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米兰·昆德拉

在19世纪的100年中，全世界因为饥荒而饿死的人超过一亿人；在20世纪饿死的总人数则为7000万人，仅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总数略少一些，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这并未计算因饥荒导致的生育的减少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人数。中国的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是过去100年中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

可以说，所有的饥荒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有的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真正因为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而饿死的不是最主要的。单纯的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也会造成普遍的饥荒，但只能导致小规模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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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人文作家房龙曾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长期来看，人与食物一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而饥荒就是保持这种平衡的手段之一，当人口大于食物供给的时候，饥荒就不可避免。在20世纪以前，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的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

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有着发达农耕文明的玛雅帝国就在一场持续数年的旱灾中一朝崩溃。等到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时，玛雅文化已经成为一个遗失的往事，没人能了解这个谜。哥伦布给美洲原住民带来毁灭他们的瘟疫，却给欧洲和亚洲带回了美洲的玉米、马铃薯、华生和红薯。这些生命力顽强的高产作物使欧亚的大陆的粮食产量大增，随之也人口大增。

中国从公元0年人口达到6000万之后，直到哥伦布的玉米红薯来到中国之前，1500年来，即使幅员辽阔如日中天的盛唐时期，中国人口再也没有到达或超过过6000万。从明万历年开始，哥伦布使中国人口以几何倍数增长：康熙时到达1亿，乾隆达到3亿，民国达到4亿。随着人口增多，饥荒的规模也呈几何倍数增长，一场场动辄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饥荒比比皆是。

当中国华北正陷于民国18年年馑的时候，在极权主义的苏联发生了乌克兰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实际是30年后中国大饥荒的预演。这场发生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的巨大灾难，一直被认为是斯大林暴政故意制造的人祸。当时，农业集体化在乌克兰遇到了普遍抵抗，斯大林政府毫不留情地以逮捕和流放甚至处决等残酷手段镇压乌克兰农民。同时，当局还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并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在这种坚壁清野的残暴统治下，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又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亦被禁止。任何未经政府许可，任何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被作为“阶级敌人”遭到逮捕处决。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一般认为死亡人数大约在250万到480万之间，但记录片《苏联故事》中披露是700万人，而片中的历史镜头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很多饿成骷髅一般奄奄一息的饥民被推土机埋入“万人坑”。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整个苏联80年的古拉格群岛时期，累计将近有6000万哥萨克人、富农、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各种“阶级敌人”被以饥饿和饥荒的形式“肉体消灭”。

从1975年开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学习毛万岁，在全国进行“长征”，所有的城市人口被强行驱赶“上山下乡”。因为禁止随身携带食品物品和休息，至少有150万人死于长征途中。他们大多都是饿死累死和被活活打死的。所有的知识分子、华人和将近1/3柬埔寨公民基本都被红色高棉以这种人造饥饿的方式“肉体消灭”。1979年，越共出兵拯救了其余幸存者，但也因此招致中共的愤怒和报复，中共军队以排山倒海的突然袭击几乎致越南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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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布吕内尔在《饥荒与政治》中认为：饥荒之所以在一个群体中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采取合适的措施来应对其获取食物之能力的下降，无论是由于自然原因（如干旱）还是经济原因（如食品价格飞涨）。他将饥荒分为3种：被否认的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和人为制造的饥荒。饥荒的发生实质是食物权利的丧失。

关中有句俗语：一只狗头上还顶着三分粮哩。获取食物的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中国人信奉“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天理。当饥荒发生时，一个人获取食物的途径有4种：迁徙、出卖、受助、夺取。以50年前的导致数百万人饿死的信阳事件为例，这4中途径均被堵死，因此使食物权利被彻底剥夺，饥饿使身体衰弱，直到死亡。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庐山会议以后，从1959年11月至60年7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

