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五六十年前台湾的白色恐怖

    1950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从中国大陆来台湾四年的台湾梧栖港务局副局长孙裕光在家中突然遭到逮捕，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10年，家产尽被查抄。如他日后所写：“大祸忽然临到我们全家，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一夕之间坠入忧伤痛楚的流泪之谷。”其时，孙裕光的长女孙康宜未满六岁，长子康成不满三岁，次子观圻一岁零八个月。

    此后十年，孙康宜随着母亲和两个弟弟避居台湾南部。与此同时，孙裕光先被遣送绿岛，再移回台北监狱。1960年孙裕光刑满获释，此时孙康宜已经高中二年级了。

    在父亲坐牢的10年间，也即孙康宜6岁到16岁的漫长成长期间，孙康宜一直不断地告诫自己，除非不得已，绝不向人说有关父亲被捕的事情。动乱时期的冷酷之一就是，连小小年纪的孩童也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舌头。

    50年后，孙康宜试着把那压抑了五十年的记忆写出来，以几个较为熟悉的人物为枢纽，试图通过这些人的故事去追寻逝去的时光和岁月。

    读书报：在1980年代言禁开放之前，白色恐怖一度是台湾历史上的禁忌话题。您父亲因大舅陈本江的牵连，蒙冤蹲了10年的监狱，一家人也因此遭受了无尽的痛苦和磨难。回叙这段历史，您需要足够的勇气吧？

    孙康宜：回叙这段长期被视为“禁忌”的历史，自然需要“勇气”。但我想，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个人有一种见证历史的强烈欲望。就如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所说：“作为人子，岂能容父母和他们那个时代所曾经受的苦难就此淹没？”其实早在1960年代末期我刚离开台湾时，就已经有撰写白色恐怖的初步想法了。可惜当时时机尚未成熟，而且我还在专心于自己的学问和事业，所以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就这样给耽搁了，一拖就拖了几十年。

    读书报：沉默了那么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动您写作这本书呢？

    孙康宜：“沉默”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从前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期间，人们（尤其是受害者及其家属）由于对政治的极度恐惧，大都养成了凡事沉默的习惯。可以说，沉默乃是受难者的“保身”秘方。所以从小我就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舌头。

    不过，有关白色恐怖的话题，我在美国之所以“沉默”了那么多年，一直到本世纪初才得以述说出来，主要还是由于外在的因素所致。首先，离开台湾愈久，我与过去事件发生的现场，自然产生了隔阂。而且家人和亲戚们一向不愿谈论过去；他们宁愿让痛苦的记忆从这个世界静静地消失，因此我很难从他们那儿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一直到1995年我偶然从别人那儿听说，原来我的大舅陈本江（陈大川）就是1950年代初台湾“鹿窟事件”的领袖之一，而我父亲坐牢十年乃是受大舅的连累。据说当时台湾保密局的谷正文先生因抓不到陈本江本人，就把目标转向陈的亲戚和朋友们。由于我父亲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较为显著，他又是陈的妹夫，因此就不幸成了代罪羔羊。

    在得知有关大舅的资料之后，我开始展开对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研究。不久我的母亲在加州去世，更加令我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想起我们一家人当年在台湾所遭遇的风风雨雨，脑海中顿时浮现了历历如绘的回忆。后来哈佛的张光直教授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番薯人的故事》，详细记录他17岁时被捕和入狱的经验，也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于是，我决定要把自己童年时期所遭遇的白色恐怖经历写出，让自己生命中沉睡了半世纪以上的记忆公诸于世。当时我的朋友黄进兴博士也再三督促我：“你若不赶快写出来， 那段记忆就丢失了。”此外，自从我母亲过世后，父亲开始主动谈起他当年被捕和坐牢的经历，于是给我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他过世之前，父亲还为我校对《走出白色恐怖》一书的初稿。

    所以我说，这本书乃是为纪念我父母和他们那个受苦受难的一代人而写。              

    读书报：考古人类学权威张光直先生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便有过被捕的经历，此外，当代中国诗词研究大家叶嘉莹教授五十年代初受到家人牵连，也曾入狱。日后雷震借《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自由遭到长期软禁，陈映真因为参与读书会而锒铛入狱。可以说，这场白色恐怖几乎席卷了整个台湾知识界？

