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学生请愿，党中央事后才知道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中）


　　（续前）第二，“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怎样发动的

　　1. 甩开临委，成立学联，决定请愿

　　中共北平市临委会后，彭涛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桂英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

　　黄敬1932年在青岛入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保释出狱，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尚未恢复组织关系。18岁的郭桂英还没有入党，时任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长。姚依林则是18岁刚刚入党的一个新党员。但他们思想认识一致。彭涛由此下了决心，不管临委会多数派意见，他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起来再说。于是，成立了无名义的四人领导核心小组。因彭涛1933年曾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有些斗争经验，其他3人推选彭涛当了组长。他们这个“无名义的”“领导核心小组”，甩开了共产党北平临委的领导，研究筹备了两三个月，成立了北平学联。（参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1页）

　　姚依林在1982年8月12日同范瑾（黄敬的夫人）、兰铁白等谈话中也说过：由于临委大多数人反对举行公开示威游行，一开会就发生争论，“不能开会，王学明放弃不管。彭涛出来说：咱们自己干吧。”北平学联“是在北平临委不起作用、分裂的情况下，自己搞起来的。”[4]11月18日各校学生代表在中国大学举行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大会选出主席郭明秋（女一中代表）、秘书长姚克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代表）、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代表）、总纠察邹鲁风（东北大学代表）和总交际王汝梅（即黄华，燕京大学代表）。北平学联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上内战、对日作战、保卫华北……（参见黄华著：《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几位重要的直接当事人的回忆表明，北平学联的成立，既不是中共北平市临委的意见，也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而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有一两个党员参与了领导，如彭涛、姚依林。学联成立后全力开展学生运动。11月下旬，他们讨论，酝酿举行一次请愿活动。何以这次请愿的日期要选在12月9日？是因为这一天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成立。后来，这个伪组织因发生学生运动而推迟了成立的时间。

　　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当时支部书记蒋南翔写道：“在北平学联做出了发动北平学生起来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何凤元（可能是临委中支持彭涛的少数派）曾到西郊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因为当时的反动统治，北平只有这两所大学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于是清华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利用上午第四节课纪念周的集会时间，由吴承明出面向全校学生大会提出‘响应学联号召，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提议，但由于右派学生竭力阻挠，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于是再接再厉，又在下一周十二月三日的周会上，再次提出上周未通过的提案，经过会议中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全校大会上胜利通过了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蒋南翔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1177页）

　　2.  “一二·九”运动的准备

　　“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也是有准备的。“一二·九”运动的准备过程显示，思想准备比较充分，而且也有一定的组织准备，后者主要是指学生们自发的抗日救亡组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这种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从未间断，是一浪高过一浪。

　　黄华在1980年8月23日“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谈运动的思想准备过程和组织准备过程。他说：“思想准备方面，事前有红军北上抗日，党的‘八一宣言’，号召统一战线，……学生中有一些活动和酝酿……”关于组织准备，“学校里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多了……东北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清华大学不只学生，包括教员都有抗日要求。”黄华只说了学生组织，没有提到党的组织领导。袁宝华在会上接着发言：“赞成黄华刚才讲的，开头思想准备还是比较足的……至于组织准备，党当时的力量比较薄弱，后来在延安看到陈云同志的一篇文章，说当时在华北一共只剩下二十多个党员了。当时，所谓组织准备之一，就是各学校都酝酿成立学生会。……虽然当时组织准备薄弱一些，思想准备还是有重要作用的，就是少数人登高一呼大家就响应了，到处都是干柴，你一点就起来那种形势。”

　　3.  “一二·九”运动与《八一宣言》

　　黄华始终强调的是《八一宣言》的作用。2004年我为此事请教过黄华。他说，要说党对“一二·九”的作用，就是《八一宣言》的影响。历史资料表明，“一二·九”请愿游行，提出了团结抗战的口号；从路线问题上考虑，多少是接受了《八一宣言》的影响。

　　1935年8月，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报告，号召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林育英、吴玉章等人，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经过反复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并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于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中文报纸，以后改名《救国时报》，吴玉章主编）上发表。由于这个告全体同胞书是1935年8月1日开始草拟的，所以副标题用了《八一宣言》，以后就索性通称为《八一宣言》了。宣言指出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宣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还摘要刊登在《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外文版报刊上。

