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在杨开慧牺牲之后才与贺子珍结婚吗？

最近，在2012年第4期《党史文苑》上拜读了刘晓农先生《揭开“杨开慧牺牲后毛贺成婚”的历史谜团》一文（以下简称《谜团》），有些主流媒体还以《毛泽东贺子珍结婚到底是在杨开慧牺牲前还是后？》为题做了转载。读后很有感触。

刘晓农先生首先将“杨开慧牺牲后毛贺成婚”字样嵌入文章的标题之中，表明作者在成文之前已认定毛贺成婚在杨开慧牺牲之后。接着在文中援引某位“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曾经说过的“毛泽东是在得知杨开慧被敌人杀害后，才与贺子珍结婚的”论断，并说“历史的确如那位专家所言。”好象这已是历史的定论。

史实真如刘晓农先生说的这样吗？我认为并非如此。

不知别人感觉如何，笔者读了《谜团》后，不仅没有谜团化解、茅塞顿开之感，反而陷进迷宫、对本来非常清晰、明白的问题更加困惑。故不揣浅陋提出来与刘晓农先生商榷，并向诸位方家、读者请教。


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的“三方面内情”问题

对于“毛泽东在当时情形下为什么要与贺子珍结合”的问题，《谜团》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有着世人知之甚少的三方面内情：一是“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为着自身的利益，共同策划了保媒联姻的计谋；二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实际接触中产生了相互仰慕的恋情，毛泽东对才貌俱佳的贺子珍爱得很深；三是毛泽东在得知杨开慧已经遭敌杀害的确讯后，由朱德、陈毅等的热心撮合而最终结缘。”

我们不妨对作者提出的“三方面内情”作以浅析：

第一“内情”，《谜团》中说是“‘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为着自身的利益，共同策划了保媒联姻的计谋”。

“山大王”是土匪的别称。袁文才、王佐上山起事时确实属于“绿林”一类，可以说他们是“山大王”。但是，袁文才在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的1926年11月就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到井冈山后，1928年2月，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不久，王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和副团长。同时，他们还兼任遂川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常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袁文才还担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其间，他们率领部队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龙源口战斗和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屡立战功。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向

赣南、闽西进军，袁文才曾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征。王佐则率部队配合彭德怀指挥的红五军守卫井冈山，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1929年4月，王佐的部队与宁冈、永新、莲花三县赤卫大队合并为独立团，王佐任团长。后独立团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王佐任司令员，一直坚守在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使井冈山红旗不倒。

这充分说明，袁文才、王佐都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重要干部，《谜团》仍称袁文才、王佐为“山大王”就有失确当了。

《谜团》只是笼统地说“袁文才、王佐为着自身的利益，共同策划了保媒联姻的计谋”，却没有具体说明袁文才、王佐“为着自身”的什么“利益”而“共同策划了”什么“保媒联姻的计谋”。只给结论，不给作出结论的理由，难以使人信服。

所谓“为着自身的利益”，无非是说袁文才、王佐企图以说媒作为向毛泽东讨好和输诚的手段，以求得到毛泽东的提携和保护。其实，毛泽东刚到井冈山时，袁文才等人出于种种顾虑，态度并不十分欢迎，有不久前新发现的袁文才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为证：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首

这封信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民众贫穷，土地瘠薄，犹如一汪浅水池容不下巨大的鲸鱼，一片小林子无法栖息大鹏鸟一样。贵军为了革命事业纵横驰骋，应当另外选择更好的地方才能施展得开。实质上是婉言拒绝。那种说袁文才、王佐欲将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以栓住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说法不攻自破。

至于说袁文才、王佐欲以“保媒联姻”求得毛泽东保护的“计谋”也很快落了空——1930年2月23日凌晨，袁文才、王佐双双被自己人枪杀！

再说，毛泽东是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宁冈县茅坪的，袁文才、王佐不可能刚见面就给不熟悉、不了解的毛泽东作媒人，把十八、九岁的贺子珍介绍给三十四五岁的毛泽东做妻子。毛泽东到井冈山后才半年多就与贺子珍在1928年6月正式结婚了，袁文才、王佐没有充裕的时间“共同策划保媒联姻计谋”。

当然，袁文才、王佐看到毛泽东与贺子珍有了意思，从中说些促成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说“‘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为着自身的利益，共同策划了保媒联姻的计谋”则是缺乏证据的，至少是没有交待清楚。

第二个“内情”， 《谜团》中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实际接触中产生了相互仰慕的恋情，毛泽东对才貌俱佳的贺子珍爱得很深”。

