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先生诞辰130周年、逝世30周年
马寅初告诉家人，蒋介石的座右铭是三句话：“是非省之于己，得失安之于数，毁誉听之于人。”蒋介石为什么说这三句话？马寅初又为什么并无反感地向家人重复这三句话？这已是悠悠难解的历史之谜，而马寅初作为民族的脊梁则是铁定无疑的。
李白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1960年以后，历来雄辩滔滔的马寅初真的寂寞了！
从1954年起，马寅初通过基层调查，发现中国的人口增长过快，他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致命伤”。大智慧必有大天真，马寅初天真了一辈子。在反右派运动已然风起云涌的时刻，马寅初不知自保，他的《新人口论》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横空出世，全国瞩目。
结果呢？这主要看毛主席的态度。对于节制人口，他老人家有时表示过赞同，有时说过些模棱两可的话。季羡林先生亲见过一个场面——有一次开最高国务会议，会前马寅初和邵力子坐在前排聊天，毛主席坐在主席台上，向马寅初和邵力子笑容可掬地问道：“你们二位又谈人口问题了吧？”那神态和语气都很温和，但没有表明他自己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后来，当他执意发动“大跃进”，便断言“人多是好事”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他的讲话手稿上写道：“对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当以狗屁视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陈伯达、康生摸清了毛泽东的态度后，便亲自披挂上阵，发动了对马寅初全国性的大批判，为时两年之久，其势如黑云压城。
面对如此险恶的、来自最高方面的压力，周恩来出于善意，两次找马寅初谈话，希望他做个检讨，以便保他过关。马寅初对一切善意的规劝均表由衷感谢，但在学术理论上，在真理面前，他历来寸步不让。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设》杂志上，针对那些大批判，他发表了长篇答辩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马寅初在此文附加的“声明”中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真是雄狮怒吼，伟哉马公！可是，从此以后当权者剥夺了马寅初的发言权，全国的一切报刊都不准发表马寅初的文章，雄狮的心中是何等的寂寞！
1960年初马寅初被迫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3月18日他从北大回到了东总布胡同的家中。由于周恩来的保护，马寅初没有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属于“内控右派”，还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
实践，很快就证明了真理在马寅初一边。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但没有给马寅初平反。
马寅初是行政3级的高干，不再担任北大校长和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后，他的工资级别没有降，原来配有苏联吉斯牌轿车，更换成了一辆破旧的伏尔加。国务院仍为他家中配备了勤务员。
东、西总布胡同，事实上是一条小街。那里居住过李济深、李宗仁、史良、沈钧儒、张治中、蒋光鼐、钱昌照、班禅大师……马寅初居住在东总布胡同32号，长方形的院子中有一幢陈旧的二层楼，那是解放初期国务院用两千匹布，从一私人手中买下来，作为马寅初居所的。
终日忙碌的马寅初突然闲了下来。1961年3月至10月，他参加了十多次政协北京东城区的小组会。在这些会议上，马寅初宠辱皆忘，大义凛然，继续宣传他的人口理论。他甚至上书中央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干部特殊化。马寅初这种孩子式的天真，自然又招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大批判，尤其是反对个人崇拜，被指控为一贯反对毛主席，罪大恶极。
比毛泽东年长11岁的马寅初，对毛是非常敬重的。他的孙女出生于1952年，爷爷给她取名“思润”，“润”即指毛润之，他的两个孙子一个取名“思泽”，一个取名“思东”。说马寅初一贯反对毛泽东真是天大的冤枉！面对那些帽子唯恐不大的批判，马寅初愤慨地说：“我已经没有说话的义务了！”。从此，他不再发言，雄狮沉默了。
