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湖女侠秋瑾的后人当上了“火神爷”

鲜为人知的红色“国际特科”（下）


　　时隔不久，“影子”又获得德日法西斯联手的一个惊天阴谋。

　　1939年3月10日，日本军部特务机关长坂本中一少将、华中派遣军中国课课长武田义雄大佐飞赴德国柏林。

　　在威廉大街党卫队总部，两人与德国党卫队队长、警察总监希姆莱会面。党卫队旅队长、保安处长海德里希，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大岛浩少将在座。

　　海德里希来到一幅地图前介绍，这是苏联莫斯科红场，我们准备联合采取一次大胆而周密的行动，取名“鲜花行动”。这个行动计划的核心是：在红场暗杀斯大林！准备选派4名训练有素的精干特工装扮成苏联红军干部，从波兰潜入俄国，秘密进入莫斯科。“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在苏联领导登上检阅台的时候下手，把定时炸弹安放在列宁墓的水晶棺里，引爆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10点，也就是斯大林登上检阅台的时候。

　　商议已定，德国人领着日本客人去看实验基地，在这里，武田意外地发现：上次“乌苏里虎”计划没打死的留西柯夫等人在场。

　　一名党卫队员送来一束鲜花，来人介绍，这是德国最新研制的黑索金炸药，熔点为204.1摄氏度，压药密度1.77/立方厘米，爆炸速度达8600米/秒，是最好的高能炸药。由于它使用蜡、树脂、动物胶包裹在外表，具有一定的黏度，非常适合隐蔽在各种物体中。炸药就粘结在花蕊、花茎中，丝毫不引人注意，我们在操作时采取定时延时爆破法，8小时以后，会立即起爆。

　　然后，党卫队员做了试验，8小时以后，这束鲜花炸药瞬间将一座山洞洞顶炸塌。

　　武田义雄心里暗暗着急，但是身在德国，行动不便。4月16日，留西柯夫突击队从德国出发，准备改经立陶宛潜入苏联。武田义雄等飞回日本，被陆军首脑召见。4月20日，要返回中国战区了，武田仍无法把情报送出去，无奈之际，他打破常规，冒险直接打电话给在日本国内的特工小组成员：“尾崎君，我是表弟，下午两点在街心公园见面。”下午，尾崎秀实一脸严肃，见面就批评他违反组织纪律。“尾崎君，十万火急，我来不及了！请务必转告佐尔格，法西斯暗杀行动队要在五一暗杀斯大林！详情在这封信里！”

　　留西柯夫突击队顺利潜入苏联，在莫斯科一家宾馆住下。4月28日，苏军内卫部队突然包围了这家宾馆。凶残成性的留西柯夫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开枪拒捕，一名苏军上尉应声倒下。双方展开了激烈地枪战，留西柯夫见逃脱无望，举枪自尽，其余匪徒或投降或被击毙。

　　以后，“影子”又多次为国际情报组织和中国战区提供了大量价值不菲的情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影子”准确地告诉苏方：日本高层根本无意进攻苏联，使斯大林放了心，敢于抽调远东苏军到欧洲与德军作战。

　　1942年4月，武田义雄任日本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部特种处二课课长，晋升为少将。据说，随即引起日寇情治机构的注意。同年10月，去奉天执行公务时，彻底失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情报机关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多次寻找武田义雄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讯……


　　鉴湖女侠秋瑾的后人当上了“火神爷”

　　大连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桥头堡，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大连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九一八以后，大连已经成为日寇侵华战争的最大战略根据地，东北大量的木材、煤炭、粮食通过这里运往日本；日本又把无数枪炮弹药运到这里，送到疯狂屠杀中国军民的日军手中。因此，大连也自然成为“国际特科”工作的重点。根据共产国际情报部指示，破坏日军战略物资是“国际特科”的重要任务。

　　中共党员赵国文、黄振林从苏联受训回来，被派到这里开展工作，他们团结工人群众，把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共产党员秋世显从北京小组调到大连以后，组织迅速扩大，成员近百人，他们神出鬼没，烧仓库、炸铁路是他们的强项。

　　这个小组在大连、天津、青岛等地实施了78次纵火，其中，秋世显直接参与或指挥的就有39起，被称为“火神爷”。

　　秋世显是鉴湖女侠秋瑾的侄孙，1914年生于长春一个旧官吏家庭，祖父秋青士任吉林交涉局局长，父亲秋梦周做棉布生意。秋世显对这个封建家庭非常仇视，说家里的财产都是剥削来的，初中毕业后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预科班，与家里断绝了关系。九一八后事变，去北京大学经管的景山补习学校学习。秋世显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朝阳大学、东北大学的游行队伍领队，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员郑洪轩介绍，结识国际特科北平派遣组负责人张守义，参加了这个组织。1936年以后，秋世显被派往大连、青岛、奉天等地任情报组长。他化装成苦力工人，深入码头仓库，与苦力工人住在一起，先后发展十几个人参加情报组，反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从1935年11月到1940年6月，国际特科组织在大连放火57次，日寇战略物资损失2000万元之巨，严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他们使用的炸药，大都是在大街上公开的西药店里买来的，自己配制，雷管和发火装置由专人制作。

