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教“六四”有什么难？

按：哈佛大学东方语言与文明系何晓清博士自两年前开设六四课程，去年秋季开始课程加码，由原来一个学期一科增设至两科，两班学生修毕课程后，今年春季共同组织了「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会宣读期末论文，来自哈佛不同学系的资深中国问题研究教授全程参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国学大师余英时教授为学生写贺辞。六四课程的课堂照片连续两年成为哈佛新生课程总目录的封面，何晓清也连续两年获颁哈佛傑出教学奖；一切看似顺遂无虞，实则，这第二年里，她面临种种挑战。於今年六四周年前夕，她将经验整理总结和分享，一次过回答关注这个课程的一些疑问。


问：可否分享一下在哈佛教授六四的心得？有了第一年的经验，第二年是否教得更得心应手？

答：按常理说，应该是这样的——开新课是最难的，教过一次有经验就应该相对容易了。不过，因为六四事件的记忆在过去二十多年在国内被有系统地刻意抹杀和篡改，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真相总是困难重重。事实上，第二年教学遇到的挑战比我想像中还要多。

真相与偏见

问：为什么？第二年有什么变化？

答：第一年我教的六四课是新生课程（Freshman Seminar），也就是说只对哈佛新生开放，其他年级的学生无法报读。但去年秋季哈佛一个学期就开了两门六四课——一门是新生课程，一门是中国历史课。这样一来，哈佛任何学系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可以报读。一个学期开同样题目的两门课在哈佛是不寻常的，系里也很支持这门课。一般来说，系里喜欢开大课，吸引更多学生，不过大家觉得六四这样的题目需要深入讨论，因此决定六四历史课也应该像之前的六四新生课程那样以研讨课（seminar）的方式进行——与大课（lecture）不一样，研讨课是有名额限制的。我利用暑假对阅读内容和课程安排作了一些调整，包括安排每堂课开始前先播放一段与该周阅读主题相关的短片。这些短片多是港人制作，从《自由花》到去年新制作的卡通《寂静之声》（Sound of Silence）。万事俱备，只等开学。

开学第一周，一位学生在临近下课的时候既庆幸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差点就决定不上这门课了，幸好没有听别人的劝告。他接着解释说：负责义务接待他的（host family）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告诉他不要上哈佛的天安门课，因为这堂课教的是「有偏见的历史」（biased history），并坚持要帮他填表另选一门课。这位来自欧洲的学生觉得自己意愿不被尊重，决定先来听一下课。话音未落，另外一个中国学生也说他是顶着压力来上课的，他的另一位朋友就因为压力不来了。另外，听说一位中国学生也是因为「偏见历史」杯葛我们的课。她说一看那「坦克人」（Tank Man）的海报，而不是「暴徒」打士兵的照片，就决意不选这门课。这些「偏见历史」的说法和「顶着压力」的感觉对我来说是不陌生的，但是对於班上其他刚刚从中学考进哈佛的美国孩子来说，这些传言既充满神秘感又有点不可思议。

同学们这样的情绪开学没多久又加深了。起源是我们班上的一个E同学听到一个中国学生议论我们的课——该名中国学生在众人面前宣称她之前上过我们的天安门课，但觉得教的不是真实的历史，就把课dropped了。E同学是一位特别有正义感的美国女孩子，她在课堂上问我：我们这门课一直是「爆满」的，是不是？到底去年有没有人中途dropped课的？我回答说：是爆满的，没有一个同学中途放弃，而且全班每一个学生都在教学评估里给了我满分，不可能有同学对这堂课不满——这点班上的同学是了解的，因为哈佛学生很看重教学评估，他们决定选修一门课前一定会看前一年学生是怎么评价一门课的。E同学觉得很困惑。类似的小插曲，在开学初层出不穷，历史课班上也有。

问：这些情对教学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这些例子，正好说明八九民运并没有结束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只是一个结束的开始——八九民运与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社会密不可分。不过新生同学不一定都明白。为此，我相应调整了教案。按照原来的课程设计，前面几个星期集中阅读有关六四历史的文献资料，后面再讲记忆。可是，因为同学们一开学就要面对关於六四记忆的争议，因此历史与记忆的讨论无法再分开，而是双线并行——一方面了解真相，另一方面回顾分析历史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如何在官方和非官方的话语里被记忆和解读。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公义，爱国与身分认同

