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
会见了香港《明报》社的创办人和社长金庸。能见到敬仰已久的邓小平,金庸当然十分兴奋。他郑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好西装,打好领带,然后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
1981年7月,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查良镛(金庸)先生及其家属。(资料图)
邓小平是金庸(查良镛)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最早的读者之一。1973年3月,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并对其爱不释手。邓小平的护士郭勤英曾说:邓小平喜欢看的武侠小说,基本都是港台作家写的,像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作品,邓小平都看过,看得较多的是《射雕英雄传》。邓小平习惯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时,津津有味地看一会金庸的武侠小说。即使是出差到外地,他也会带上武侠小说。邓小平睡前爱看武侠小说,是贪它不用动脑筋,看得轻松、不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一次,邓小平的二女儿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
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同时,邓小平读武侠小说也并非完全是为催眠和消遣,他能够将书中人物的命运联系自身来思考人生,获取人生的精神力量。
金庸的《明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著称,他因此被香港极“左派”骂为“反共反华”、“亲英崇美”,甚至上了“左”派的暗杀名单。他在《明报》执笔写社论,为邓小平被打倒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悖逆之处。他还在社论中不断地赞扬和支持彭德怀、邓小平等人,赞扬周恩来大力提倡的经济建设蓝图--“四个现代化”。1976年春天,“四人帮”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第三次被逐出政坛。金庸在社论中不仅坚定地支持邓小平,而且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东山再起。此预测一年后即得到验证。在记者问他如何做出这一预测时,他说:“可以说,我的想法就是实际上代表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而邓小平不动声色,不予理睬,使“四人帮”一次又一次气急败坏、无可奈何,这使得金庸感叹不已:“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着如此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
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主张大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此主张得到了金庸的极大拥护。他在《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而要看他能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金庸对中国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他相信有邓小平领航,中国这艘巨轮一定能够驶向辉煌的明天。因此,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金庸曾不无感慨地说,几十年了,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佩服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真像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邓小平对于金庸《明报》社论也是十分了解的。1981年6月27日闭幕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党的中心工作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和平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此时,邓小平决定通过金庸向海内外传递中央新的对台工作思路。为何要通过
金庸呢?邓小平认为:金庸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华人世界颇有号召力。他多年和林彪、江青笔斗,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对他也有好感。1973年春,金庸访问台湾时,尽管蒋介石因重病在身未见他,但蒋经国与他进行了深谈。金庸本人也主张和平统一,他曾在视察杀气腾腾的金门之后感叹道:“我一生如能
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金庸发出的爱国之音得到了回应。1981年夏,北京邀请金庸回大陆访问。在这次访问中,金庸提出想
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了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良镛先生。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香港《明报》社的创办人和社长金庸。能见到敬仰已久的邓小平,金庸当然十分兴奋。他郑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好西装,打好领带,然后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已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
一见到金庸,邓小平就立即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金庸满面春风,对邓小平微微躬身行礼,握住他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一番寒暄之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并问孩子们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等。两个孩子分别作了回答。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像下合影留念,然后到福建厅坐下会谈。邓小平见金庸穿着西装,便说:“今天北京
天气很热,你脱了外衣吧,咱们不必拘礼。”于是,一位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与一位写了20多年社论的政论家展开了坦诚交谈。
邓小平对金庸说,中国以后的三大任务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表示经济建设、民生发展最为重要,邓小平亦表示赞同,认为经济建设是其他两大任务的基础。两人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时,邓小平说,六中全会召开时间之所以延迟,是因为《决议》还未写
好,写《决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多人参加。写《决议》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表示,世界上有100多种社会主义,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谈到金庸父亲查民卿当年在
“镇反”中被错杀一事,金庸连连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了。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后,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此书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版3天后就告罄,连续加印了两次。
金庸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寄去了一套全新的《金庸小说全集》。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
对金庸而言,这次会见影响巨大,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現在還樂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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