　　1937年1月，特科成员邹立升和高绪琛火药爆破日寇油漆厂；7月，邹立升和孙玉成烧毁大连码头草包仓库一座；1938年2月，王金泰和陈根茂在码头二站烧毁日军大豆300吨；8月，秋世显和李华钧烧毁码头二站纸库；接着，秋世显和洪德锡烧毁周水子军用仓库……

　　1937年9月，受杨奠坤、张逸仙和上级指派，张琴玲携现金和放火材料来到大连，听取情况，传达指令：要一方面在大连码头、军用仓库开展活泼工作；一方面发展培养新的工作人员。

　　于是，迎来了振奋人心的甘井子石油大爆炸。那正是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的进行时，当时，国民党军队45万人围歼日寇两万多人，举世震惊。与此同时，秋世显领导的油厂工人吴澄江、陆炳义将甘井子石油工厂12号仓库一把火烧净。当时《满洲日日新闻》报道：大火漫天、黑烟笼罩了大连湾上空，石油烧起的烈火将贮油罐抛向空中，一个接一个地爆炸……现场比台儿庄战场还恐怖。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和所有消防队悉数出动，但是根本没法救，大火整整烧了16个小时，烧毁6万桶石油等战略物质，还烧伤了久保、中村等5名日本雇员，日方估计最低损失也在700万元以上。

　　这把火严重地震撼了敌寇。民间传说，“火神爷来惩罚小鬼子了……”还有人说，一位骑白马打白旗的女将军领着中国军队来了……

　　6月，秋世显和邹立升指挥于守安在大连码头放火，那漫天火焰直冲日寇4座战略仓库，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火光映红了大连的夜空，全城震动。去救火的消防队员说：那火太大啦！我们一进去，就忽然被火包围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水龙带都烧了，铁道都被烧弯弯了，仓库房顶的铁皮被大火喷到了天上，像一张纸片一样在火头上飘荡。那火根本没法救，只能看着烧……日本人4座战略仓库所有战略物资全部化为灰烬！

　　10月，宋德贵把五妻车站两座仓库烧毁，王金泰把满州石油贮藏库烧毁……

　　日寇恼羞成怒，日本关东军司令东条英机严令限期破案，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赵国文领导的码头工人陈更茂，在五妻车站127号仓库放火时，被日寇抓获，赵国文切断关系，及时逃走。

　　日寇十分惊讶地发现，特科战士的放火技术相当先进，他们用手绢包着发火装置：眼药瓶里装上硫酸，用两层橡皮膏封住瓶口，周围裹满了氯酸钾。两个小时左右，硫酸逐渐腐蚀橡皮膏，流出瓶外，与氯酸钾起化合作用燃烧起火，这一过程序要两三个小时，成为定时燃烧。

　　日寇这才明白，为什么起火现场往往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点线索，着火为什么往往是在周末或者星期天没人上班的时候……

　　日寇成立了特别搜查队，一旦发生火情，日伪12个警宪机关立即出动，特别留意来自山东诸城、平度等县市的中国平民，动辄搜身检查。同时，在民间严查可以用做放火的氯酸钾、眼药水瓶、橡皮膏、蜡烛等等，又把硫酸列为剧毒药品予以取缔，严禁自由买卖和使用。

　　日寇对仓库、码头的防范也更加严密，每一个进入工地的中国人都必须脱衣检查，无论男女，这为特科战士行动增加了很大难度。

　　怎样把发火装置、雷管带进去，烧毁周水子陆军仓库？这是赵国文、秋世显为王有佐出的一道难题。一连几天，王有佐确实被难住了，冥思苦想，怎么也想不出什么妙计。他茶饭不思、坐卧不安。一天中午吃饭，他咬一口煎饼卷的大葱，眼前忽然一亮，一个大胆的计划产生了！

　　第二天午后，上班的汽笛响了，他才慌慌张张赶往仓库，落在工友们的最后到了大门岗哨，他一手提着解开的裤子接受检查，一手攥着咬过几口的煎饼，满脸惶恐地看着日本哨兵。守门的日军看到迟到的王有佐，一脸怒气，刺鼻的大葱气味又难以忍受，于是稍作检查，一枪托就把他打进去了。

