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中共先于西方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及中国的反应（下）

   
    中国获取秘密报告的情况
   
    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接受苏共中央的邀请，并按惯例于1956年1月16日决定派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为团长(当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2月4日，朱德从波兰提前到达莫斯科。2月11日，代表团其他三名成员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也由北京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汇合。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团与其他55个外国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即2月25日上午(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在24日至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由布尔加宁主持和赫鲁晓夫作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赫鲁晓夫在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为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

    由于中共代表团没有受邀参加这个秘密会议，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呢？关于这个情况，中国史料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从上面介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吴冷西的这个说法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越然、吴冷西无疑都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苏共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

    据陪同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天(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这里的一天之差，可能是记忆的错误，也可能是中共和匈共的确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月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

    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了一份秘密报告文本。

    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
   
    中国对秘密报告的最初反应
   
    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震撼了整个世界。鉴于自列宁逝世以后的几十年里斯大林被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和继承人，是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领袖，是苏联赢得反对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统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导师，因此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疑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由于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于是在苏联社会、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初即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对此，中共中央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中共中央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一方面保持沉默，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倾向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关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

    关于党内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了斯大林问题。3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影响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在3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见，他说，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力求不犯大错误。

    关于公开表态，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该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正式发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对斯大林问题作了全面评说，指出：(一)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二)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四)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向人们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斯大林这样的错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是思想方法问题；个人崇拜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吸取苏联的教训，就是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要加以分析和鉴别。这样，较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深入一层的分析，又从积极方面吸取苏联的教训。

    如果说在理论探讨方面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如3月31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进行的3个小时谈话中，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这次谈话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5月2日，毛泽东在与尤金的另一次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

    综上所述，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则问题上，特别是批判斯大林问题上，中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不满的地方，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但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能看做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路线而言的，与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什么关系。

沈志华，《百年潮》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