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6日 星期六

利用与镇压:“红色共和国”覆灭——革命与变形之四


  在对待波罗的海水兵的问题上。众所周知,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士兵,而士兵中最“亲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力量是水兵。根据传统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那一炮,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水兵打出的。1918年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只得了24%左右的全国选票,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军队的支持: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在北方战线是61%,在西方战线是67%,波罗的海舰队是57.5%,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79.2%,莫斯科卫戍部队是79.5%。当时为了争取农村的选票,列宁还特意指示给水兵们放假,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为布尔什维克做宣传。

  由于波罗的海水兵几乎全部参加革命,在临时政府时期,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彼得格勒以西芬兰湾中的岛屿要塞喀琅施塔得军港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控制,以至于当时盛称喀琅施塔得全岛成了一个“不向统治当局屈服的红色共和国”。后来喀琅施塔得又有了“十月革命的最坚定的堡垒”、“革命的先锋”、“俄国革命的莫大骄傲”等声誉。

  但是在革命仅仅三年以后,这些革命精英就成了《联共(布)党史》所谓的“与白卫军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相勾结的世界帝国主义走狗”(参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276页)。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几年俄国百姓的生活急剧恶化,到1921年彼得格勒的人口只剩下1/3,生铁产量只是战前的2%,糖产量是3%,棉布产量是5%~6%,货币流通量是战前的1/70,人们每天只靠着2盎司面包和少量的冻土豆来维持生活。内战期间人们忍受这一切,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强制劳动”只是暂时措施,“无产阶级英勇地走上革命的祭台,做出了无数的牺牲,他们耐心地等待共和国转向十月的轨道”。但是事与愿违,内战即将结束,《真理报》却发表了托洛茨基“论劳动军事化”一文,表明“强制劳动”的螺栓仍在继续拧紧。“革命”后的现实使这些士兵越来越失望。尤其是残酷对待农民的“余粮收集制”在内战基本结束时不仅没有废除,反而变本加厉,让那些大多数是农家出身的士兵忍无可忍。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没有改变革命的初衷,不希望恢复旧制度,而希望有“真正的苏维埃”。

  1921年2月底,曾经是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支柱的波罗的海水兵发出倡议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因此建议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水兵们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取消共产党专政,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第7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15页)的口号,以及上千份的退党声明。结果起义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说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君主专制社会。而喀琅施塔得军港则被宣布为敌占区,遭到重兵包围,残酷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喀琅施塔得事件。

  其实,这次抗争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只不过他们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参加者没有一个是革命前的上层人士,而几乎都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分子,其中还有大量的前共产党人。要塞的水兵曾争取和当局进行公开谈判,和平解决分歧。然而彼得格勒方面的回答是:不进行任何谈判或做任何妥协,暴动分子必须受到严惩,而且还要株连:居住在彼得格勒的“所有受到怀疑的水兵的家属和双亲都被作为人质扣留”。托洛茨基下令:不要吝惜子弹。于是镇压者“像打松鸡一样向水兵射击”。当地报纸上写道:“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腰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喀琅施塔得奋起反抗共产党的专制,为的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经过这次事件,列宁对整个水兵群体都充满憎恨,他曾经提出干脆撤销波罗的海舰队算了。但别人告诉他,海军对于保住政权还是必须有的,他才打消了这个主意。不过后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是从官到兵完全更换。尽管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至今仍然作为“革命图腾”摆在涅瓦河边供人参观,“红色共和国”可是连影子也没有了。

  列宁后来也承认说,在喀琅施塔得反对我们的不是“白匪”,“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而且列宁也认为发生这个事件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太过分了。吸取教训后,列宁改弦更张,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后便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可见列宁也明白水兵抗争的原因所在。

  但是尽管如此,列宁对他们的仇恨并不亚于对“白匪”。因为他的逻辑历来是:“如果我是对的,或许还可以宽恕你;如果你证明我错了,那么我先杀了你再谈改正。”起义被镇压后,这些水兵被判处极刑的有2103人之多,各种有期徒刑的有6459人,有1464人被内部掌控。当然,起义中还有8000多人成功突围,从冰面上逃到了对岸的芬兰。就这样,当局还不依不饶——这个当局痛恨“自己人犯上作乱”历来比痛恨敌人更甚。就像许多白俄贵族可以终老异国他乡,而“托洛茨基同志”一旦反目成仇,即便逃到地球那一边,时隔十多年,还是没能逃出毒手一样,很多白俄贵族逃到芬兰,列宁也就算了。但这些“犯上作乱的革命者”可没有那么幸运,直到24年之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占领芬兰,仍然不忘算当年的老账,苏联内务部穷搜彻查,找出这些曾经的喀琅塔得水兵并予以逮捕,从芬兰带回,关进了苏联国内的集中营,他们绝大多数没能活着出来。其实这些水兵20多年来大都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已经在芬兰落地生根,加入了芬兰籍,而且到1945年都已垂垂老矣,对苏联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金雁,《经济观察报》201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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