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文革”中没死主要是周总理的恩德

　　1978年2月至3月，这一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特定时期，除梁漱溟这样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在小组讨论时都回避了“文化大革命”是否应该否定和刘少奇、彭德怀等是否应该平反等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但所有委员都无一例外地在会上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离去，不少人讲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听者也热泪盈眶，甚至泣不成声。班禅大师一直动情地倾听着，但他却迟至会议进行到一半，才向组长表示要发言。等轮到他时，他用低沉的语调说：“我同各位一样的心情，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心里很乱，我想先说几句话。我在‘文革’中没有死掉，能活着出来，现在能同大家在一块开会，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德，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想着我，关怀着我……”班禅的话刚开了个头，就说不下去了。他双手捂着脸，头慢慢低下。组长只得宣布，请班禅委员休息一下，别的委员先发言。

　　这天晚上，我走进班禅的那间小房，听他细说白天在会上没有讲完的往事。这次谈话进行了三个晚上。后来知道，这当然也是受到1978年这个特定时期的种种局限。

　　“缅怀敬爱的周总理，我自然也有一肚子话要倾诉，但一想起一桩桩往事，一次次同周总理的见面，就禁不住泪如泉涌，说不出话。在这里同你个别交谈，气氛不同，我能冷静地说一些往事……”班禅递给我一支烟，缓解一下激动的心绪。

　　“我虽然比同组的年长的委员们认识周总理的时间晚，但由于我的身份和遭遇，解放后我同周总理的接触比较多，所受到的关怀和教诲要一次都讲全，连我自己都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

　　“先说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班禅陷入了沉思，努力克制着激情冲动：“1950年4月27日，我率领僧俗官员一行45人首次到达北京，当晚，就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并宴请。那时，我才13岁，还是个少年，但又是活佛、十世班禅。我自幼受到的良好教育，使我懂得礼仪，能应付各种待人接物的隆重场面。但我当时对国家政治活动的认识还很肤浅，只知道我是藏族，也是中国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也知道毛主席、周总理是新中国的领袖。至于别的情况，我所知道的就有限了，在政治上我还是很幼稚的。我见到周总理，第一个印象是他穿一身藏青色中山服，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慈祥和蔼，有一股极强的感染力吸引着我。我当即向他献了一条洁白的哈达，按藏族的习惯表示对他的崇敬。周总理十分亲切地同我作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最细小的风俗习惯、生活琐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西藏的前途；从我在北京的食宿、活动安排，到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以及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关系。我当时虽然还不能全部理解周总理这次谈话的深刻内容和长远意义，但我却深切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厚望，使我意识到周总理不仅是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一位可亲近、可信赖的长者。而这种情谊上的亲切交融感，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直至以后的许多次见面、谈话，包括他为数不多的批评、教育我的时候，都牢牢地保留着记忆，始终没有消失。后来我知道，周总理对待党内党外的同志朋友，都是这种坦诚平等、与人为善的态度。”

　　“这正是周总理离去全国各族人民泪流成河的重要原因所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谈话之后，周总理陪我步入宴会厅，到了门口他停住脚步伸手让我先行，我自然双手合十，十分恭敬地请他先行。双方互相谦让之际，周总理即挽着我的右臂，并肩步入了宴会厅。在席间，他还不停地给我夹菜，介绍各种菜的特点、味道以及烹调技术。很可惜，当时我还没有学会汉语，交谈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如果是在今天，直接进行交谈，将一定更加亲切、随便。然而，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两年零两个月，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了……”说到此，班禅大师眼圈又红了。

　　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

　　班禅喝了口水，又给我递烟，平静了一会儿，接着说：

　　关于我的《七万言书》，说来话长。就形成的时间说，从1960年至1962年，最早的提纲和蓝本是我同李维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是1960年的事；至1962年上半年先后召开人大、政协和民族工作会议期间，我在《谈话纪要》的基础上，经过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在会议上作更系统的发言，然后写成文字作为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即《七万言书》，题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从内容上说，《七万言书》包括了平叛斗争、民主改革、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统一战线工作、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宗教问题、民族工作问题等八个方面。《七万言书》首先肯定各方面的巨大成绩，然后指出缺点、错误和偏差，最后提出改进的办法和今后工作的希望和要求。其着重点是批评了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言词有偏激之处，有些事实也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我的本意是爱党爱国，为民分忧，希望党和国家在西藏和藏族地区的各项政策贯彻得更好，对国家、民族更有利。

　　在开始时，我的这种积极性曾受到鼓励，即便有言词过激不当之处，也是善意地指出来。但后来情况大变，主要是党中央在1962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的《七万言书》也就变了性质。我十分信赖的老一辈革命家、党内民族问题专家李维汉同志挨了批评，他所主持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被批评为“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李维汉把这些人宠坏了。班禅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比U-2型飞机翘得还要高”。这一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李维汉受到严厉批评，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

　　自1962年底开始，我在西藏受到严厉的批判，《七万言书》的命运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似，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因为我不服而抗争，后来又整出个“班禅叛国集团”。这些事都发生在1963年至1964年的西藏。至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李维汉同志也被免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从1964年至今，十四年时间过去了，如何评价“文革”以前的这桩历史公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党中央会作出公正结论的。与我那段历史公案密切相关联的李维汉同志不是这一次也出席人大、政协会议来了吗?至于周恩来总理在1962年至1965年这个时期对我的保护，我是稍后知道的。首先是他亲自关照，让我于1964年底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他担心我在西藏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我到北京不久，周总理又让我住进已故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独门独院，有专用车辆，贴身随从，生活上给我优厚的照顾，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在一些人心目中早归入敌我矛盾性质，不是周恩来这样保护我、照顾我，我还能正常生活下去吗?

