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争取吴化文将军投奔共军的经过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向山东地区的战略要地济南发动攻势，经过八昼夜连续攻击，解放了国民党坚固设防的济南城，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揭开了胜利的序幕。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守军的西线指挥官、96军军长吴化文毅然弃暗投明，率所部三个旅二万余人起义，从而敞开了商埠（地名）的大门，打乱了蒋介石的“点线防御”部署，缩短了战役时间，减少了部队伤亡和对城市的破坏。为此，党和国家授于吴化文一枚一级解放勋章。

　　吴化文，山东掖县人，幼时随父迁居安徽蒙城。韩复渠在山东时，他任韩的军事教育团团长、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颇为韩所倚重。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任吴化文为陆军新四师师长兼山东保安师师长。1943年又命戴笠授意吴化文接受汪伪汉奸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的任命。1944年到1945年春，吴部调至津浦路蚌埠一带，被蒋密任为第五路军军长兼津浦铁路南段警备司令，执行“防止共军占据铁路交通”的任务。1945年10月，蒋介石令吴化文率全军由蚌埠赴山东兖州，接收日军修筑的飞机场及武器装备。1947年吴部改为整编第84师，吴任师长，我任副师长。1948年吴升任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我任该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

　　在蒋介石的拉拢、威胁和控制、利用下，吴化文始终在屈辱和危险的夹缝中求生存，先是充当蒋介石“曲线救国”的走卒，后又被推上反共前线充当“一箭双雕”的牺牲品，这样的处境使吴化文不能不审时度势，考虑自己的出路，因此埋下了弃暗投明靠拢人民的种子。

　　吴化文是怎样开始倾向人民的呢？这要从我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王寄一的关系讲起。1929年我住济南阜阳里，王寄一寄居在我家，日常交谈中，他常流露对蒋介石不满。后来知道他当时已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进行反蒋斗争，曾利用我家后院房屋秘密开会。1931年10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邓演达被害，在山东的委员何世琨被捕，由我设法营救，并送王寄一到青岛乘外轮赴福建避难，因此感情深厚。不期相隔十多年，1946年5月，王寄一到南京来找我，向我谈了别后情况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并说他和章伯钧等正在开展策动反蒋工作，希望我同他们站在一起，还说章伯钧要来看我，我向他谈了吴化文的情况。有一天，王寄一果然陪同章伯钧来访。章说：“你和王寄一所谈吴化文的情况，我已清楚，要反蒋，我有办法，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先生住在梅园新村，我随时可以和他密谈”。这期间，我和王、章时有来往，章伯钧还借用过我的小汽车，贴上“国大代表”的标志，掩护在南京的秘密活动。

　　1947年7月上旬，蒋介石电令吴化文到南京，吴来后住在办事处。一见面，他就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汇报了各种情况后，说章伯钧和王寄一都是民主人士，他们和我谈了一些问题，有道理。吴说：“民主人士我信不过。蒋介石总想消灭共产党，也消灭我们。我们要保全实力，我想请教冯玉祥先生。”

　　1947年7月11日，吴化文和我去上海路143号冯先生家里，冯先生和夫人李德全接待了我们。吴化文谈了自己的情况，抱怨说：“原来有四万多人，损失了一半。”冯说。“你看看南京的情况就知道了。蒋的嫡系军队的待遇比杂牌军队高得多，他们还搞五子登科，老百姓深受其害。你们是受歧视的，当然不舒畅。”李德全说：“我们要爱国、爱人民，就要反对他们，否则早晚会被他们吃掉。为了生存，要动脑筋，想办法，找出路。”冯问吴化文“你看怎样？”吴说：“请冯先生指示。”冯玉祥说：“要坚定自己的信心。我不便出面，介绍你去找李济深，他会帮忙。我写个名片给你，另外打电话介绍一下。”晚上七点钟，吴化文和我去鼓楼头条巷1号李济深家，章伯钧、王寄一已在座，大概是李济深接到冯玉祥电话后约他们来的。吴化文看到这情况很诧异，半天说不出话来。李济深赶忙说：“这帮人都是对蒋介石不满的，他们是民主党派负责人，站在共产党一边，是和共产党联系的桥梁。”还郑重地说：“你的事情焕章（冯玉祥字）已经对我讲了，在这里可以公开商讨。”这时吴化文才打消了疑虑，开始会谈。那次参加会谈的有李济深、章伯钧、王寄一、陈铭枢、吴化文和我，主要是彼此熟悉一下，没谈具体问题。李济深最后说：“章是负责与中共方面谈判的，由他和周恩来先生商量后，再约会回答你们。但无论如何，只能我们几个人知道，千万保密。”

　　7月17日，王寄一约我们在湖南路大同新村9号见面。下午二时许，吴化文和我没带随从，步行而去。这次见面，李济深派陈铭枢作代表，还有章伯钧、王寄一、吴化文和我共五人。章伯钧说：“我已向周先生谈过，周说，吴先生愿意到人民方面来，我们欢迎，以后密切联系。”吴说；“我的驻地在山东兖州，陈毅是解放军司令员，驻鲁南临沂。”章说：“周先生会密电通知他和你联系。”