作者说得对。这一条是毛泽东、贺子珍成婚的最重要、最关键、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符合史实，笔者对此没有异议。

第三个“内情”， 《谜团》中说，“毛泽东在得知杨开慧已经遭敌杀害的确讯后，由朱德、陈毅等的热心撮合而最终结缘。”

《谜团》说毛泽东“得到朱德、陈毅等人的热心撮合，才决定与贺子珍结婚”，未免太离奇了。要知道，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比毛泽东晚了半年多，会师是1928年4月28日（三月初九），那时候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关系早已确定，会师后一个多月即举行婚礼，正式结婚，何须劳驾朱德、陈毅的“热心撮合”？

再说，毛泽东的性格非常刚强自负，他不同意的事情，不管多少人撮合也撮合不成；他要做的事情，不管多少人反对也阻挡不住。正如后来在延安，许多人反对他与江青结合，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叫警卫员送去。”然而，“毛泽东看完信勃然大怒，一把撕碎，说：‘老子明天就结婚，谁能管得了我！’第二天在供销社摆了两桌酒席，自然没有邀请张闻天。”所以，说毛泽东“得到朱德、陈毅等人的热心撮合，才决定与贺子珍结婚”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不符合毛泽东的性格。

对于第三方面的“内情”，作者写道：“在有关资料上一直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的可信力。这个在笔者心头悬挂已久的问题，却于最近由一位老人的证实而得到答案。”

那么，这位老人提供了什么新的证据、对这段历史作了怎么样的“证实”呢？

关于谢美华提供的“证实”问题

2011年10月之后，作者到茅坪登门拜访了1926年出生、时年已85岁的谢美华老人。谢美华于1941年考入吉安师范，1945年2月在瑞金参加“青年救国军”，1949年3月随部队投诚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9月，回到宁冈县在粮食部门工作。20世纪60年代末任中学教师，1990年离休。

谢美华向作者介绍的情况是：

谢美华有个姑父吴福寿，1864年出身小康家庭，青少年时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从18岁起投师学徒打银子，成了一名行艺四乡的银匠。后在茅坪借亲戚谢池香的房子开设了一间小伙铺兼银匠店，挂出了“吴义盛号”的招牌。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到茅坪，袁文才安排毛泽东在八角楼居住。毛泽东多次到过“吴义盛号”，从此，“比毛泽东大29岁的吴福寿，与之成了感情融洽的忘年交”。由于吴福寿的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因此成为袁文才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多次以银匠的职业为掩护，到酃县、茶陵一带打探敌情。”

《谜团》中说，毛泽东立足井冈山之后，曾写信给杨开慧在长沙“生生盐号”做店主的亲戚，请他转“板仓杨霞姑”收。由于毛泽东没有标明回信的地址，所以这封信是否送到了长沙“生生盐号”？或者说盐号店主是否将信转到了“杨霞姑”手上？“这些都是不得而知的。”

《谜团》说，1928年1月下旬，毛泽东在得不到杨开慧复信的情况下，决定派吴福寿前去长沙打探杨开慧的消息。

在吴福寿“赴长沙去了多久？怎么样按照毛泽东告诉的地址寻找杨开慧母子？这些具体情况均难以得知”的情况下，谢美华却详细、逼真地告诉作者：

吴福寿自湖南长沙回到茅坪，当夜来到八角楼向毛泽东复命。在毛泽东几次心情急迫的询问下，吴福寿才深缓地说了一句：“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毛泽东闻言大为吃惊，又问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吴福寿只是难过地摇头，并不言语。毛泽东心里明白了，不再问什么，只是内心痛苦，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

这段叙述遮遮掩掩，吞吞吐吐，面对毛泽东的询问，吴福寿只是“摇头，并不言语”，故意作出那种难以言说状，而毛泽东居然也“不再问什么”。笔者一看就有一种虚假的感觉。

《谜团》作者认为最为有力的证据是，毛泽东当场书写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吴福寿照着毛泽东抄录的《相见欢》，也写下这样一首词：“霜染层林叶红，总匆匆。无奈朝沐寒雨晚穿风。关山重，心里话，恨难穷，长夜梦念亲人难觅踪。”

毛泽东接过吴福寿填写的词文，默读了两遍，将目光落在对方脸上，用力地点点头，然后轻声说了一句：“福寿，知我者算你呀。”

吴福寿听了为之感动，以安慰的语气对毛泽东说道：“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说罢起身打算告辞，又转念一想，对毛泽东说：“毛委员，这字笔留给我作纪念吧。”毛泽东听后点首回道：“不见弃的话，你拿去吧。”

