻出乎吳司令的意料，他推說，執行“三支兩軍”我們已經派出了很多幹部了，再軍管公檢法的話，我們已經派不出幹部了。這樣我們部隊正常工作也要受影響。他跟吳法憲這麼講，就等於把這件事給推掉了。
正像當初軍委辦事組對軍管人選名單所擔憂的那樣，王維國一直在部隊，並不熟悉地方工作。而且他身處上海多年，尤其是文革以來發生的諸多事件他都耳聞目睹，現在讓他去蹚上海這灘“渾水”，困難是明擺著的，對於公檢法軍管會主任的大權，於公於私他都無意染指。他對權力的態度，與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陳阿大之流相比自是截然不同；與從1965年起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的張春橋而言，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多年後說起擔任軍管會主任這件事情，王維國依然認為當初空四軍的戰備任務很重，他對地方工作也不瞭解，沒接觸張春橋時只知道他是中央文革的人，是代表毛主席的，一接觸才曉得是什麼人，但是又要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所以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王力曾經記下了毛澤東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對王力等人說的私房話，要旨是：“砸爛舊世界，創立新世界”，要以新代舊。張春橋曾經很露骨地說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下稱《浩劫》，183頁）。張有思想、有文化、有地位，深得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精髓，在“文革”中如魚得水，個人野心急劇膨脹。與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協助和林彪對毛澤東的追隨不同，周、林二人對毛澤東晚年思想體系只是被動貫徹，江青和張春橋才是秉承這一理論最好的接班人，最好的實踐者。“文革”中他利用群眾打擊排斥異己，就是為了“總把新桃換舊符”，能在中國叱吒風雲。“上海幫”一開始就對“文革”極力推崇，對權力趨之若鶩，在亂中取勝，靠造反發家，他們是“文革”最大的受益者。毛遠新曾經回憶說：1976年周總理逝世後，毛澤東最終決定“讓王洪文、張春橋讓一讓”，由華國鋒繼任總理一職。毛遠新就此向毛澤東反饋說“王洪文對這一決定表示同意，張春橋則沒什麼表示。”其實“沒什麼表示”就是表示——表示了張春橋的野心與失落。
王大章回憶道：吳法憲做不通我父親的工作，沒想到，後來周總理親自打電話來做他的工作了。周在電話裏講：“中央任命你為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主任，希望你把這項工作抓起來。”既然是周總理代表中央親自打來電話，王維國當然就不可能再推了，只有堅決執行，就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楊子榮。於是王維國走出軍營，登上了上海的政治舞台，除了市公檢法軍管會，同時還兼管著上海市警衛處，專門負責到上海來的中央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安全保衛工作。
公檢法軍管會是市革委會的下屬，各級政府都有，從市到各個區都實行軍管，意味著空四軍的幹部擔任了各級公檢法系統的一把手。王大章記得，當時參與各級軍管會的有炮8師的師長劉志明，炮3師的政委劉忠樸（音），獨5師政委周正美等。市軍管會副主任由四軍的師職幹部擔任，剛接手時王維國都是直接參與的，後面就由副主任管具體工作，王維國總負責。對王維國和空四軍而言，軍管不僅是出人、還是出事，接下來麻煩事就接二連三地發生了，與王洪文等人之間的摩擦也就因此而起了。（《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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