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8日 星期五

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下)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种势力纷纷介入,各地局势复杂多变,一切都变得诡谲莫测。面对这种局势,一生崇尚功利的袁世凯大耍政治手腕,一面凭借手中的北洋武力威胁、镇压南方革命党人;一面待价而沽,向清廷索要重权;最终软硬兼施,逼迫清室退位,又从革命党人手中换取民国大总统的职位,成为这场博弈的大赢家。从许宝蘅日记看,当时载沣、奕劻等懿亲纷纷逃避,大厦将倾,清廷已无人当家,残局已无可收拾。这无疑为袁世凯因势利导,获取最大政治收益带来了机会。一代枭雄也要天赐良机。袁本人的心态似乎也很复杂,许宝蘅日记即有所反映:

  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蘖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

  十二月廿七日(2月14日) 八时到公署,见项城,询余解此事否?又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余谓:"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项城又谓:"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余谓:"外人决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 20

  许宝蘅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深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他除了从天意的角度解释清亡的原因,还从避免流血冲突、保护两宫安危、为人民减少灾难的角度正面评价清帝退位的意义。从二人的对话看,袁世凯对此极表赞同。但是,让袁世凯最为窃喜的恐怕还是已经到手的最高统治权力。一切都来的那么迅速,就连他本人也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这样的感叹可以有多种诠释。在笔者看来,这未见得就是袁氏虚伪的表示,可能更多反映的是他内心不安的真情。当时形势瞬间万变,袁总理苦于应对,心力疲惫,他向一位比较亲近的属下偶尔流露一丝复杂的心绪,也是情理中事。


  三、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局

  政权更迭之际总是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身为秘书,许宝蘅记录了许多中枢活动的内情。这些点滴的记载,将民国初建后大总统决策制度、文秘制度的建立缘委,大致描绘出来。日记中写道:

  辛亥十二月廿九日(1912年2月16日)早饭后到公署。璧臣(华世奎,字璧臣)告余项城命厅员及各参议员皆移至外务部署内办公,留余在原处传话接洽,大约须俟移动后再实行。昨日南京参议院有电来,昨日三钟公举项城为大总统,请其赴宁任事,项城复黎元洪电告以北方不能轻动。

  壬子正月初三日(2月20日) 十一时到公署,知项城派余为内政秘书,承宣厅同人移在南院办事,公署将为总统私第。

  正月初四日(2月21日) 七时起,到秘书室晤同人阮斗瞻(忠枢)、金伯平(邦平)、吴向之(廷燮)、闵保之(尔昌)、沈吕生(祖宽)、余东屏(建侯)诸人,又晤临时筹备处同人,筹备处设在外务部西侧,内分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各股。项城嘱余与承宣厅诸人接洽办事,四时先散。21

  可见,在许宝蘅的协助下,总统府的秘书班子才得以建立,完成了新旧交替。许氏还亲自见证了正月十二日(2月29日)发生的军队哗变事件:

  七时起,早饭后到厅,到秘书室,午饭后到行,五时仍回秘书室。八时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旋报称该兵队有退向齐化门者,又有投西去者,又有投南去者,声言决不伤及总统,盖志在抢掠也。枪声稍远,侍总统回至办公室,知照各路侦探,旋见东安门一带火起,灯市口一带继之,东北、东南两面相继焚烧,探报变兵大肆抢掠;又报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又报第三镇九标一营赴帅府园保护曹仲山统制。二、三两营拟出营救火,请总统命令,余谓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遂止其出营。又报东四牌楼一带无处不抢,又执法处报西城尚安靖,本府卫兵亦有离伍出抢者。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乌金吾报已调消防队救火,枪声渐少,至四时倦极,在椅上躺睡。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起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

  关于此次兵变,传统观点认为是袁氏为拒绝到南京任职大总统而于幕后策划的。但是,结合多种文献综合考订,这种说法可能需要重新讨论。22与其说袁氏制造了这起事件,不如说他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起事件。至少从许宝蘅的记载看,当时谣言盛行可能与诱发士兵哗变有直接原因。

  稍后,国务院初组,许宝蘅又受唐绍仪之邀兼任国务院秘书,一时间在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疲于奔命,履行着艰巨的幕职工作。因袁世凯陆续与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等总理发生矛盾,他的工作更显得艰难而无所适从。五月,院、府的秘书工作归于正常,许宝蘅萌发退意。五月十七日(7月1日)许氏递总统书,请退出承宣厅,奉批"勉为其难",不允。23同时,许又上书总理陆征祥,请求辞去国务院秘书之职。五月廿一日(7月5日)他再见袁世凯,略陈乞退之意,"总统仍以忍耐为嘱。"24时许氏聘德清俞陛云之女为继室,请同僚阮忠枢向袁代陈,要求请假,仍未允准,直到八月二十五日(10月5日)才准请假一星期完婚。这件小事也可见袁世凯对许宝蘅的信任与依赖。本来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字乾若)推荐许宝蘅为铨叙局局长,"总统、总理始均认可,惟以秘书厅无熟手为虑,继又有他人欲得之,故迟迟未发",直到九月初八日(10月17日)才正式任命。25