从81岁起，马寅初的腿脚行动不便，他一方面扶着一个花盆架子进行康复训练，一方面从事科研，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方面的问题。从1963至1965年马寅初撰写了一百万字的《农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台，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红卫兵“破四旧”，抢劫不犯法，杀人不偿命，弄得人人自危，家家恐怖。
有一本《马寅初传》中说，当时马寅初处在极度的惊恐之中，甚至在噩梦中哀求红卫兵手下留情……马寅初的次子，现年已86岁的机械工程师马本初先生是笔者的良师益友，他告诉我，那本书中写的不真实，马寅初没有惊恐，更没有从梦中惊醒，他只有愤怒和无奈。从外面传来消息——红卫兵已经去过张治中和李烛尘的家；马寅初家中的勤务员（夏志达）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多次辱骂马寅初，并扬言要造马家的反。在这种情况下，马寅初感到在劫难逃，因此他对家人说：“与其等待红卫兵来抄家，不如我们自己先干！”于是，全家人一齐动手，把当时认为一切属于“四旧”的东西，包括刘墉的书法墨宝、何香凝的美术作品，大量名人的书信，高跟鞋等等，都统统砸烂和烧毁，那百万字的《农书》手稿也付之一炬了。马寅初的居所约五百平方米，除了日常的生活用具，家中已空空如也。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马寅初这个决策过急了。在一片混乱和恐怖中，周恩来及时提出了一份保护民主人士的名单，其中包括马寅初。此名单得到了毛主席的恩准。某日，南小街派出所的警察来到马寅初家，向他们宣布：“你家属于保护对象，不准他人擅自闯入，有事可找我们出面保护。”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已届耄耋之年的马寅初没有遭到像梁漱溟那样的迫害。
1998年4月下旬，我曾连续三天拜访马本初先生，其间向他提出看看马寅初的遗墨，本初先生对我说：“没有了，一张纸，一个字都没留下，全烧了。杭州西湖边上有家‘楼外楼饭店’，那牌匾是我父亲写的，但他没有署名。”（笔者注：在嵊州马寅初中学的展览厅中，保留有马寅初的三本工作日记，其中汉文两册，英文一册。）
1972年，91岁的马寅初患了肠癌。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经过两次手术，他竟奇迹般的闯过了鬼门关，康复痊愈了。但此时他只能坐轮椅，生活不能自理。一生充满活力的马寅初是何等寂寞啊！
在无比的寂寞中，马寅初有时也和家人聊天，回忆如烟的往事。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先生去世了，马寅初自然也就想起和说起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经济学是外行，而马寅初在1929年出任南京政府立法院财政、经济两个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曾请马寅初到他家中当“家教”，讲解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因此马寅初和蒋介石有过多次面对面的接触，是师生关系。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在重庆多次演讲，猛烈抨击孔祥熙和宋子文发国难财“猪狗不如”！1940年12月6日马寅初被捕入狱，先是关在上饶集中营，后转移到贵州的息烽监狱。
1941年8月20日马寅初为什么会被释放回重庆？过去对此事讳莫如深或含糊其词，现在是说出真相的时候了——周恩来等人曾全力设法营救马寅初，但蒋介石不买账。美国人赫尔利和马寅初是耶鲁大学的同学，1942年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到中国来，他向蒋介石提出要见见老同学马寅初，这使蒋介石很尴尬，迫于这种压力，马寅初被释放，软禁在家中。
马寅初凡事以实事求是为本，他对家人说：蒋介石这个人独裁但个人不贪财，生活简朴，烟酒不沾，连茶也不喝，只用白开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再没有过风流韵事。他庇护连襟孔祥熙和大舅子宋子文。孔祥熙为人还是比较厚道的，他主要的毛病是庇护他的儿子孔令侃通过“扬子公司”大发横财。
马本初少年时见过三次蒋介石，1934年和1937年在庐山两次与蒋介石近距离相见，抗日战争时在重庆，蒋介石到南开中学看望张伯芩，又见到过他一次。这三次见到蒋介石的印象，都感到他对人的态度并不盛气凌人，身边也没有前后保镖的卫士。
马寅初告诉家人，蒋介石的座右铭是三句话：“是非省之于己，得失安之于数，毁誉听之于人。”蒋介石为什么说这三句话？马寅初又为什么并无反感地向家人重复这三句话？这已是悠悠难解的历史之谜，而马寅初作为民族的脊梁则是铁定无疑的。
邵纯《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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