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祥林：被忽略的“革命经济”

　　马祥林：国防大学校史馆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从2004年起，他开始关注经济在中共军史党史中的作用，并撰写全景式地展示中共革命史中"货币战争"的四卷本著作。近期，第一卷《红色账簿1921-1927》已经出版，此书重点描写了中共早期的经济活动，尤其是中共建党和早期三次重要暴动（秋收暴动、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和农运、工运和兵运中的经济筹款问题。

　　《看历史》：你是怎么想到要写一部四卷本的中共货币战争史的？

　　马祥林（以下简称马）：我的工作是军史研究，在工作中对党史也很感兴趣，我发现军史和党史的正规表述并不全面，只重视战争、战役的影响，一般会忽略了经济问题。过去与合作者写过一本关于南昌起义的书，叫《惊雷》，当时发现一些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钱，没钱，支撑不了战争。过去有句话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就是烧钱的过程，共产党初期的革命也不能没有物质基础。

　　《看历史》：经费问题一直被忽视，是没有被重视，还是故意被忽略？

　　马：以往写战史的注重司令部和政治部，不太重视后勤的东西怎么筹措来的，早期的经理部是筹备经费的。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短板，缺了这一块，党史和军史的丰富程度就会受影响。2004年起，想把缺省的部分，无论主观、客观，把它能补起来。但这些资料确实零散，比如会计制度，只有哪些内容填哪个栏里，涉及的技术细节的比较多，但是经济与军史的关系比较少，我就想做一下这项有开拓性的工作。

　　《看历史》：中共成立之初，在经济上输血不够，只能自己造血，零星的小生意也没太多成效，如何渡过难关？

　　马：当时大的趋势是实业救国，发展商业。共产党也有这种实业救国的因素，因为资本小，所以只能做小生意，如徐特立办的孤儿负贩团，背点杂货靠人们的同情心来挣点钱，收入自然是非常少的。

　　共产党较大的经营，是经营安源，到安源培养革命的力量。工人比农民挣的钱多，农民虽有实物但换不来多少钱。到安源矿去，工人是生力军，在工人那里可以拿到现钱。还有个因素，当时的资本家也比较开明，有些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你只要提得合理，工伤、劳动保护，资本家都答应。

　　《看历史》：中共在安源俱乐部的经营中，出现过原始商战的痕迹。

　　马：安源工人俱乐部的经营，是把周围的商店打垮，取得垄断地位，用经济上的好处争取民众。大罢工以后，安源工人的福利非常好，也给共产党提供了经费支持，支持了省港罢工和开滦工人罢工。

　　《看历史》：《兴国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都制定了土地政策，毛泽东曾写过"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词句。当时的分地政策实施情况怎样？

　　马：土地政策一直在变，有时是分地主的，有时是平分一切土地。平分土地是不太可执行的。丈量怎么丈量？肥田瘦田怎么看？土地革命时期分田分地也搞了一些，但更多的是作为政治口号唤起民众的支持，真正的分田分地比较成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事。

　　分田分地在军内是有分歧的，朱德就反对军队参与分浮财，他认为军队只应打仗不应参合这些事，直接经手钱容易导致腐败，地主给两块银元，就算过去了。部队有句俗语：官怕集中兵怕散。都撒出去分浮田了，收拢收不回来了。都分田去了，国民党一围剿，怎么打仗？

　　分田地在小范围内搞了一些，但都没有特别成型的东西，在实践过程中也出过问题，但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宣传的意义更大，让农民看到一种前景，把希望鼓动起来了，向往一种美好生活，动力就不一样了。

　　《看历史》：秋收起义从江西朱培德处弄到军饷，又从各地弄到税收，没有靠中央拨款。那么，各地税收是怎么弄来的？

　　马：一般都是跟商会要。以前商会的税是交给国民党政府，现在我来了，我给你打个收条交给我就行了。那时候叫"尾大头小"，中央机关跟省委机关都是隐蔽状态，真实收税都是基层在干，中央不仅不下拨经费，还下发命令，红四军要给多少钱，贺龙给多少钱，我要搞兵运，要买武器，要培训干部，给中央交款是政治任务。与现在正相反，不是中央给拨款，是中央要统筹安排。1928年以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才用自己的机构来收税。以前都是延用商会这样的旧机构来收钱。

　　《看历史》：1927年中共中央否定了军饷制，当兵不能成为挣钱手段了，招兵靠的是什么？

　　马：共产党意识到经费多的话招兵也好招。但是现实是没有钱，于是，就在1927年取消了军饷制。中共的军队成了不拿军饷的部队。但这样做肯定要向战士宣传一种美好理想。

　　军饷制虽然让当兵的人能挣到钱，但也有坏的方面，它容易引起兵变，发不下钱来，就容易出事。反倒是没有军饷薪水、实行供给制，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中国传统思想中不患贫患不均，只要明说给你吃的，给你治病，官兵吃的都一样，而且实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取代军饷。我虽然苦点，但有个红彤彤新世界。这种社会理想的宣传很起作用。

　　采访：杨东晓，《看历史》2012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