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崔卫平:还原作家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土改真实故事
从前,也有一个叫周立波的人,比现在的周立波还要家喻户晓。他是一位作家,创作了小说《暴风骤雨》(1948年)。小说描写了东北一个叫做元茂屯的村子,1946年到1947年土改的全过程,成为指导全国土改运动的样板教材。
小说的原型为哈尔滨附近尚志县元宝屯。周立波曾担任这个村土改工作队的副书记,该村“恶霸地主”韩老六、贫雇农赵光腚,原名原姓写进了小说。1961年导演谢铁骊将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此时彩色胶片已经被广泛采用,但是为了展示当年沉郁苦难的背景,导演决定继续拍摄黑白片。一线大明星于洋扮演了电影中的男主角。于洋本人也是当年东北土改工作队队员,小说中的许多情景是他亲身经历的。
2004年,这个被称为“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元宝屯,着手筹备建立“土改博物馆”,村干部收集当年的农具、油灯、桌子,也迎来了新的客人——纪录片导演蒋樾和段锦川。这二位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带头人物,曾获过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高奖项。2005年,第三个版本的《暴风骤雨》,在“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面世。
与周立波当年从生活“提升”为艺术不同,纪录片人走的是一条“还原”的道路:寻找仍然在世的当事人,请这些已七八十岁的老人对着镜头讲述当年的亲身经历。
老人们在讲述中,异口同声谈到,一度众所周知的剥削阶级典型“韩老六”,其实一点也不阔气,甚至没有自己的土地,是帮别人打理,“与书上写的不一样”。他在日伪时期做过“保长”,是“群众选的”。土改运动不是除汉奸运动,因此在新的叙事中,需要他扮演“恶霸地主”的角色。群众并非那么容易发动起来的。工作队起初叫做“民运工作队”,对外没有称自己是“共产党”。而最初接近工作队的人,是村里一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已是高龄的于洋的证实。
当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后来多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包括退休的省委宣传部长等。能采访到他们,也是这部纪录片的一个特色——官方人士的面孔很少在独立纪录片中出现。这大概是因为这两位纪录片人,同时在给中央电视台做一部《土地的故事》的电视片,因此有一些可接触到的资源。
由于角度不同,这些外来的发动者与当地群众,在讲述语气上(肯定、否定或叹息)有所不同,但在一些重要事实方面,叙述还是一致的。比如,他们共同认为,土改最激烈的阶段并不是分田分地,而是“挖浮财”时期,也就是进入到地主富农家里,直接拿走家中的粮食、衣服、牲畜、被子、家具等各种东西,当地群众称之为“扫堂子”,将整个大地用扫帚过一遍。农民们赶着大车,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吃粮也不给留下”。
打死人从这里开始。原工作队队员称,更早时,“打死人就没有批斗对象了,群众运动就发动不起来了”,但到了后来,一切仿佛失去了控制。于洋说,“按政策是不可打人的,但打了也就打了。”当然,如果坏人坏事不受惩罚,它们就会炙热地传播开去。那些带来新秩序的人们,没有带来新的严格的法规。
民兵们手上有枪,一般人手上有棍子和其他日常用具。短短十几个月间,人们仿佛还没有来得及体验分到土地的欣喜,便一下子转为疯狂的仇恨。纪录片人查了当地的档案:尚志县土改期间一共死了近700人,其中自杀86人,打死273人,枪杀333人。
不清楚这种仇恨中,到底有多少是来自自身。至少人们需要确证,分来的土地和物品,不能再交还给原来的主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接下来许多年轻人踊跃参军打仗,当时的口号为“保卫土地,保卫家乡”。由此产生的排山倒海的动力和热情,是武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不可比拟的。
除了当年电影《暴风骤雨》的片段,影片还穿插了来自当时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共产党的新闻片《民主东北》《伟大土地改革》等片段,使得该片成为一次拥有众多不同声音的丰富对话,是一次难得的多声部叙述。
影片结束时,土改博物馆已建成。年轻女讲解员仍然重复过去教科书的老一套。
崔卫平,原标题为《多声部的历史叙述》,作者博客
標籤:
中國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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