据《谜团》说，这些事都是“谢美华从吴福寿那里多次听说过的”，谢美华回忆说：1941年7月，他考入吉安师范后去上学的前夕，吴福寿“从衣橱里找出一本《辞海》，取出珍藏了13年的毛泽东手迹，给谢美华看，谢美华对此事印象很深。”吴福寿于1941年冬在中村因病去世，终年77岁。

描写得如此详细、逼真，然而，后来谢美华到吴福寿家询问夹在《辞海》中的毛泽东抄录《相见欢》的字条时，又来了个“可惜找不到了”！

笔者认为，谢美华提供的“证据”存在疑点，没有说服力。理由是：

既然作者说吴福寿“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那么，毛泽东要他到长沙不是到龙潭虎穴打探敌情，只不过打听一下杨开慧母子的情况，并非难事。杨开慧与毛泽东分手后，一直住在长沙郊外的板仓。吴福寿有银匠身份，走村串户到板仓是不成问题的。杨家在板仓很有名望，只要吴福寿到板仓，不仅能够打探清楚杨开慧的近况，而且完全可能与杨开慧及其家人当面叙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吴福寿也许去了长沙，但不可能到板仓。因为，如果他去了板仓，板仓人不可能给他提供杨开慧已经不在人世的谎言。此其一。

其二，既然吴福寿将自己回到茅坪向毛泽东汇报“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的细节都跟谢美华讲了，那么，为什么没有将他到没到板仓以及在什么地方、听什么人讲杨开慧已不在人世的情况讲清呢？如果吴福寿没有讲，谢美华也应把这个消息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听什么人讲的向吴福寿问清楚才是。如果没有问，为什么不问呢？

其三，吴福寿回到茅坪向毛泽东汇报“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这不是小事，毛泽东肯定要问吴福寿到了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去没去板仓？还要问清楚杨开慧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杀害以及后事是如何处理的等等，更要问清楚杨开慧被敌人杀害的消息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从什么人口中听说的？否则，毛泽东怎么能轻易相信这没头没脑、无根无据的片言只语呢？

换位思考，我们任何人，委托别人去打听妻子的生死状况，当听到妻子已被人杀害的回话后必然要问清楚来龙去脉的。谢美华对这一关键性问题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违背常理，令人难以相信。

其四，吴福寿自己也说：“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作为一个专门去打探情况的人，竟然说出“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这样模棱两可、不负责任的话，这是开玩笑吗？毛泽东怎么能对这样极不确切、极不负责的虚假消息信以为真呢？

关于谢美华笔记的印证问题

《谜团》中说，“86岁的谢美华老人，身体已不是那么硬朗，但脑子清晰，记忆力较强，而且有着几十年来笔记大事的习惯。从谢老拿出的十几年前的笔记本中，我们翻看到了他记下的“忆记姑父与毛主席对词”一节。至此，我们原先存疑在脑子里的“长夜梦念亲人难觅踪”一句，算是从文字上得到了印证。”

“忆记姑父与毛主席对词”10个字“印证”了什么？能说明什么问题？无非是说毛泽东书写了一首李煜的词，吴福寿仿照原词回写一首而已。人所共知，毛泽东自幼酷爱古典诗词和书法，且造诣颇深。他即兴挥毫书写一首古典名作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在获悉妻子被敌人杀害的消息泪流满面的时刻，居然抄录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一词，何“欢”之有？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含泪抄录了《相见欢》，也与《谜团》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关涉不大，何况这个《相见欢》的“字条”又是“可惜找不到了。”

《谜团》最后的结论是：“毛泽东于1928年1月，委托秘密交通员吴福寿前去长沙寻找杨开慧，而吴福寿到了长沙后找不到杨开慧，所打听到的消息是杨开慧已经遭敌杀害。这样使得毛泽东确信杨开慧已经遇害于敌手，引起心中的不胜悲痛。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到后来他才考虑到与贺子珍的恋情，以至于在袁文才、王佐的竭力保媒下，得到朱德、陈毅等人的热心撮合，才决定与贺子珍结婚。”

结论说毛泽东是在“确信杨开慧已经遇害于敌手”之后“才考虑到与贺子珍的恋情”，这显然是弥天大谎。因为，连打探消息的吴福寿本人都当着毛泽东的面说“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毛泽东怎么能“确信”这个连提供者都没有把握确信的消息是真实的呢？