  许宝蘅日记对于民初政府机构及官衙转迁及袁世凯的生活起居情况的反映,多为其他文献所无,也非局内人所能知晓者。日记写道:

  二月三十日(1913年4月6日)  星期。今日总统移居西苑,国务院亦移至集灵囿。此地原连属于西苑,醇王摄政时就此建府,自宣统初元兴工,三年未落成而清亡矣,土木之工极为奢侈,当时物力艰难,虽不爱惜,可为感叹!今国务院迁此,修其未竣之工及装饰铺陈,又须耗费无算,窃为不然。且房屋二三百间,分为三所,并不能合公署之用,西园为秘书厅,厅后为国务会议之所,东所及中所为总理住室及十部办公室,并无馀地可置各局,故本局暂时不能迁往。26

  许氏对袁世凯迁居西苑没有异议,对国务院迁至集灵囿颇有微词,以为又将耗费国帑,且并不能满足全院之用。日记又记:

  三月初五日(1913年4月11日)  入西苑门,昔年辨色入朝,经行旧地,不胜感叹。军机直庐现为卫兵住所,所划数间为接待室,坐船至宝光门下,到秘书厅,即仪鸾殿,现改为怀仁堂,正室为总统治事,东为秘书厅,西为军事处。

  四月初十日(5月15日)  一时到西苑,总统已移至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偕书衡(王式通,字书衡)至春耦斋游览,四时到局,六时归。27

  这是袁世凯作为民国总统入主西苑(今中南海)的相关记载。他将以往慈禧居住的仪鸾殿改称怀仁堂,作为办公地点;一月后又移住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此后,中南海一直是民国政要居住和办公的场所。许宝蘅还记录了民国时期元旦总统接受官员"觐贺"和政府公宴的场面:

  十二月初六日(1914年1月1日)  八时起。挹珊(史久望)来,与治香(傅岳棻)同到西苑觐贺,总统在怀仁堂受贺,余等入西苑门坐拖床到宝光门,在东配房候齐。第一班,国务员、大理院长、政治会议议长;第二班,本府属官;第三班,各国公使;第四班,皇室代表;第五班,天主教主教;第六班,院属厅局及各部属官。余等十一时行礼。又偕仲膺(夏寿田)、治香、挹珊谒黎副总统于瀛台。十二时到国务院谒总理。

  十二月十二日(1914年1月7日)  十二时赴西苑公宴,在怀仁堂外,总统居中,左黎宋卿(黎元洪),右熊秉三(熊希龄),皆南面专席,政治会议议长、副议长、皇族伦贝子、润贝勒、侗将军、章嘉呼图克图、国务员侍坐,各部次长、各局长、政治会议委员、各蒙古王公、喇嘛均北面,共二十七席,二时散。

  十一月十六日(1915年1月1日)  六时半起。访杨仲桓,同诣西苑门,坐冰床诣怀仁堂,觐贺大总统,遇各衙门熟人,握手相贺,十时礼毕。又诣瀛台贺副总统,散出,沿堤出西苑门,此道乃昔年常经之处,今已桥阑坍毁,道路荒秽矣。28

  1915年(民国四年)的10月10日是国庆日,"定例总统今日阅兵、宴会",但是,复辟帝制的舆论喧嚣尘上,政局微妙,故均停止举行。经过杨度、杨士琦等筹安会诸君子的精心策划,在日本的支持下,袁世凯宣布称帝。1916年(所谓的"洪宪元年")1月1日怀仁堂上演了中华帝国的臣僚觐见洪宪皇帝的一幕。许宝蘅记云:

  八时起。九时半到新华门乘汽车、洋车到宝光门,诣怀仁堂,诸特任简任官齐集,十时半今上出,立怀仁堂阶上,众行三鞠躬礼,班散,今上御宝座,清室代表贝勒溥润先进见,次章嘉呼图克图,次天主教主教,今上均起座行礼,十一时毕。29

  日记中的"今上"即袁世凯。与前清在紫禁城内行叩拜礼不同,官员们只须在怀仁堂行三鞠躬礼而已。"今上"又对清室代表、蒙古地区宗教人士和天主教主教的行礼"起座行礼",这些比起清王朝的封建礼制,已大为进化,含有了西方文明的因素。然而,帝制毕竟还是帝制。许宝蘅虽对袁称帝无甚评论,但这年(丙辰)日记开篇题"洪宪元年"四字,表明他对此并无成见。30

  但是,袁氏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为很快遭到各界的声讨,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二月十九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不得不命令取消帝制,将推戴书退还参政院,并召集参政院开临时会。次日命将洪宪年号废止。在反袁的浪潮中,许宝蘅也开始对"元首"有委婉的批评。日记云:

  廿八日(3月31日)二时到部。阅袁子久家书,议论颇切实。

  廿九日(4月1日)  阅袁子久保龄家书,诫元首语曰:"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又曰:"凡欲集大事者,当时时在人情物理上揣摩著想,勿任我一己之意见,恃我一己之权力,则攸往咸宜矣。"又曰:"专靠才智做事而不济之以学问,自古及今未有不败者。"均极切至,时元首方驻高丽也。......十二时后归。阅袁笃臣保庆《自乂琐言》。

  三十日(4月2日)  星期。夜阅袁子久书札。31

  许宝蘅并没有直接批评袁世凯,而是借用袁保龄训诫世凯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非常符合传统士大夫为尊者讳的伦理修养。五月初六日(6月6日)袁世凯病死,他才于日记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慨。不过,仔细品味,反倒对逝者有几分敬仰之意:

  十二时闻项城薨逝,迎黄陂(按,指黎元洪)代理。项城生平怀抱极阔,大欲建功立名,果敢坚强,乘时际会。当国五年,訾毁者虽多,要非群材所能比拟也。星命家多言其今年不利,其果然耶?国事如何,黝冥莫测,不独为逝者哀,实可为斯民痛也。午后到部,与诸友谈,不愿治事,六时即散归。32

  此后一个月,他多次入新华门,到怀仁堂致祭。无论是常祭,官员公祭,还是大祭礼,他都准时参加,直到五月二十八日(6月28日)袁氏举殡。可见,许宝蘅对袁世凯的始终怀着敬畏和景仰的心态。这与孙中山逝世后许氏的评说可做一对比。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9日许氏日记:

  昨得内务部知会,孙中山灵柩今日由协和医院移殡社稷坛,各官署长官均往送,余派渤鹏代往,拟作挽联,殊难措辞。……作中山挽联云:"生有自来,百世万年兹论定;没而犹视,九州四海庶澄清。"余常谓中山为人强忍,非常流所及,生于同治乙丑,正甲子克复金陵之后,与秦始混一而胡亥生、曹魏初兴而司马显、唐文皇继立而武才人在宫无异,以轮回之说推之,或为洪、杨之转世,其生必有自来,否则以一匹夫而享大名,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33

  在今天看来,以轮回转世之说解释孙中山的际遇与功业不免有荒诞之嫌。许宝蘅以洪杨转世喻之,显然是有倾向性的。他对孙"以匹夫而享大名"多少有些不理解,只能推说"其生必有自来"。这些评论很难视为一种正式的历史评价。不过,结语所谓"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最有味道,值得治史者仔细玩味,大概其心中难免有以旧主袁世凯作参照的意味。许宝蘅终究是旧式文人,思想保守,后来参加了丁巳复辟,又追随逊帝溥仪到了伪满。34其遗老情结如此之深,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略有微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  语


  在清末民初的过渡时代,许宝蘅扮演了较为特殊的角色。至少在新旧权力交替过程中,他敬业为公,谨慎忍耐,顾全大局,颇受袁世凯的信任。所以,民初前两年许氏的处境还算顺利。但是,随着北洋班底对新权力的完全掌控,派系斗争重新激烈起来,像许宝蘅这样原本与袁并无渊源的官员便逐步被边缘化了。1913年新任总理熊希龄免去许氏的铨叙局局长,另行任命夏寿田就是明显的征兆。35到了1914年,许宝蘅只能屈居内务部考绩司司长的职务,对此,他也未介意。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民国元年官职,裁去考绩司,许氏则被迫辞职闲居。直到1918年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钱能训(为许宝蘅族姑丈)被提名国务总理,其境遇才又有改观。经其徐、钱提携,许氏再次出任总统府秘书,不久复任铨叙局局长,次年署理内务部次长,达到其仕途的顶峰。1920年,失去依靠的许宝蘅又调任国务院参议,基本处于赋闲状态了。在民初北京黑暗的官场中,不改文人秉性的许宝蘅始终能有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多少源于他长期服务中枢的资历,特别是"项城旧人"的身份,36这大概是他始终敬重袁世凯的主要原因。

  本文承许恪儒先生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20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4、395页。

  21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5页;第2册,第397-398页.

  22 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398-399页。最近有学者专文讨论该问题,参见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2011年10月,武汉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册。

  23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14页。

  24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14页。

  25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34页。

  26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23页。

  27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35、440页

  28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76、477、516页。

  29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615-62页。

  30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66页,注释1。

  31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73页。

  32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82页。

  33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第1057页。

  34 参见马忠文:《许宝蘅与溥仪》,《博览群书》2011年第10期。

  35 参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58页。

  36 许氏在1925年3月19日记道:"晤众异(梁鸿志,字众异),谓前数日有人谋铨局,合肥(按,指段祺瑞)谓许某乃项城旧人,不愿更动。鸡肋之味,尚有觊觎者,可叹!可叹!"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第1057页。

  马忠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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