    孙康宜：我想，在1950年代所谓白色恐怖的“高峰”时期（即张光直被捕、叶嘉莹被牵连的期间），其高压迫害的恐怖程度确实“几乎席卷了整个台湾知识界”。而我父亲也不幸于这段期间坐牢10年。但据我个人的观察，1960年代以后（即雷震被长期软禁、陈映真被捕的期间），其迫害的规模和方式已经变得较为缓和。但即使如此，只要被迫害，每个受难者都经历了难以弥补的创伤。那是个不幸的年代。

    读书报：您的学术生涯一路顺畅，在学术上也开辟出了自己的领域，成绩不凡。作为一位华裔女性，您担任耶鲁东亚系的主任六年，成为耶鲁三百年历史上的首例。除了天分和勤奋之外，早年家庭的遭遇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您？

    孙康宜：其实，我的学术生涯和事业并非如你想象的“一路顺畅”。我想所有曾在美国学术界奋斗过的学人都会同意：这并不是一条容易而“顺畅”的路。如果不能长期地坚持和努力，那一道道考核晋升的大关是很难通过的。

    当然，你说的也有些道理，或许我早年的人生经验在某些程度“影响”了我。由于童年时期不幸的“家庭遭遇，”我从小就养成了努力工作的习惯。当时母亲为了养活我们， 开了个裁缝班，每天都在一针一线中过日子，我经常陪她开夜车一直到深夜。长大以后，我继续效法母亲，除非不得已，绝不放弃任何努力的机会。 

    读书报：作为那段历史伤痕的见证者，在这本书的写作上，您是否考虑过叙述方式问题？采取非系统的单篇散文形式是否与此有关？

    孙康宜：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有关本书的叙述方式，我的确是再三考虑过的。首先我考虑到：因为我不是白色恐怖的“直接”受害者，我从未被捕，也没坐过牢，所以很难像张光直一样，写出一本以年代先后为序的回忆录。我所能叙述的只是我的童年记忆之片断，当年我的年纪太小，有关一些人的事情或许体会不出来，如今终于领会了，所以我愿意试着把我那压抑了五十年的记忆写出来。而且，我一向喜欢观察人物，喜欢通过某个人物角色来看世界，来思考真实人生的处境。所以我最后决定采取单篇的散文形式，并以几个较为熟悉的人物为枢纽，企图通过这些人的故事去追寻逝去的时光和岁月。

    读书报：据说，您的第六张书桌是专门用来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这是您回忆、叙述这段历史的衍生品吧？目前，您的吕赫若研究进展如何呢？

    孙康宜：有关我对“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研究，的确是我回忆白色恐怖、叙述这段历史之后的衍生品。但那是在《走出白色恐怖》的初版已经发行之后，我才偶然发现大舅与吕赫若的一段生死与共的情谊。原来1949年他们两人一起逃入鹿窟，可惜吕赫若后来遭到毒蛇咬伤而死。吕赫若的故事很感人，但我从前没读过他的作品，所以我开始大量阅读他的小说，也参考吕芳雄的那篇《追忆我的父亲吕赫若》的文章，以及蓝博洲的作品《吕赫若党人生活》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有关吕赫若的英文文章，那篇文章的中译就成了这个北京三联的增订版（第11章）的一部分了。

    有人说，我的“第六张书桌”是专门用来研究吕赫若的。其实那是开玩笑的话。许多年前，台湾的作家林贵真和他的丈夫隐地来到康州访问，也顺便参观了我的书房，回去之后就发表了一篇《拥有五张书桌的女人》的文章，以为纪念。有趣的是，从此以后“五张书桌”就成了我家书房的一个典故。后来有朋友来访，发现我的书房又多出一张新桌子，而桌面上却堆满了有关吕赫若的书籍，所以他们就把我的“第六张书桌”和吕赫若联系在一起了。其实我并没打算进一步研究吕赫若，这是因为吕赫若的小说（除去最后四个短篇以外），全是用日文写的，而我的日文阅读水平并不高。

    读书报：关于白色恐怖，您还有其他的写作或研究计划吗？

    孙康宜：有关这个题目，我并没有其他的写作计划。唯一必须说明的是，本书的英文增订版（题目为 Journey Through the White Terror：A Daughter’s Memoir，Second Edition）将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与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不久可由Amazon 书店采购。所以，关于白色恐怖这个题目，我想我可以给自己画上句号了。


《走出白色恐怖》，孙康宜著，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