　　当晚，周水子军用仓库火焰冲天，5万套军服和大量压缩饼干化为灰烬……老百姓望着熊熊大火，奔走相告：火神爷又来啦！

　　时间到了1940年，日寇把重点放在使用暗探上，广撒便衣特务，深入民间密访、私访。

　　外事警察课随云封手下密探、福昌公司把头宋某手下的小把头牛嗣义，在大连黑嘴子附近秘密跟踪散布“骑白马打白旗的女将军，指挥中国军队打进来”的人，从一个铆子工嘴里得知王有佐是地下工作者，随即向坂冢一郎报告。坂冢搜查班秘密跟踪王有佐，5月25日傍晚发现大连地区领导者赵国文和王有佐在小村公园（现鲁迅公园）接头；又于第二天发现二人在《泰东日报》阅报廊联系，随即跟踪赵国文。赵国文坐电车返回时，在小村公园附近被敌伪抓捕。然后，日寇陆续抓获王有佐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大连被捕者达100多人。随即，日伪又奔赴奉天，抓了已任那里组长的秋世显。

　　国际特科天津工作组组长黄振林见大连方面久无音讯，便前来打探，也被日寇抓获。根据掌握的线索，日寇抓获天津上海间的联络员游文清，在游文清的住处，获得了上海指挥部纪守先的信件和照片。天津工作组也被日寇破获。日寇潜入在上海租界，将纪守先密捕，用麻袋装来大连审讯。

　　为了彻底弄清这个组织，日寇对被捕“国际特科”人员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毒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是常事儿，被捕者几十人被打死打残，他们有的腿被压断，有的手指被烧焦，有的肺被辣椒水灌破了……陆续有20多名志士没等到判决，就死在狱中。

　　1942年3月16日，日本关东州地方法院判处纪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黄振先、王有佐、吴成江、李化钧、孙文凯、高旭琛、孙玉诚12人绞刑，李泽民、田文礼、张玉江、马永福10年徒刑，包玉侠等13人7年徒刑。

　　纪守先等革命志士在狱中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志士们在狱中写下了不少诗作，连日伪人员都慨叹不已。纪守先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壮士从容入狱中，身心似铁气如虹。工农革命成功日，万里江山一色红！”

　　行刑前，敌人再度审问纪守先：“你们放火团有多少人？”

　　纪守先凛然答道：“不知道有多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遍地都是！”

　　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容就义……

　　英雄无名，历史沉重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同时，国际特科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却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共产国际在3年前已经解散，“国际特科”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在同日寇斗争中，特科战士大部牺牲，幸存者尤其是后发展的没机会加入党组织的幸存者，手里没有任何可资证明自己身份的凭据。

　　被判10年、住了敌伪监狱3年侥幸生还的李泽民出狱以后，有一种世事沧桑的感觉，昔日的战友、朋友大都不在了，好不容易找到未被敌伪抓获的洪德锡，两人一道去苏军总部联系，苏军总部对此一脸茫然……

　　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认知一直存在着历史差异，“国际特科”组织及工作一度被讳莫如深。斯大林后期“肃反扩大化”，苏联红军情报部长柏尔青被捕，1938年被杀（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才平反）。活跃在国际情报组织的英雄佐尔格、缪勒尔等大批情报精英被捕、被杀。二战结束，“国际”解散、组织瓦解，关系中断，李泽民、洪德锡都是后发展的特科成员，与中共党组织根本没发生过关系，加上“国际特科”与中共组织已经脱钩，找中共组织联系，也难以接洽。两人无奈，只好各自谋出路，洪德锡就留在大连苦度时光。

　　侥幸逃出日寇魔掌的张逸仙、张琴玲夫妇，隐居在哈尔滨附近呼兰县教书。由于日本人知道张逸仙曾经是“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总参议（伪满康德皇帝登基时，对以前抗日人员予以大赦），不时前来侦探、骚扰。后来，张琴玲患肺结核，医资匮乏，贫病交加，1942年仅30岁就死在呼兰。张逸仙好不容易逃脱日伪监视，回到山东老家，后来转居上海，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解放以后，他不仅没获得什么荣誉，反而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上级组织对那段历史反复查问。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特科”组织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但张逸仙已经作古几十年了——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笔。

　　前边提到的组织者之一杨奠坤，1942年在上海被日寇逮捕、判刑。1945年光复，他以杨靖宇弟弟的身份从国民党接手的监狱逃出，十分侥幸地与原来的中共组织接上了头，后来转赴东北，参加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后，杨奠坤（后来改名杨佐青）曾任哈尔滨市委副秘书长，文革期间被打成“苏修特务”，惨死在自己人的监狱中……文革以后平反。

　　1988年7月7日，抗战爆发51周年纪念日，齐齐哈尔政府会同省及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为“国际特科”齐齐哈尔行动组组长张永兴举行烈士纪念碑揭幕式。张永兴1937年1月15日被日寇枪杀，这时已是英雄死后50多年了……

　　“国际特科”在国内究竟有多少人员——这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一个历史之谜。仅日寇掌握的情报，就知道除了东北全境以外，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有行动小组，有的组织还向朝鲜、日本境内延伸……本文披露的英勇的“国际特科”战士的事迹，只是九牛之一毛，旨在希望人们永远记住这些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的无名英雄。

　　谭敦民，《文史精华》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