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4日 星期五

傅高義:要充分認識鄧小平的重要歷史地位



  傅高義眼中的鄧小平,歷史地位相當高。他認為,鄧小平在提升百姓生活水平與影響世界歷史上,都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鄧小平知道鎮壓會導致糟糕的結果,但不這麼做,國家可能分崩離析。鄧小平決定中國在國際事務上,要扮演有建設性的、和平的角色,其領導方式對後來的中國領導人有深遠的影響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1979年,美國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所著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造成轟動,30年後,這位東亞歷史權威帶來了另一本書,一本他潛心撰寫10年、900頁的書——《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這一次,他要讓美國人了解中國何以能在一個人的努力下,發展成今日的面貌。

友人建議:“你應該寫鄧小平”

已高齡81歲的傅高義既是“中國通”,也是“日本通”,一開始,傅高義的研究領域為日本。1958年取得哈佛大學社會關係博士學位之後,傅高義前往日本學習日語、進行研究,1961年至1964年間,傅高義在哈佛擔任博士後研究員,開始學習中文和歷史,接著留在哈佛任教,教授日本和中國社會等課程。
在此期間,傅高義曾任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國際事務中心美日關係項目主任等多個組織的領導者,並出版多部日本、中國相關著作,1993年至1995年,傅高義暫時離開學校,擔任華盛頓國家情報委員會負責東亞情報事務的官員。
1980年代,日本的崛起曾令許多西方人震驚,但傅高義於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讓許多美國企業領導和政府官員早一步認識到日本的崛起,並對此有所準備,《日本第一》也長期雄踞日本非小說類暢銷書排行榜,因此,傅高義希望再寫一本書,幫助美國人瞭解亞洲的重要發展。
2000年夏天,即將從學校退休的傅高義在韓國濟州島與友人奧博多佛(Don Oberdoefer)聚會時,把寫書的念頭告訴了這位有50年報導東亞事務資歷的資深記者。奧博多佛毫不遲疑地對傅高義說:“你應該寫鄧小平。”幾週後,傅高義覺得奧博多佛說得沒錯,亞洲事務裡,中國議題的份量最大,而對中國現代化影響最深的就是鄧小平,瞭解鄧小平的生活與職業生涯,同時也能瞭解促成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因。
“我希望讀者藉由這本書,對領導者的想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傅高義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表示,例如許多人都認為鄧小平反對民主,但實際上鄧小平不是一個單純反對民主的人,在此議題上,他有自己的顧慮,而在改善中國老百姓生活方式的議題上,鄧小平的想法也不完全與美國的想法、與在美國的華人想法一樣,如果能更瞭解他,就更能理解他的所作所為。

這本14頁前言加876頁正文的書分為六大部分,分別講述了1904年至1969年鄧小平的背景、1969年至1977年鄧小平前進高層的曲折之路、1978年至1980年鄧小平時代的建立、1978年至1989年的鄧小平時代、1989年至1992年鄧小平時代遭遇的挑戰,以及鄧小平在歷史中的地位。
雖然往後幾年,在共產黨檔案逐漸向公眾開放後,與鄧小平有關的書籍越來越多,但在傅高義動念撰寫鄧小平傳的當時,市場上還沒有一本夠份量的書。傅高義認為,當時是研究鄧小平的最好時間點。與許多年鑑、回憶錄不同的是,傅高義親自拜訪眾多鄧小平的家庭成員、同事及其家人、中共的歷史學家,包括江澤民、李銳、錢其琛、鄧小平女兒鄧榕和鄧林、陳雲的孩子陳元和陳偉力、胡耀邦的孩子胡德平和胡德華等,獲得一些獨特見解的啓發,以及一些重要的細節,而這些資料,在白紙黑字的檔案記錄中未必能見到。除了官員、前官員和高官子女之外,傅高義也採訪了許多知識份子、異議人士,光是書前的感謝名單就長長一串。

傅高義前前後後共在中國待了12個月。採訪之外,為更瞭解鄧小平所經歷過的環境,傅高義在幾個對鄧小平來說重要的地點各待了幾天,包括他的出生地四川省廣安縣、1930年代鄧小平住了幾年的江西瑞金、鄧小平打游擊八年的山西省太行山、1949年至1952年間鄧小平掌控西南時的基地重慶和成都……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和學者均向傅高義提供幫助,使傅高義得以收集到方方面面的資料。