根据泰坦尼克定律，发生灾难时，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穷人，其死亡率就越高。饥荒发生时，穷人和家庭中地位较低者最先死亡。单纯饥饿一般很少直接导致死亡，而是饥饿所逐渐产生的身体虚弱、机体衰竭、免疫力丧失和病毒感染。从食物匮乏到大量人口死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粮食储备枯竭、粮价暴涨，接着出现代食品（野菜和糠皮等）、大量人口逃离，接着是各种财产贱卖。饥饿的迹象最先出现在孩子身上，孩子迅速消瘦。树木被砍光，家具被当做燃料，野生动物灭绝，宠物和牲口被人吃掉，种子也被吃掉，人们丧失生产能力，家庭关系自行解体。接下来就是尸横遍野，无人掩埋，瘟疫流行，活着的人丧失人性，不再彼此争斗，开始人吃人。最后麻木不仁，丧失饥饿感，人烟灭绝。

无论什么时候，人类生产的粮食总量一直大于人类所消耗的粮食总量，唯一的问题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获取食物的途径和权利过于悬殊，因此导致饥荒周期性发作。在传统社会中，大量的饥荒属于自然饥荒，即粮食绝收引发的食物短缺，在交通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引发饥荒。在现代社会中，化肥和农业技术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铁路公路飞机电话使交通沟通条件得到改善，再加上国家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自然饥荒基本已经消失。特别是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任何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自我的安全权”，“任何人都享有足以保障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福利的生活水平的权利……”

如果说人类斗争的根源在于权力，那么可以说，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日本江户时代的独裁者德川家康就曾经这样总结权力秘诀：“给予他们的食物应该刚好使他们可以活下去，让他们自生自灭替我们劳动。预先要想好办法，要拒绝他们，以防他们强大起来反抗我们。”德川家康所说的“他们”指的是“普通老百姓”。

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中说，阿尔巴尼亚总书记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在1962年到中国要粮食，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李强没办法，又去找刘少奇。刘少奇命令从加拿大进口粮食的中国船队，立即改变航向，把进口救命的小麦，卸在阿尔巴尼亚的港口。而此时此刻，中国民众前赴后继地饿死。在这个国家，权力者根本不把牛羊一般、跟屁一样的“老百姓”当回事。蒋总统与毛万岁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完全控制了中国人的食物，甚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例外——刘曾警告毛“人相食要上书的”，贺龙被饿死之惨状于1980年曾被拍成电影《元帅之死》。被称为中国“古拉格群岛”的“夹边沟惨案”中，就是对所谓的“右派”断绝其食物，使其肉体灭亡。这种“文明”的灭绝方式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基本政策，而纳粹集中营体系又是从杀人楷模苏联引进的。在人类历史中，许多统治者将剥夺食物作为控制民众的一种战略手段，因此饥荒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这就是杜甫谴责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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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饥荒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认为，食物拥有量的程度与饥荒的出现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很多饥荒都是人为饥荒。1755年，4万多人死于里斯本地震，伏尔泰十分悲伤，而卢梭则讥讽道：大自然并没有把4万人集中到7层楼房里去。在同样级别的地震灾难中，2008的中国地震死伤数十万，而同年的日本地震仅数人伤亡；去年的海地地震导致数十万人死伤，而临近的智利地震仅伤及数人，半年前的新西兰7级地震无一人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天灾正越来越少，而人祸则越来越多。

阿玛蒂亚·森研究发现，饥荒政治实际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它故意将目标人群长期置于食物（或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严重供应不足，或者价格远远超出消费水平的状态，以此来控制他们，迫使他们陷入基本的生活满足中苟延残喘，而无暇去组织和策划政治活动。

许多自然灾害常常被作为政治手段被利用，甚至不惜以饥荒形式来达到政治目的。比如对金正日来说，利用每年都有不少朝鲜人饿死的饥荒来进行道德讹诈，不仅中国每年无偿提供大量的粮食，而且连视其如仇寇的美国韩国都不得不给予援助。灾难和饥荒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可以清除异己，只需见死不救即可。同时，灾难和饥荒可以转移社会矛盾，加强社会统治，或者全国管制，或者营造众志成城的统治氛围。1999年委内瑞拉遭遇巨大海啸，总统查韦斯事前拒绝颁布预防警报，灾后却和灾民站在水里合影。因为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说，如果生命没有经济价值也没有政治价值，那他就确实没有价值。