　　“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监护

　　“再往下说，就是‘文革’爆发之初发生的一幕，那就更可怕了。”班禅一边摇头叹气，一边继续说：“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民族学院的少数红卫兵翻墙入院，闯进我的住所，二话不说，把我五花大绑，强行拉上停在门口的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后来知道，周总理在这之前，就一再教育、劝阻红卫兵，指示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送交中央；也可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批判，但不能揪斗。少数红卫兵违背周总理指示，把我劫走。更严重的是他们私设公堂，在肉体上对我进行折磨，捆绑踢打，啐口水，揪耳朵，边打边骂，极尽恶言污辱之能事。他们在家中抄出一些外币，就硬说是我‘叛国投敌’的铁证。他们不仅召开几千人的批判大会，还揪我示众，通过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大声喊叫，说他们已揪出‘叛国头子’、‘最大的反动活佛’、‘西藏最大的寄生虫、吸血鬼’班禅，借此把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吸引到中央民族学院看热闹，对我的批斗会也持续不断。我虽然相信这不是党中央的政策，但面对这种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污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很可能会被活活折腾掉。正当生死关头，周总理得知后马上出面营救我。他派出联络员，通知中央统战部和卫戍区部队，要劝阻红卫兵，要把班禅保护起来。我当然是事后才知道这些的。在此之前不久，陈伯达已在中央的一次会上当面点徐冰部长的名，‘要炮轰以徐冰为首的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机关已贴满批徐冰的大字报，但徐冰得知周总理的指示后，立即同刘述周副部长一道与周总理派来的联络员和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与红卫兵谈判，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把我交由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看管，实际是把我解救并保护起来。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在卫戍区把我转移走的同时，仍有一部分红卫兵不同意，他们不认识徐冰，却认出了刘述周副部长，于是蛮不讲理的红卫兵把刘副部长揪住，当场在中央民族学院校园揪斗，说刘述周是‘李、徐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干将’，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从民院校园里四处游斗后又转移到民族印刷厂批斗，刘述周副部长为保护我也吃了不少苦头。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人身受到卫戍区的保护，但外边各地区、各高校的各派组织对我的批斗却要升级，先后成立了‘揪斗班禅联络站’、‘批判班禅指挥部’等联合组织。面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再次派人劝阻制止，通过卫戍区、中央统战部和他的联络员，给各派组织做工作。周总理明确指出：班禅现在不能控制在群众组织手里，必须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经过反复协商、调解，达成三条协议：一、各级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会，不能轮流批斗；二、要文斗，不能武斗，不能捆绑，不能‘坐飞机’；三、只能联合批判一次，批判会结束后，必须把班禅交回卫戍区，押送工作由卫戍区全权负责。

　　“由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达成了这三条协议，首都红卫兵才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对我的批判会，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但按协议批判会结束要把我送回卫戍区监护，当场却仍有成群的红卫兵围攻、谩骂，不让解放军同志把我带走。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服从命令，坚持原则，寸步不让，硬是冲破一些红卫兵的阻挠，把我送上汽车。红卫兵对我的大批判也就到此结束。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卫戍区把我转移到北京军区的一个解放军营房里，使我吃惊又感动的是这营房里的官兵都称我‘首长’，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自1964年以来，几年时间没有人叫我‘副委员长’、‘副主席’、‘主任’等官衔了，而更多的是‘反动分子’、‘叛国分子’、‘吸血鬼’、‘反革命’等帽子，听得太多，也听惯了，忽然听到周围的人叫我‘首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啊。红卫兵野蛮地打我，污辱我，我也没掉一滴泪，但听到‘首长’的称呼，我的眼圈却红了。特别是营房里的一位年轻的领导找我谈话。是他第一个向我正式传达周总理指示保护我的消息。他说：‘首长，是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您，绝不允许红卫兵再把您弄走。现在的情况是，不但首都的红卫兵要揪斗您，西藏民族学院还来了一些红卫兵，打算把您押回西藏，交给藏族群众批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肯定会出乱子，出危险。因此首长现在只能秘密住在这里，暂时不能回家，不能同您父母见面，更不能同其他外人联系接触。要是红卫兵知道首长住在这里，他们马上会来冲击。万一出事，我们不好向周总理交代，不好向中央交代……’我听着听着热泪夺眶而出……在这个军营里，我住了两个多月，他们送我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部《毛泽东著作选读》，还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让我佩戴。我一个人住一间房，每天早上同战士们一块起床、出操、跑步，一日三餐由战士送到我的房中，伙食比指战员们都好。我在这里住到寒冬来临，还是那位年轻的领导找我谈话，说：‘红卫兵运动过去了，首都现在平静了，首长可以回家了。’当天夜里，他们派出吉普车，把我送回我在东城东总布胡同的寓所。现在回想起红卫兵作乱的那段日子，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没有解放军同志的保护，还有我班禅活在世上吗?”

　　摘自《民主人士》，汪东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