研究鄧小平不是容易的事

研究鄧小平的過程中,傅高義對鄧小平的觀點也有了改變。傅高義對《新史記》表示,首先,他發現鄧小平不是啟動改革的人,在與江澤民談話中,傅高義發現事實上改革在華國鋒手下已經啓動;第二,當他查閱鄧小平與外國領導的交流紀錄和訪談時,他對鄧小平的知識和關係的廣度感到訝異。
傅高義在撰寫著作時,除了在中國採訪外,也到世界其他國家拜訪,如在新加坡,傅高義與前總理李光耀會面,也見了前總理吳作棟、前副總理吳慶瑞、前總統納丹(S. R. Nathan)和其他官員、學者。在香港,傅高義拜訪了物理學家楊振寧、船王包玉剛的女婿鄭維健,包玉剛是中國境外與鄧小平會面最多次的人。傅高義也到訪澳大利亞、莫斯科、英國、日本等國,與當地的專家交談,在美國,傅高義更是有機會從許許多多的官員學者口中獲知有關鄧小平的訊息。
“李光耀告訴我,鄧小平對冷戰如何開啟、二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應對方式等都有所瞭解。鄧小平對國際事務的認識,他的外交技巧,他所見過的人之多,都非常驚人。”傅高義對《新史記》舉例,包括前美國總統里根、老布什、福特、卡特、尼克松,都尊敬鄧小平。“對於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認為做了很糟糕的事,但很多外國領導對他的智慧與能力都感到印象深刻;雖然大家對鄧小平的看法非常分歧,但最後都對他抱有一份很深的敬意。”
傅高義也指出,鄧小平擁有良好的記憶力,這樣的記憶力使得研究鄧小平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例如1920年代,鄧小平在巴黎和上海進行秘密活動時,並未留下任何筆記,他憑藉的全是自己的記憶;“文化大革命”時,批判者想收集鄧小平的“罪證”,卻發現找不到。鄧小平在正式會議上的演說稿,是由助手寫的,留下錄音紀錄,但其他絕大多數的談話或會議,鄧小平都不需要使用筆記,在全憑記憶的情況下,鄧小平還能進行一小時以上演講,思路也相當有條理。

此外,傅高義對《新史記》強調,鄧小平是個嚴格遵守黨紀的人,這點可從一個細節看出來:“文革”期間,鄧小平與妻子、兒子被流放到江西,即使妻子、兒子都是共產黨員,鄧小平也未對他們透露黨高層事務。
鄧小平總批評那些在書中大力讚揚自己的傳記作者。他不寫自傳,也堅持要求別人寫他的時候不該誇大或過度表揚,此外,鄧小平鮮少在公開場合回憶自己的過往經驗,他的不愛說話、謹言慎行都是大家公認的。
傅高義說,開始研究鄧小平時,《鄧小平年譜》是最基本的資料來源,此份由黨史專家團隊完成的年譜,客觀記載了1975年至1997年間鄧小平的每日行程。年譜並未提供任何解釋、推測,未提及某些重大敏感議題或政治對抗,也未批評或讚美鄧小平,但年譜對於瞭解鄧小平的所見所聞、其言其行,都提供了幫助。
《鄧小平文選》則收錄、編輯了鄧小平的講話。傅高義認為,與當時的中國與世界情勢相結合來考察,《鄧小平文選》對於瞭解鄧小平的重要政策相當有用。而最能瞭解鄧小平個人想法的著作,則是鄧小平最小的女兒鄧榕的《我的父親鄧小平》和《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除了上述資料外,傅高義也閱讀了大量的中文、外文著作。
對於現在要研究鄧小平的人來說,難度已經降低。傅高義告訴《新史記》,雖然鄧小平有很多秘密、很多事情被官方刻意壓下,也有很多事沒有留下書面記錄,但與過往比起來,現在與鄧相關的資料、追思等都很豐富,關於鄧小平的信息比關於胡錦濤的信息更多,與研究其他中國領導比起來,研究鄧小平不一定更困難。

外界對鄧小平的評價褒貶不一,而傅高義眼中的鄧小平,歷史地位相當高。他認為,鄧小平在提升百姓生活水平與影響世界歷史上,都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鄧小平決定中國在國際事務上,要扮演有建設性、和平的角色,他的領導方式,對後來的中國領導人有深遠的影響。”傅高義對《新史記》說。(《新史記》第六期)



傅高義(右)在紐約介紹新書,左為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Stephen A. Orlins)。(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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