　　吴化文回到兖州后，陈毅司令员即放回被俘去的吴的师长于怀安。11月陈毅司令员又派代表与吴联系，以吴的参议名义，时来时去。双方取得默契，吴的驻地没有受到解放军袭击。但这时吴的处境日益困难，一方面军统的电台进入吴部工作，另一方面不得不受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节制，深感进退两难。不久，吴部奉令调离兖州，增援开封，因有中共代表指导，一路缓慢前进，援军未到，开封已经解放。此时山东潍县陈金城求援，王耀武又调吴增援，也因行军缓慢，到达青州时潍县又已经解放。当时吴化文既不愿为蒋介石卖命，但起义条件尚未成熟，又不敢公然违抗，只得采取阳奉阴违态度。解放军攻下潍县后，进攻兖州，王耀武又急令吴部增援，吴派161旅先行，孤军深入，于1948年6月上旬在大沱口被解放军消灭，旅长徐日振①被俘。为此，吴对王耀武公开表示不满，兖州解放后，济南防务尤其是驻守飞机场更为重要。吴在解放军代表的指示下，运用各种方式，取得王耀武和徐州“剿总”刘峙同意，调他驻守飞机场，并趁机向王耀武要求对损失的一个旅予以补充，王即拨一个旅归吴建制，旅长何志斌，以后与吴配合，一同起义。

　　1946年冬，周恩来离开南京，王寄一到了上海，我们的秘密活动也转到上海，我经常由宁赴沪联系，汇报情况。1948年7月某日，我在杨虎家里同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会面，他询问了吴的情况，没有深谈。这月下旬，又在国际饭店会面，在座有吴克坚、杨虎、王寄一、连瑞琦、郝宇新和我，他们一致要我去济南促吴起义。我答应俟本军请领的卡车、弹药批下来就去，大家要我写亲笔信，让郝宇新先去联系。不久，吴化文来信说，已与郝见面，因过去不认识，没有多谈，并说济南紧张，到处是特务，嘱我慎重。9月间，王寄一奉上海地下党指示，打长途电话给我，示意催促，吴化文也发来两次电报，催我去济南。9月8日我飞往济南，行前通过长途电话向王寄一报告行踪。到济南后，方知吴为了准备起义，行动方便，已住在我家（吴家在城内，我家在商埠）。当晚，我向吴传达了中共地下党指示，吴说：“解放军要进攻济南，情况紧张，看几天再说。”

　　9月12日，津浦铁路副局长陈调元的儿子陈序请吴化文和我吃饭，并约有王耀武的副官长霍松山和参谋长某某。席间陈序等问吴化文：“共军要进攻济南，吴军长看情况如何？”这是试探的信号，吴假作坦然，以乐观的口气回答说：“共军来得好，我们打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我相信保卫济南是不成问题的。”从他们的恭维中，可以看出吴的应付起了一定的麻痹作用。晚上，中共代表刘同志到我家和吴单独谈话约一小时，吴叫我送到大门口，并对我说：“毛主席从陕北来电，指出时机已到，要我军行动起来，为人民立功。”

　　13日王耀武飞往南京求援，14日下午回来，看样子非常紧张。就在此日，吴化文派处长卢连章陪我到飞机场和旅、团长们见面，要我表面上给他们固守飞机场打气，同时作些暗示，使他们对“应变”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我思考了一下，认为应该以本军的感情来维系军长的威信，于是我说：“济南局势紧张，大家更和过去一样，相信军长，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听军长指挥。我们大家知道，军长是有办法的。”这天晚上，吴对我说，预定起义日期为9月25日，至迟不得超过九月底；叫我15日飞回南京，把他在南京的家眷送到上海转往香港。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之际，不料军参谋长吴田一告密②，因此，我乘的飞机到达青岛时，上来两个军统特务，到南京下飞机后，即被特务紧紧盯上。当时我知难以脱身，于16日写信叫前妻去上海面交王寄一，并向济南打军用电话找吴讲话，没有找到。事后得知，这时吴化文已进入飞机场，军用电话从我家搬走。吴进飞机场后，把所有通道都封锁起来，不让任何人进出。连王耀武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也托故不去。17、18两天③，王耀武找不到吴化文，心知有异，但因自己兵力有限，解放军又在进攻，没有办法，只好央请城内八个头面士绅和两个新闻界代表，到飞机场求见吴化文，连去三次，岗哨都拒绝传达，此时吴的态度已明朗化，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9月19日晚，吴在党的指导下，宣布起义，于解放军迫近飞机场时，把济南西线阵地连同飞机场完整地交给了解放军，打开了进入市区的大门，自己带着部队撤到黄河以北的桑梓店一带听候整编。他几经周折，终于弃暗投明，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①据山东《文史资料》第八辑《我与吴化文相处的回忆》一文，161旅旅长为徐日政。——原编者注。

　　②据山东《文史资料》第八辑《我与吴化文相处的回忆》一文，9月19日晚，吴化文在军内宣布起义，465团团长王玉泣向王耀武告密，副师长杨田一也倒向王耀武。——原编者注

　　③据山东《文史资料》第八辑《我与吴化文相处的回忆》一文，18日上午吴化文曾背着解放军代表去绥靖区开会。——原编者注

　　王一民口述，魏予珍整理，原载《统战工作选辑》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