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记忆历史：德法合作“密码”

    在人类历史上，民族与种群间的宿怨和冲突总是难以避免。历史记忆的纠缠，有时难以理清，就会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负担。记忆中的伤痛应该如何化解？“一笑泯恩仇”需要何种智慧和力量？我们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到答案。

　　在欧洲历史上，德、法两国之间的宿怨是人所皆知的。且不论千年之前它们的前身——东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已在莱茵河两岸拉锯过数十年之久，即便在最近的200年间，两国也在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绵延战火中不断地兵戎相见。

　　然而从二战结束后至今，德、法两国之间的联手却是有目共睹的。它们首先在煤钢联营中找到了相互合作的契机，进而共同策划建立欧洲共同体，并最终成为欧盟的两大支柱国。双方并非毫无矛盾，但总是把对话作为沟通的首要方式。新近赢得大选的法国新总统奥朗德在就职数小时后即出访德国，两国元首在记者招待会上频繁使用的词汇就是“合作”。这一切正如德国联邦议会议长所言，“德法合作的必要性已经融在了双方的基因密码中”。

　　从敌对到合作，论者大多从冷战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动所提供的契机这一政治层面分析，或者从历史角度探讨欧洲意识的深层根源。其实，在和解道路上，双方的一种文化努力也应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就是“共同记忆历史”。

　　在一般情况下，记忆总是属于个体的。一个国家有权拥有自己对于历史的独特记忆。1945年前，德、法两国便是在两条相互对峙的道路上构建各自对于同一历史的记忆。例如普法战争后，对于“色当战役”的记忆在德国北部表现在欢庆胜利的“色当节”中，而在法国却成为民族耻辱的代名词。正是在这种敌对的氛围里，德、法两国都背上了历史记忆的沉重负担，甚至竞相以征服对方为己任。

　　然而，记忆也可以超越自我，建立在互动关系之上。这种记忆借助于对话和协商，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寻找相互接近的可能性。1945年后，德、法两国首先在最具有争议的战争记忆中达成了共识，即双方对于战争的纪念都逐步从崇拜英雄转向哀悼逝者，从追根溯源转为展望未来。例如，对于二战的记忆，双方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找到了共同的纪念日。1981年10月2日，法国规定5月8日为全国性的节庆日，至此结束了此前长达数十年的二战纪念日之争；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公开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把5月8日称作一个值得纪念的“解放之日”，因为它“把所有德国人都从纳粹的暴力统治中解放出来”。如此一来，双方不再纠结于战争责任的老问题，使5月8日的纪念活动跳出了民族记忆的狭小空间，提升到追求和平、民主与正义的共同价值观。

　　其次，德、法两国在共同记忆历史的摸索中都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1963年1月22日签订的《爱丽舍协议》（即法德合作协议）规定，两国在教育和青年人问题上应加强合作，例如开设语言课程、相互承认学历、开展科学研究和定期互换交流。这些内容后来都逐步成为现实。

　　2003年，在《爱丽舍协议》签订40周年之际，两国启动了合编历史教科书项目，到2011年为止，共出版了3卷本《高中历史》。这套教材由两国历史学家组成的编委会共同完成，并接受各自教育部门的审查，由两个出版社同时以德、法两种语言出版。它既为青年一代展示了两国历史学界达成共识的记忆，例如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一章中，编者开宗明义地提出：“今天，怀有敌视意识的国家是否可以通过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找到共同的价值？”同时，它也没有回避双方的历史争议，用“德国—法国的观点交流”来帮助青年一代更好地理解邻国历史和欧洲历史。

　　最后，德、法两国在共同记忆历史的策略设计中倾向于在欧洲意义上去展示一种超民族国家的立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博物馆的转型中。1983年6月19日召开的欧洲博物馆联合会议率先提出了“展示共同欧洲文化遗产”的使命。德、法两国的博物馆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所谓“视角转换”的试验，在欧洲维度上去改变那些传统上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展品之呈现。例如在法国的一战博物馆中，主要参战国的军人用品被置于同一空间，其目的不是强调彼此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向参观者展示“战争与死亡”的共同意象：它们都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现在却都成为欧洲历史悲剧的见证。

　　对其他存在历史争议的国家而言，二战后德法和解的文化努力至少提供了这样几点经验：第一，在推动和解的一系列行动中，文化亲近的举措属于 “润物细无声”的努力，虽不轰轰烈烈，但影响持久；第二，和解必须在解开死结（如战争记忆）的基础上，着力创造青年一代相互理解的各种机会；第三，和解终将超越赎罪与宽恕的传统互动范畴，建立在共同追溯历史根基、寻找共识价值的进程中。

　　作者孟钟捷 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