在20世纪中，人类经受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灾难，死于饥荒的人口是死于战争的数倍。仅仅中苏两国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制造的人为饥荒就导致近1亿人饿死。因此，对待饥荒，仅仅以经济手段来预防是远远不够的，饥荒已经成为政治问题。阿玛蒂亚?森说，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而是源于人为的政治意图。正因为这样，50年前的中国大饥荒与80年前的关中大饥荒有着极大的不同，前者属于现代饥荒，带有政治色彩和人为色彩，而后者则更接近自然灾难。前者属于罪恶，后者属于灾难。

饥荒在今天已经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战争的前提。饥荒并不一定源于战争，但饥荒本身正成为一种战略。阿玛蒂亚·森认为，建立民主制度是避免饥荒的最佳途径。如今的饥荒大多发生在反民主的独裁国家和失败国家中，而这些国家大多都是中国的友好，比如北朝鲜、缅甸、津巴布韦等。没有公民权比没有粮食更容易制造饥荒，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恰恰是所谓最伟大最先进最光荣的所谓文化创造的那些组织最完善、纪律最严谨和最守秩序的“文明社会”中，发生了最惨烈的杀戮和最严重的饥荒。集体施加的约束力仿佛让个人一下子失去了判断力，将个体推入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中，把一个个普通人变成了刽子手。贫穷和饥荒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灾难，而对追逐权力的政客来说，却是最好的借口和机会，有则利用，无则制造。1977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公约》中加进了一条补充条款：禁止把饥荒当做针对平民的战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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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26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幅名为《饥饿的小女孩》的照片：一只兀鹫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因饥饿而奄奄待毙的非洲小孩。一年后，这张照片的作者凯文·卡特获得普利策摄影奖。这张震撼世人的照片，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人们纷纷打听小女孩的下落，遗憾的是，卡特也不知道。他以新闻专业者的角度，按下快门，然後，赶走兀鹰，看著小女孩离去。获奖两个月后，凯文·卡特自杀身亡，他留下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

如今是人类有史以来物质和食物最为丰裕的时代，但仍然不能避免每年有8亿人因为粮食短缺而营养不良，有3000万人遭遇饥荒而面临死亡威胁。与此同时，全世界肥胖症患者近3亿人，我国成年人中超重人数已逾一亿，美国每年用于与肥胖相关疾病的医疗费支出就高达1500多亿美元。在存在大量营养过剩的同时，仍然无法消灭饥荒，这也证明饥荒绝非粮食问题，而是邪恶政治的产物。

饥荒不仅使大量人口死亡，而且破坏人体的身心健康，毁灭社会发展。我父亲生于民国35年，我母亲生于民国37年，大跃进时期他们正好是长身体的14岁和12岁，连续三四年的饥荒使他们这一代人的身高都严重偏低。在我们村，和我父母同龄的人都很矮，而他们的兄弟姊妹却都要高出很多。

人民公社的大多数时期，中国农民的口粮标准都维持在360斤上下，而且小麦类的细粮很少，以玉米、小米高粱为主。这还是原粮，折合成品粮每天不到8两。在以粮为纲的路线下，蔬菜和水果更是非常少，这些奢侈品几乎都成为了供应党内高级干部高级贡品。长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大多数农民都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大跃进时期，大多数地方的农民口粮低至18斤、15斤，这点食物只能提供人体所需热量的20%左右。相对而言，较轻体力的城市商品粮口粮标准是农民的2倍，而战无不胜的中国军人当时基本没有遭遇到饥荒的任何影响。可以说，在那场大跃进运动中，遭受饥荒困扰和摧残的基本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50年前的中国大饥荒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巨大的。虽然中国当局以“非正常死亡”来代替“饿死”，以“三年自然灾害”来代替“三年大饥荒”，但历史总是要回归真相。水稻之父袁隆平曾毫不讳言地承认，他之所以一意孤行地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那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刺激。“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他认为粮食多了就不会饿死人，我们常常也认为房子多了，我们就会有房子住。