　　《八一宣言》发表后，传到国内。大约在10月或11月份，燕京大学的黄华（王汝梅）、清华的姚依林（姚克广）等懂外语的同学先后看到了，遂传到北平学联。北平学联正在酝酿组织发动12月9日的学生请愿。《八一宣言》的精神与学联请愿的要求契合，为北平学联所接受。他们就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来组织领导这场学生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蒋南翔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前，中共《八一宣言》已传到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是根据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的要求。”（见《蒋南翔文集》下卷第1155页）“一二·九”运动所遵循的路线，是团结抗日统一战线。这就表明，彭涛这一派在北平临委会上同王学明的多数派在口号上发生的激烈争论，实质上是两条不同路线之争在学生运动中的反映。不过，他们当时不明白、没有意识到这是路线问题罢了。

　　这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尽管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但当时党中央在政治上还在执行反蒋抗日、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河北省委也还在坚持反蒋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路线。当时，不仅中共北平市临委、河北省委没有见到《八一宣言》，连中共中央也还不知道《八一宣言》。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即张浩）回国潜至陕北，向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接受了国际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包括利用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中不同派别的冲突和矛盾、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当然，还需指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非始于“八一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北平一些国民党员致电国民党中央就提出“请息内争，共抗外敌”；11月4日北平大学教授们也提出“立泯系派之见，共赴国难”等等。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不久的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也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长期以来的社会共同呼声。

　　4．“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党中央是事后才知道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还没有召开，党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尚未改变。中央怎么可能指示北方局、河北省委或北平市临委去发动、去领导“一二·九”运动呢？后来，毛泽东听到“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一再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1—252页）1936年七八月份，毛泽东在陕北会见黄华时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黄华著：《亲历与见闻》第25页）毛泽东两次说的具体时间不完全一致，一次说的是“一二·九”的第二天听到，一次说的是“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和党中央并不知道。

　　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省委委员、组织部长柯庆施，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大章等，是在12月下旬才代表河北省委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作用。

　　5.  从南下宣传到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5年12月16日这天，是宋哲元的“冀察事务委员会”再次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活动。这次示威遭到了反动军警更加残酷的镇压。12月9日那天他们用水龙、枪托（柄）对付学生，而这次除了水龙外，还用了大刀，不少学生受伤、被捕。

　　1935年12月20日，报刊头条新闻报道，北平国民党明令解散平津学联。平津学联转为地下组织，继续活动。这时，各校积极分子已发展到2000多人。国民党为了进一步阻止学生活动、分散学生的力量，宣布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当局还进一步提出所谓“晋京聆训”，以分化爱国学生，同学们都愤然加以抵制，先是提出继续罢课，揭露当局的镇压；继而组成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仿效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宣传抗日救亡。“北平南下，天津北上”。总指挥有董毓华、宋黎、江明。姚依林回忆说，南下宣传是黄敬首先提出的。他们准备了十来天，把2000多名同学组成了四个团，于1936年1月初分头出发。姚说：学联组织平津各校“知识分子第一次投身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去，收获很大。这次不仅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同学们亲自感受到劳苦大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和人民的反抗，受到深刻教育”（见《姚依林百夕谈》第34页）。南下宣传团在所到之处做了一些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军警的堵截、骚扰和包围，先后回到北平。同学们在艰苦南下宣传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要坚持斗争，必须建立一定的战斗组织。为此，第三团和第一、二团都经过全体团员大会通过，先后成立“中华青年救亡先锋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

　　这时中共河北省委已将闹分裂不起作用的北平临委撤销，建立了北平市委，林枫任北平市委书记。1月下旬，林枫找姚依林、黄敬等开会讨论建立民先队的问题。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把南下宣传团第一、二团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第三团在高碑店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合并组成“民族解放先锋队”，原“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并入“民先”。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宣告正式成立。

　　6．几个党员在“一二·九”运动中的作用

　　“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谁发动的这个问题，姚锦记录的姚依林生前的一段谈话比较可信：“‘并不是谁有什么高明见解，’谈了这段斗争实践后，他深沉地说，‘当时我们没有听过，也并不懂得什么叫路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群众中生活，很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知道什么是群众那时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而已。……而彭涛是一个踏实肯干、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的好党员。’”（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2页）他又说：“‘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有恢复……”（《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第96页）

