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8日 星期五

民主党派争取吴化文将军投奔共军的经过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向山东地区的战略要地济南发动攻势,经过八昼夜连续攻击,解放了国民党坚固设防的济南城,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揭开了胜利的序幕。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守军的西线指挥官、96军军长吴化文毅然弃暗投明,率所部三个旅二万余人起义,从而敞开了商埠(地名)的大门,打乱了蒋介石的“点线防御”部署,缩短了战役时间,减少了部队伤亡和对城市的破坏。为此,党和国家授于吴化文一枚一级解放勋章。

  吴化文,山东掖县人,幼时随父迁居安徽蒙城。韩复渠在山东时,他任韩的军事教育团团长、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颇为韩所倚重。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任吴化文为陆军新四师师长兼山东保安师师长。1943年又命戴笠授意吴化文接受汪伪汉奸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的任命。1944年到1945年春,吴部调至津浦路蚌埠一带,被蒋密任为第五路军军长兼津浦铁路南段警备司令,执行“防止共军占据铁路交通”的任务。1945年10月,蒋介石令吴化文率全军由蚌埠赴山东兖州,接收日军修筑的飞机场及武器装备。1947年吴部改为整编第84师,吴任师长,我任副师长。1948年吴升任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我任该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

  在蒋介石的拉拢、威胁和控制、利用下,吴化文始终在屈辱和危险的夹缝中求生存,先是充当蒋介石“曲线救国”的走卒,后又被推上反共前线充当“一箭双雕”的牺牲品,这样的处境使吴化文不能不审时度势,考虑自己的出路,因此埋下了弃暗投明靠拢人民的种子。

  吴化文是怎样开始倾向人民的呢?这要从我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王寄一的关系讲起。1929年我住济南阜阳里,王寄一寄居在我家,日常交谈中,他常流露对蒋介石不满。后来知道他当时已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进行反蒋斗争,曾利用我家后院房屋秘密开会。1931年10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邓演达被害,在山东的委员何世琨被捕,由我设法营救,并送王寄一到青岛乘外轮赴福建避难,因此感情深厚。不期相隔十多年,1946年5月,王寄一到南京来找我,向我谈了别后情况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并说他和章伯钧等正在开展策动反蒋工作,希望我同他们站在一起,还说章伯钧要来看我,我向他谈了吴化文的情况。有一天,王寄一果然陪同章伯钧来访。章说:“你和王寄一所谈吴化文的情况,我已清楚,要反蒋,我有办法,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先生住在梅园新村,我随时可以和他密谈”。这期间,我和王、章时有来往,章伯钧还借用过我的小汽车,贴上“国大代表”的标志,掩护在南京的秘密活动。

  1947年7月上旬,蒋介石电令吴化文到南京,吴来后住在办事处。一见面,他就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汇报了各种情况后,说章伯钧和王寄一都是民主人士,他们和我谈了一些问题,有道理。吴说:“民主人士我信不过。蒋介石总想消灭共产党,也消灭我们。我们要保全实力,我想请教冯玉祥先生。”

  1947年7月11日,吴化文和我去上海路143号冯先生家里,冯先生和夫人李德全接待了我们。吴化文谈了自己的情况,抱怨说:“原来有四万多人,损失了一半。”冯说。“你看看南京的情况就知道了。蒋的嫡系军队的待遇比杂牌军队高得多,他们还搞五子登科,老百姓深受其害。你们是受歧视的,当然不舒畅。”李德全说:“我们要爱国、爱人民,就要反对他们,否则早晚会被他们吃掉。为了生存,要动脑筋,想办法,找出路。”冯问吴化文“你看怎样?”吴说:“请冯先生指示。”冯玉祥说:“要坚定自己的信心。我不便出面,介绍你去找李济深,他会帮忙。我写个名片给你,另外打电话介绍一下。”晚上七点钟,吴化文和我去鼓楼头条巷1号李济深家,章伯钧、王寄一已在座,大概是李济深接到冯玉祥电话后约他们来的。吴化文看到这情况很诧异,半天说不出话来。李济深赶忙说:“这帮人都是对蒋介石不满的,他们是民主党派负责人,站在共产党一边,是和共产党联系的桥梁。”还郑重地说:“你的事情焕章(冯玉祥字)已经对我讲了,在这里可以公开商讨。”这时吴化文才打消了疑虑,开始会谈。那次参加会谈的有李济深、章伯钧、王寄一、陈铭枢、吴化文和我,主要是彼此熟悉一下,没谈具体问题。李济深最后说:“章是负责与中共方面谈判的,由他和周恩来先生商量后,再约会回答你们。但无论如何,只能我们几个人知道,千万保密。”

  7月17日,王寄一约我们在湖南路大同新村9号见面。下午二时许,吴化文和我没带随从,步行而去。这次见面,李济深派陈铭枢作代表,还有章伯钧、王寄一、吴化文和我共五人。章伯钧说:“我已向周先生谈过,周说,吴先生愿意到人民方面来,我们欢迎,以后密切联系。”吴说;“我的驻地在山东兖州,陈毅是解放军司令员,驻鲁南临沂。”章说:“周先生会密电通知他和你联系。”