在中国一代出自农村草根的作家中，都具有一种共同食物崇拜癖和饕餮欲。善于煽情的路遥写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那场政治饥荒的万般悲苦催人泪下。阎连科、刘震云、莫言、贾平凹等，无一不是为了能摆脱饥饿才走上写作之路——听说只要当了作家，国家就会像养猪一样给养起来，那个猪圈叫做作协。可悲的是，中国作协里养了无数从大饥荒时代死里逃生的“饿死鬼”，除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几乎很少有人敢去用自己的笔，去记录那一段不堪的饥荒史，直到杨继绳先生的泣血之作《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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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人类来说，防止饥荒并不困难。因为运输费用大大地下降了，粮食储藏成本很低，信息传播非常迅速，国际的饥荒救助到处可得，营养和医疗的知识也大有进步。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饿死人是非常特殊的事，它往往是和极权政治或战争相关。可以说，朝鲜几乎是21世纪全球唯一保持饥荒这种“美德”的“国家”。当代学者斯密就说，现代社会的大饥荒无例外地是政府滥用权力，采用错误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掩盖真相。阿玛蒂亚·森教授甚至说，民主和饥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够让信息不受障碍地传播，能够整治腐败，避免政府的权威被滥用。或者说，抵抗饥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而不是增产粮食。更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很难增产。

美国曾经有学者计算过早期在棉花地里劳动的黑奴每天的食物摄取量，这些黑奴每天摄入达7000卡路里的食物热量，却依然皮包骨头，可见其劳动量之大。一般人每人每天只需2000卡路里左右即可。二战期间，德国围困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每人只能得到300克面包，相当于500卡路里，最艰苦的时期食物配给降至125克。德国围困882天，超过150万人死亡。电影《列宁格勒》对这场饥荒有极其逼真的再现，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突然你会发现，周围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台阶太陡，你爬不上去，架子太高，你够不着；凿开冰层取水太过困难。你只想躺下，然而当一个人躺下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到了生命的尽头。”

很多人被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师》深深打动，影片中饥饿的场景催人泪下。与早先的斯大林政权旗鼓相当，数百万犹太平民在二战中被纳粹政府有组织有预谋在集中营中灭绝，其中以断绝食物的方式饿死的人最多。比起死于毒气室的“文明”来，人为制造的饿死更加令人发指。

在中国皇权专制时代，饥饿是最为常见的刑罚。具体的做法是给囚犯的脖子戴上一只四方的大木枷，犯人的手无法够到嘴，必须依靠他人喂食，同时犯人也无法躺倒睡觉。如果无人喂食，只需三两日，人便饥渴而死。

正因为饥饿对于人类严厉的震撼意义，绝食往往也成为一种最为严重的抗议手段。圣雄甘地和曼德拉等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者正是依靠绝食的手段，使强权者的良心最终战胜权力，为人类赢得了尊严。当然，对于那些为了统治和权力不惜制造人为饥荒的反人类份子来说，绝食没有任何作用，只能沦为他们的笑柄。

在中国历史上，“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大饥荒不绝于青史，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为灾难在今天仍然处处可闻。去年冬天，南京街头有露宿的农民工被活活冻死；而沈阳野生动物园里，许多老虎被活活饿死；几年之前，一个叫李思怡的5岁女孩被活活饿死在家中。当时她的母亲被警察抓走，而警察对接出孩子的哀求置之不理。在世界范围内，将饥饿作为政治手段仍然是北朝金氏王朝的“主体思想”。前不久，为了邀买人心，金正恩许愿说，三年内要让朝鲜2000多万臣民喝上肉汤。事实上人们早就喝过肉汤——人肉汤。

生活总是在改变，不是向坏变化就是向好变化，结果和过程一样重要。至少从毛万岁根红苗正的嫡传加纯正革命血统的毛新宇将军兼博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进步——我们伟大的中国至少在三个代表群体中已经彻底消灭了饥荒。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的玛丽王后听说穷人没东西吃时吃惊地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蛋糕呢？”《晋书·惠帝纪》记载：天下慌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司马衷陛下听见青蛙叫，就问“它们为什么叫唤，为公？为私？”大公无私的司马衷据说废寝忘食了一次，又听见自己肚子里有青蛙在叫，龙颜失色，众太医急急赶到，听罢多时，告诉元首是“饿”。元首大惊：饿是一种什么病？可救还是不可救？什么药可以医治？

杜君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