　　在“一二·九”运动的第二阶段，尚有诸多自发因素，如“三·三一”抬棺游行。

　　1936年1月底，北平市委建立了学联党团，成员有姚依林、黄敬、孙敬文、郭明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由共青团员转党），姚依林任书记。1936年4月，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之后，又建立了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遂逐步将学生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为什么中共将学生运动纳入组织领导之下是逐步的呢？从总体上看，自林枫到北平、党的北平市委重新建立，到1938年11月中央决定民先队停止发展为止，这个阶段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不过还要看到，群众运动发展变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中共党的组织一建立，一场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立即就能改变它的自发性质；不可能党一声令下，就把群众运动纳入到党领导的轨道上来。共产党处于在野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群众，同共产党在全国执掌政权的条件下发动群众，其情形是很不一样的。执政条件下，党可以凭借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资源和政治威望，运用掌握的巨大行政力量和手段，一夜之间迅速动员国民。在野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共产党正处于高危状态。“三·三一”抬棺游行还带有自发的成分，也就非常自然、可以理解了。

　　1936年“三·三一”大会是悼念死于监狱的学生郭清烈士的追悼会，是在党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的，而后来发展为“抬棺”游行，却是学生自发的行动，中共党组织是不赞成的。在国民党军警包围、镇压的情况下，学生群众被激怒，自发地行动起来，是控制不了的。笔者认为这是历史，这是学潮，不是什么个人、什么组织能够左右得了的。在它16年前的“五四”和它40年后的“四五”等等青年学生运动也都是这样的。

　　郭清是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只有18岁。1936年2月份被捕，在狱中受刑致死。消息传出，各校学生群情激动，悲愤交集，斗争情绪很高涨，酝酿进行大规模的反抗。北平学联与各校会商，决定在北大三院召开追悼大会，同时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有过火行为。

　　追悼大会由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主持。3月31日上午，在气氛肃穆悲壮的追悼会上，一位东北籍学生从棺材铺借来了一口空棺材，放在大礼堂中央，白布上挂着郭清的遗像，周围布置着花圈挽联。参加追悼会的学生见到棺材，极为悲愤，一些女生泣不成声。会上散发了宣传品。开会前，军警、特务闻讯赶来将北大三院团团包围，校方更以开除学籍威胁韩天石，勒令立即散会。此举不啻火上浇油，同学们反抗情绪高涨，强烈要求抬棺游行。学联负责人劝阻无效。几个民先队员抬起棺材，不顾军警的刺刀、机枪，推倒北大三院通往孔德中学的后墙小门冲了出去，举行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示威。在北池子大街，队伍被冲散，许多同学受伤，抬棺的李昌胳膊被打伤，黄秋耘后脑勺被打破流血，53名同学被捕，包括17名女生，还有一名新闻记者。这次行动后来被党内有的领导人批评为“左”倾冒险主义。

　　在1980年代一次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座谈会上，当事人韩天石曾表示，抬棺是群众自发的行动，如此上纲上线，是不妥当的。追悼会前学联党团也曾研究防止过激行动。可是，群众一旦被激怒，是劝阻不住的。

　　至于“一二·九”运动第三阶段，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就不多说了。（未完待续）

注释：

　　[4]  《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8月12日范瑾、兰铁白、邵红叶、吴方、黎先耀等5位同志根据胡耀邦的指示拜访姚依林时的访谈记录，由兰铁白整理，刊于《党史研究资料》2007年第4期第92—101页。访问开始，范瑾说：“耀邦同志要郑伯克同志传达指示：写纪念黄敬同志的文章。……要写全面，从‘一二·九’运动到一机部都可以写。……现在想请您谈谈‘一二·九’运动，以及对黄敬同志的评价。”黄敬于1958年2月10日去世。胡耀邦要写纪念黄敬的文章，请黄敬的夫人范瑾同志来写，为此范瑾等几个人访问了姚依林。黄敬、姚依林是“一二·九”运动的发起人、当事人，姚依林谈黄敬、谈“一二·九”运动，是难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冯兰瑞《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