  吴化文回到兖州后,陈毅司令员即放回被俘去的吴的师长于怀安。11月陈毅司令员又派代表与吴联系,以吴的参议名义,时来时去。双方取得默契,吴的驻地没有受到解放军袭击。但这时吴的处境日益困难,一方面军统的电台进入吴部工作,另一方面不得不受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节制,深感进退两难。不久,吴部奉令调离兖州,增援开封,因有中共代表指导,一路缓慢前进,援军未到,开封已经解放。此时山东潍县陈金城求援,王耀武又调吴增援,也因行军缓慢,到达青州时潍县又已经解放。当时吴化文既不愿为蒋介石卖命,但起义条件尚未成熟,又不敢公然违抗,只得采取阳奉阴违态度。解放军攻下潍县后,进攻兖州,王耀武又急令吴部增援,吴派161旅先行,孤军深入,于1948年6月上旬在大沱口被解放军消灭,旅长徐日振①被俘。为此,吴对王耀武公开表示不满,兖州解放后,济南防务尤其是驻守飞机场更为重要。吴在解放军代表的指示下,运用各种方式,取得王耀武和徐州“剿总”刘峙同意,调他驻守飞机场,并趁机向王耀武要求对损失的一个旅予以补充,王即拨一个旅归吴建制,旅长何志斌,以后与吴配合,一同起义。

  1946年冬,周恩来离开南京,王寄一到了上海,我们的秘密活动也转到上海,我经常由宁赴沪联系,汇报情况。1948年7月某日,我在杨虎家里同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会面,他询问了吴的情况,没有深谈。这月下旬,又在国际饭店会面,在座有吴克坚、杨虎、王寄一、连瑞琦、郝宇新和我,他们一致要我去济南促吴起义。我答应俟本军请领的卡车、弹药批下来就去,大家要我写亲笔信,让郝宇新先去联系。不久,吴化文来信说,已与郝见面,因过去不认识,没有多谈,并说济南紧张,到处是特务,嘱我慎重。9月间,王寄一奉上海地下党指示,打长途电话给我,示意催促,吴化文也发来两次电报,催我去济南。9月8日我飞往济南,行前通过长途电话向王寄一报告行踪。到济南后,方知吴为了准备起义,行动方便,已住在我家(吴家在城内,我家在商埠)。当晚,我向吴传达了中共地下党指示,吴说:“解放军要进攻济南,情况紧张,看几天再说。”

  9月12日,津浦铁路副局长陈调元的儿子陈序请吴化文和我吃饭,并约有王耀武的副官长霍松山和参谋长某某。席间陈序等问吴化文:“共军要进攻济南,吴军长看情况如何?”这是试探的信号,吴假作坦然,以乐观的口气回答说:“共军来得好,我们打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我相信保卫济南是不成问题的。”从他们的恭维中,可以看出吴的应付起了一定的麻痹作用。晚上,中共代表刘同志到我家和吴单独谈话约一小时,吴叫我送到大门口,并对我说:“毛主席从陕北来电,指出时机已到,要我军行动起来,为人民立功。”

  13日王耀武飞往南京求援,14日下午回来,看样子非常紧张。就在此日,吴化文派处长卢连章陪我到飞机场和旅、团长们见面,要我表面上给他们固守飞机场打气,同时作些暗示,使他们对“应变”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我思考了一下,认为应该以本军的感情来维系军长的威信,于是我说:“济南局势紧张,大家更和过去一样,相信军长,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听军长指挥。我们大家知道,军长是有办法的。”这天晚上,吴对我说,预定起义日期为9月25日,至迟不得超过九月底;叫我15日飞回南京,把他在南京的家眷送到上海转往香港。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之际,不料军参谋长吴田一告密②,因此,我乘的飞机到达青岛时,上来两个军统特务,到南京下飞机后,即被特务紧紧盯上。当时我知难以脱身,于16日写信叫前妻去上海面交王寄一,并向济南打军用电话找吴讲话,没有找到。事后得知,这时吴化文已进入飞机场,军用电话从我家搬走。吴进飞机场后,把所有通道都封锁起来,不让任何人进出。连王耀武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也托故不去。17、18两天③,王耀武找不到吴化文,心知有异,但因自己兵力有限,解放军又在进攻,没有办法,只好央请城内八个头面士绅和两个新闻界代表,到飞机场求见吴化文,连去三次,岗哨都拒绝传达,此时吴的态度已明朗化,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9月19日晚,吴在党的指导下,宣布起义,于解放军迫近飞机场时,把济南西线阵地连同飞机场完整地交给了解放军,打开了进入市区的大门,自己带着部队撤到黄河以北的桑梓店一带听候整编。他几经周折,终于弃暗投明,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①据山东《文史资料》第八辑《我与吴化文相处的回忆》一文,161旅旅长为徐日政。——原编者注。

  ②据山东《文史资料》第八辑《我与吴化文相处的回忆》一文,9月19日晚,吴化文在军内宣布起义,465团团长王玉泣向王耀武告密,副师长杨田一也倒向王耀武。——原编者注

  ③据山东《文史资料》第八辑《我与吴化文相处的回忆》一文,18日上午吴化文曾背着解放军代表去绥靖区开会。——原编者注

  王一民口述,魏予珍整理,原载《统战工作选辑》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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