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运动是一个反动事件

看了《往事微痕增刊（北大特刊）》（维权历程），我感到十分憋屈，有以下意见，需要一吐为快：

衡量一个历史事件的是非功罪究竟应该以什么为标准？按照历史学的观点，要以这个事件对于历史进程起什么作用为标准。这是断定“是非功罪”的客观标准。以推进历史前进为目的而发动的事件是积极的；以阻挡历史前进为目的而策划的事件则是反动的。对于历史的进程起推进作用的事件是积极的；起阻碍作用的事件则是反动的。
否定“两个凡是”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否定对于任何历史伟人的神化。经受不住客观标准检验的论断，不论出自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必须予以摒弃。

1957年反右派运动这个事件是毛泽东策划的，以固守在东欧已经受到挑战的一党专政的腐朽社会制度为目的，以‘引蛇出洞’并继以群众专政为手段，围剿和重创本国先驱知识分子的运动。它是新中国从承认民主共和明目张胆地转向专制独裁的转折点。它撕下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标榜的讲求信誉的面具，种下了“三面红旗”致使千万人饿死的祸根。所以，从历史学定性，从目的、手段、内容和后果看，从谋划到泛滥的过程看，反右派运动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十足的反动事件。
现在摆在历史明镜面前的，不是为“右派分子”定性的问题，而是为这个运动及其策划者定性的问题。

邓小平否定反右派运动的反动性，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说法是“言不由衷”的，这样说是为了“顾全大局”。不，这个说法是他的肺腑之言，与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一党专政的腐朽社会制度的行为一脉相承。它遏制了对于右派分子的彻底平反。
因为有这个反动事件鸣锣开道，因而法西斯式的“舆论一律”思想统治和一党专政得以张扬，它以这种方法成功平息了国内的民主化思潮，成功应付了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与这种成功相伴随的政治格局是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后继领导人留下的一笔遗产。这种政治格局有扼杀生机致使万马齐喑的必须摒弃的消极的一面；又有可以顺手拈来以维护“和谐”统治的“积极”的一面。这就是当今的最高当局既要否定又要肯定反右派运动这个反动事件的原因。在不给反右派运动以公正的历史定位的前提下，维权的右派分子们对于任何单位的请愿、诉求都是枉然的。

我因此认为，向最高当局上书比向有关联的下属单位请愿、诉求更加重要。我相信，当今的最高当局对于反右派运动灾难是不会不知情的。他们有认同普世价值的表态，有顺应历史潮流的愿望。但是，由于他们迈不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评价这个坎，对于不给予反右派运动以公正历史定位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摆脱不了“反右派没有错”的紧箍咒。所以，在上书里，着重点不应在于申诉亲历的苦难和冤屈，而是严正指出：在自己任期内给这个反右派运动以公正的定性，对于保持他们清白的名节，将是不容错过的最后机会。上书当然应该高屋建瓴：不是当年被置于死地而未死的右派分子们如今匍匐在“青天大老爷”的衙门前，而是历尽劫波的他们奉劝“人民公仆”们为社稷的长治久安而好自为之。
所有被侮辱、损害、迫害的“右派分子”都是值得深深同情的，他们的维权和索赔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苛求于某某具体单位。我认为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并没有说错：“划右派是根据中央政策，北大不负责任，要索赔可以上法院去状告中央。”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甚至校长本人都只能这么说。我们更不必要说：“北大打右派的比例远高于毛泽东规定的5%，显然就违反了中央政策。”因为维权和索赔的正当性源于反右派运动的反动性，而与“比例”有否“超标”毫无关系。

既然反右派运动是反动事件，那么，“右派分子”就不是贬义词。右派分子应当理直气壮地承当这一称号。如果1957年有谁向共产党铮铮建言，那么，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完全不是什么被“错划”。把“右派分子”等同于反党叛国，是当局恶意泼出的一盆脏水。
我们完全有必要将我们因为反右派运动而经历的苦难人生讲给有正义感的人们听，讲给子孙后代听，像《往事微痕》那样写下来千秋永志。通过《往事微痕》，我们不仅要永远记住反右派运动这一劫难，更要永远歌颂和发扬右派分子们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精神。

高越农，网刊《往事微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