问：可否具体讲一下遇到的困难？

答：大概因为想证明我们这门课不是有偏见的历史，新生课程的部分同学一开始对倾向於中国官方的观点更为包容而对批评的意见则有更多的质疑。例如，班上一位中国同学反覆强调中国现在很强大、六四已经过去、西方嫉妒中国的崛起才纠缠这些问题等等，同学们也是老老实实地听不大争辩。这样的情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们去燕京图书馆看天安门资料集。面对死难者的血衣，面对那些被坦克压过连头、手、身都无法在辨认的血肉模糊的照片，那位中国同学开始解释中国政府是没有办法才镇压的，当时没有更好的装备。他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相信政府是好意的，是为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才镇压等等。那一刻我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半个学期大量的史实阅读资料分析，加上眼前血淋淋的证物，还有那一箱箱充满希望的八九学生的照片——那些曾经如同这位哈佛中国学子一样年轻的脸孔，依然无法让他理解二十多年来天安门母亲的苦苦等待与抗争。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把资料集的最后一个箱子交还的。当我走出图书馆的时候，居然看到好几个同学在雨中等我，陪我走回哈佛园。后来这几位同学多次要求哈佛图书馆给他们机会不收报酬义务整理天安门资料集的箱子，他们希望六四证物重见天日而不是放在尘封的箱子里。

问：那次经历对学生有怎样的影响？

答：同学们开始对关於八九后的清算、媒体宣传、网络控制、教科书修改、天安门母亲等阅读题目产生浓厚兴趣。前面提到的那位因为别人中伤我们的课程而困惑的E同学，在哈佛校报上发表了一篇关於中国新闻和网络审查的文章，指出言论自由的中国才有希望；班上另一位同学也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关於五毛党的文章。

当同学们读到「爱国主义运动」的内容和修改过的教科书主题，发现里面的论调居然如此熟悉——他们都在不同的中国学生那里听说过了，就愈发好奇。我开始引入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概念，同学们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有效地探讨教育、传媒、网络、同龄人、家庭等社会化的媒介（agents）在民主社会会和非民主社会里所起的不同作用，从而分析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与政治灌输（political indoctrination）对年轻人产生的截然不同的影响。好几位同学在期末论文里不同程度地探讨对后八九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大陆新一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和身分认同的影响，以及掩盖真相的做法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意味什么。其中一位W同学用QQ的社交网络方式与大陆同龄人探讨六四问题的论文在研讨会上让人印象深刻。多位学者表示W同学的论文无论从文献资料到数据到分析都是研究生水平，无法想像是出自大学新生之手。W同学中学期间在中国生活过三个暑假，与班上其他一些同学在大陆生活过的同学一样，平时谈起中国总是一往情深。在美国长大的孩子都明白批评政府不等於批评国家和人民——相反，监督政府是公民的责任。W同学也是当日雨中在图书馆门口等我的其中一位，我清晰记得他当时问我：为什么他们知道真相还为政府辩护？W同学大概没有料到：他提出的那个问题，竟然被一位大陆观众在我们的研讨会以感叹的方式表达。

问：是由学生组织的研讨会？

答：是。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在研讨会第一轮小组讨论上，W同学宣读完论文后，历史课班上一位来自香港的J同学宣读她的关於港人的六四记忆与身分认同的关系的论文。她用自己的个人经历说明「为何香港的年轻人会关心六四」，她用维园的烛光来回答「香港人是否爱国」。她从一个八九年后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年轻人的眼光，讲述她小学的历史老师陈先生明明知道六四不是必教内容，但依然在下课后在黑板上写上「六四」两个字，并向当时还是小学生的J和其他小同学讲六四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这位陈先生又带同班上的十多个同学参加维园纪念活动。
听完J同学的论文后，一位大陆观众在提问时段举手，并表示他不是要提问，只是想谈一下自己的感受。一开始我以为「偏见」大批判又来了。结果，这位朋友说他看到J同学这样的香港年轻人对六四的关注，看到香港是中国大陆唯一可以纪念六四的地方，再想想大部分大陆年轻人不了解六四真相，非常感慨。虽然这位朋友英文说得十分费力，说话时因情绪激动而声音一度哽咽，但他表达的担忧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感受到。值得欣慰的是：当天现场观众席上就有好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有批判精神、独立思考能力、探讨真相勇气的年轻学生。J同学的论文也得到曾在诺贝尔和平奖上为刘晓波演奏《茉莉花》的音乐家张万钧先生的共鸣。

对那位大陆观众的感叹，我自己当然也感同身受。正因为那些颠倒是非黑白的挑战，每一个人对真相的执着、对公义的坚持才显得更为重要。

J同学的小学老师陈先生一定没有想到：他为同学们讲述「六四」的声音有一天在哈佛燕京礼堂里回响。

米兰昆德拉把人民与强权的抗争形容为记忆与遗忘的抗争。一九八九年，北京市民学生用血肉之躯面对机枪坦克；在八九后的二十三年里，港人用烛光面对强权，点燃真相。维园不灭的烛光，代表不死的民心，无权者的权力，人民的力量就算在漫长的黑夜里，我们都不言弃。因为，明晚，维园将再次烛光点点。

《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