关于吴福寿“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问题

《谜团》说吴福寿受毛泽东之托去长沙打探杨开慧的消息，我怀疑是否确有其事。退一步说，即使确有其事，吴福寿也不是一个称职的好“交通员”，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到板仓去，回茅坪用自己都不敢确信的虚假信息糊弄毛泽东。而当时，对夫君非常忠贞的杨开慧正在板仓对毛泽东朝思暮想，望眼欲穿，并在诗中牵挂毛泽东“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据《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3月30日转载金振林原题为《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与爱》一文披露，1990年再度修缮杨开慧的卧室时，在室外屋檐下发现杨开慧就义前1930年1月28日写的手迹，其中不仅表达了杨开慧对毛泽东一往情深的忠贞和思念，也流露出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猜测和疑虑，甚至写下“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的血泪之言。在1929年12月26日毛泽东36

岁生日时，杨开慧下了面条，遥祝毛泽东平安健康。但在桐油灯下写的散记中仍流露了“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的话。足见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贞和疑虑。然而此时，毛泽东与贺子珍早已举行婚礼一年多了。严酷的事实证明了杨开慧的猜测和疑虑是非常准确的。

吴福寿为什么不去板仓面见杨开慧？为什么回茅坪向毛泽东毫无根据地汇报杨开慧已死的道听途说之言？是吴福寿存心说谎，刻意编造，还是他已知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恋情而故意这样讲以促成毛、贺成婚？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不管主观上和客观上情况如何，吴福寿不到板仓面见杨开慧，回茅坪却用自己都不敢确信的虚假信息糊弄毛泽东都是不对的。坦率地说，吴福寿这样做不仅有负于毛泽东的重托。而且有愧于杨开慧的亡灵。《谜团》一文中说吴福寿“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云云，不仅名不副实，而且颇具讽刺意味。

再看1930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水县木口村，当从报纸上惊悉杨开慧殉难的噩耗时，十分哀痛。他当即寄去30块光洋和一封信给杨开智，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随后，板仓人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给杨开慧修墓立碑。这是毛泽东获悉真实消息后的真实感情和真实表现，与听了吴福寿虚假汇报后的表现完全不同。一真一假，两相对比，吴福寿茅坪汇报的虚假昭然若揭！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归纳起来说，《谜团》一文援引谢美华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不一一列举了。对一些重要的关键性问题，不是“不得而知”，就是“难以得知”，或曰“可惜找不到了”。如此含糊其词，怎么能作为“揭开历史谜团”的依据呢？作者据此作出的结论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人所共知，毛泽东与杨开慧是1920年冬在长沙结婚的，婚后生育三子（岸英、岸青、岸龙）。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被敌人杀害。而毛泽东早在1928年6月即在井冈山与贺子珍举行婚礼，正式结婚。也就是说，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在前，两年半之后杨开慧才在长沙就义，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本来并不是什么“谜团”。然而，有人非要把简单的事情搞成复杂的“谜团”，又煞有介事地搜集那些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所谓“证据”并声称“揭开”了自己虚构的“谜团”，不仅滑天下之大稽，而且把清清楚楚的事情搞成一团乱麻，使本来头脑清晰的人反而更加糊涂了。究其原因，盖因为不少人的头脑中还存在浓厚的为尊者讳的思想，总觉得说毛泽东在杨开慧尚在时与贺子珍结婚有损伟大领袖的形象，只有把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说成是毛泽东得知杨开慧遭敌杀害的确讯后，“才考虑到与贺子珍的恋情，以至于在袁文才、王佐的竭力保媒下，得到朱德、陈毅等人的热心撮合，才决定与贺子珍结婚。”这样说不仅可使毛泽东免遭抛弃妻子另求新欢的责难和诟病，而且再加上前有“袁文才、王佐的竭力保媒”，后有“朱德、陈毅等人的热心撮合”，毛泽东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与贺子珍结合的。为尊者讳，竟至于此，真是绞尽脑汁，用心良苦！

历史就是历史，今人必须尊重。毛泽东与贺子珍于1928年6月下旬于江西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举行婚礼，正式结婚，两年多后的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敌人杀害。这是客观存在、千真万确的史实，不是东拉西扯、人为制造的“谜团”。事情并不复杂。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为尊者讳，这样的自欺欺人，徒增笑耳。作为治史者，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史家的风骨和品德，对任何历史人物，都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史实、秉笔直书、既不为尊者隐过溢美，也不对恶者肆意贬损，这样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忠于史实的体现，才是真正史家的风范！

彭劲秀，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