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平反冤假错案，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

 　　1978年10月11日，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几天前还是普通工人的曹志杰，不仅光荣出席了这次盛会，还破天荒地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俨然一副政治新星的模样。这一天，在主席团休息室，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找他谈话，让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

　　我一直很好奇：闻知自己一步登天的那一刻，这个24岁的年轻人，有没有发出人生无常、造化弄人的感慨？命运确实太神奇了，从工人到反革命，从反革命到死囚，从死囚到革命英雄，从革命英雄到政界新星，这种翻江倒海地狱天堂的滋味，别人可能一辈子都碰不上，而曹志杰仅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就尝遍了。

　　他本来就是普通工人，如果不是周恩来去世，如果不是政治势力“四人帮”，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晚年路线遭到人们的反对，如果不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他可能还是他，一个普普通通的，至多比一般工人多点文化多点理论的工人。

　　1976年，在当时的中国被称为道德楷模的周恩来去世了，骨灰被他的夫人撒到大海里，有着良相情结的中国充荡着哀伤的情绪，不明事理不知大势的“四人帮”，玩了点手脚，阻止人们悼念周恩来。在那个少数人开始怀疑伟大领袖是否英明无比的历史时刻，在那个文化大革命受到普遍质疑的特殊年代，周恩来的离世，被各种各样的政治情绪所笼罩。

　　这一年3月30日，还有5天就是清明节，当天中午，曹志杰和28个北京工人扎了一个花圈，列队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这个最高领导人接受亿万人民顶礼膜拜的政治场所，在这个象征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纪念碑前诵读他们的悼词，悼词中，有“敬爱的周总理”，还有“披荆斩棘”、“血战到底”。读完之后，他们想将悼词别在花圈上，可是，春天的北京风太大，别不住，只好将它贴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在我们这个有着“春秋笔法”和“文字狱”传统的国度，这个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一篇悼词”，被掌权者理解成别有用心的政治图谋，是对最高领导人的影射，是对“四人帮”的讨伐，是对个别垮台政治家重新上台的呼喊，是对掌权者的大不敬。曹志杰离开天安门广场不过几个小时，他的上级就把他叫过去训斥了一顿。这边，他的事情还没完，那边，天安门广场上，越来越多的花圈，不但将悼念活动推向高潮，还出现了“恶毒攻击”最高领导人夫人的演讲。最高领导人夫人恼火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应对天安门前发生的事情。清明节凌晨，广场上的花圈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事情没有到此结束，最高领导人发话了，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了张纸条说，性质变了。附和他的人解释说，就是变成反革命事件了。先是戒严，后是清场，北京市公安局(微博)在短短的时间内抓捕了300余人。曹志杰的噩运开始了，他在天安门广场贴出的悼词，是那段日子里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一篇悼词，被称作“丙辰清明的第一声呐喊”，听不得这声呐喊的掌权者把他也逮捕了，他的案件被命名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的“一号案件”。

　　其实，他在公共集会场所的什么“呐喊”，不过是一个公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自由表达的权利，然而，掌权者可不这么看，他们或者他们的部下，或者部下的部下，一合计，给他“判”了个死刑。要不是几十天后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扰乱了掌权者的阵脚，以致搁置了他的事情，世间可能再也见不到曹志杰了。

　　不久，侥幸逃离死刑的他，又意外地摸到一个大奖。最高领导人去世后无人护佑的“四人帮”垮台了。他走出了监狱，逃过了“反革命分子”常见的劫难，他回家了。掌权者当中，要求对“四五运动”重新定性的声音发出来了。

　　入狱两年过后，当年组织人手逮捕他的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人员，进行了全面复查，结论是：除了几个偷盗的毛贼之外，包括曹志杰在内的388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年底，中共中央在“全会公报”中公开宣称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是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平反开始了，他的那声呐喊，由反革命行动变成了革命行动，这个没来得及执行的“死囚”成了“革命英雄”，开始走向政治前台，迎接送给英雄的赞歌。

　　幸运的不仅是388个无辜被捕的“革命群众”，在那个“平反”声势浩大无边的岁月，执政党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为千千万万“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分子”平凡昭雪，恢复名誉，落实政策。

　　在法律人看来，所谓冤案、假案、错案，本质上都是错案，所谓平反冤假错案，本质上就是纠正错案，所谓“落实政策”，就是将国家非法剥夺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还给他们，借用一个法律专有名词，这叫做权利救济。

　　平反冤假错案，是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就像一场运动，有时候表现为暴风骤雨，比如曹志杰深陷其中的“四五运动”，对这次事件的平反，不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司法审查，而是通过执政党的红头文件，一次性了结。

　　被平反的人，甚至于与平反无关的人，都对这场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运动热泪盈眶。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的激动，可能不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可以体会的，平反冤假错案对千万家庭命运的改变，对中国历史的走向，意义深远，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称颂这场有中国特色的权利运动。

　　然而，放眼人类法治文明的历史进程，用法治理想主义的目光，重新打量这场通过红头文件而非司法审查启动的，自上而下的，有步骤的，有计划的权利救济运动，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所说的历史局限在于，这场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仰仗的是政策，而不是法律；靠的是红头文件，而不是司法审查。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严肃的司法审查，就没有严格的权利救济，这是人类法治进程中一再被证明的历史经验。远在八九个世纪以前，英国王室就下意识地使用了人身保护令。曹志杰出生的300多年前，英国就通过人身保护的法律，此后，在英美国家，一个身陷囹圄的人，一个被政府拘押的人，可以请求法官发出“人身保护令”，由法官在神圣的法庭上，对政府拘押他的行为是否合法作出判断。

　　或许，曹志杰也产生过这样的念头，拿到中共中央平反“四五运动”的尚方宝剑前后，他以“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有200多人签名的起诉书，起诉“四人帮”，以及送他入狱的北京市公安局长。担心他们的起诉打乱了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两个高级官员把他们劝退了。

　　其实，真要是起诉，还没法操作。当时的中国，没有民事诉讼法，没有刑事诉讼法，没有行政诉讼法，你告谁？告政府还是告个人？你要求谁还你被剥夺的权利，再从经济上补偿你，赔偿你？什么都搞不清，一团乱麻。由此可见，面临公检法早已被砸烂的乱局，以执政党的文件平反冤假错案，可能是当时中国领导者所能想到、所能采用的最实际的办法。

　　你可以说它是最好的办法，也可以说它是最不坏的办法。好在，这个办法唤醒了曹志杰这样的公民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30年以后，曹志杰亲笔撰写了回忆“四五运动”的文章，字里行间，不是个人命运的呢喃，而是制度设计的考量。

章敬平，《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