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8日 星期二

一个“文革造反派”的控诉和忏悔

  鲁礼安说: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在以后的年代里是会沦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像杨小凯、李正天那样,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狭隘的派性走向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我想我一定会走向后者。但是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真正觉醒的时间


高伐林


  2005年秋天,笔者见到鲁礼安的第一眼,不禁脱口而出:“这么年轻!?”
  面前穿著一身黑白粗格子外套的鲁礼安,不仅一头乌发,红光满面,而且走路大步流星,开言慷慨激昂,在街上若碰见,要说他三十出头也有人信,然而实际上他却年近花甲,而且,他还蹲了11年半大狱,绝大多数日子被单独监禁。
  他的一位老友告诉我,前几个月女作家方方见到鲁礼安第一句话,竟也是一模一样的大出意外:“你这么年轻!”
  方方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的文革史》,就是眼前这位鲁礼安的“文革”回忆专著的序。鲁礼安将这本50万字的沉甸甸的书递给我——《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曾被单独监禁11年的前华中工学院学生造反派组织领袖、文革研究者鲁礼安,自2007年4月12日失踪至今未寻获。(高伐林2005年摄)


“请给我以火”

   书名“仰天长啸”,出自岳飞的《满江红》。他回忆说,母亲教的歌中自己最爱引吭高歌的就是这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 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份壮士情怀,让少年鲁礼安热血沸腾,憧憬著长大后也要为国家、为民族赴 汤蹈火,建功立业。
  春去秋来,多少次他重新咀嚼这四个字、这首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在哪里?“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哪里?难道真只能落得“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鲁礼安在入狱第八年的除夕深夜,跪在铁窗内发下誓言:今生今世,只要能活著走出这口活棺材,就要说出这些年来所遭遇的不公正,说出这桩大冤案的真相。 “虽然漫长的狱中岁月毁灭了我学生时代曾有过的梦想--把自己造就为国家栋梁之材的梦想,但活埋在地底多年,经受了巨大苦难的煎熬与磨练,我可以成为一块 煤、一块能燃烧的煤。用煤的火焰去洞照那一段暗无天日的历史,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遭受过怎样惨烈的苦难”!
  “我可以成为一块能燃烧的煤”--这让我们记起艾青、郭沫若、叶文福那些自比为煤,渴望燃烧的诗。鲁礼安引用了艾青问答的名句:“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不、不,我还活著;请给我以火,请给我以火。”
   发誓要写是一回事,怎么写则又是一回事。他在“文革”中有“武汉地区第一笔杆子”之誉,铺开了纸,却无法落笔。鲁礼安告诉笔者,过去的岁月一闭上眼睛就 万象纷呈,但从哪里说起却茫无头绪,“最后我想到了捷克作家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开头,这就一下子抽出了线头,千言万语如同开了闸般喷薄而出,一 泻千里,写得畅快极了!”——

  “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捷克作家伏契克描写庞格拉茨盖世太保监狱牢房的这句话,我十岁时就从姐姐学的初中《文学》课本中读到过。
    后来,命运安排我自已来阅读监狱这部“大书”,在这本书里我又读到了这句话──我所在的囚室,从门到窗子,不多不少也恰好是七步。
    七步,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实在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伏契克在他写的那本名叫《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中问道:“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 ......
  这间铺著木头地板七步来回的斗室,足够我思考各种问题。何况思想是不受空间限制的,思想可以冲破牢笼……



  鲁礼安用近十年时间写出《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上卷12章记录两年“造反”,下卷12章记录十一年“冤狱”。


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


  这支“笔杆子”名不虚传。在七千字的第一章中,他就信手拈来古希腊犬儒学派、布利丹笔下驴子、“能思想的苇草”、但丁、雪莱、曹植、泰戈尔的诗……等十多个典故,浑然一体地溶进自己的文章,充分展现他厚实的修养和敏捷的才思。
   鲁礼安出生于1946年初冬。内战烽烟乍起,中国希望的曙光忽然暗淡,还在襁褓里的他,却听熟了母亲自弹自唱对主耶稣的赞美:“平安夜,圣善夜,万暗 中,光华射……”父母给他姐姐取的名字中,用了“平安夜”中的“平”,他的名字中则用了个“安”字,寄托了这一对虔诚的基督徒祈求上帝保佑小姐弟一生平安 的心愿。
  1965年,爱跑爱跳爱唱的鲁礼安从湖北一所重点中学毕业,受影片《甲午风云》影响,考进华中工学院水下舰艇专业。进大学还不到一 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既然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 命,他和千百万青少年一起义无反顾、全心投入。
  1966年从夏天到秋天,伴随著毛泽东一句句“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的最新最高指示,这 些年轻学生宛如坐上了过山车,忽一下直冲云霄,忽一下又飞跌深渊。校党委被贴大字报了;工作组来了;工作组撤走了;“红卫兵”造反了;又一批学生成立“造 反派”组织,造红卫兵要保的“走资派”的反……
  鲁礼安耳闻目睹:华工校党委书记朱九思与各系、各教研室的领导都被“揪”出来,监督劳动、挨斗 请罪;教过他高中英语的葛老师自杀了,念小学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张志任老师自杀了……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崇拜仪式迅速升温,这倒激起了鲁礼安心理反弹,他 说:“或许是出于天性的缘故吧,从运动一开始就对山呼万岁、万寿无疆之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不仅对“忠字歌”难以适应,也从来不戴毛泽东像章。
   在到处大字报、到处大辩论的气氛中,鲁礼安身上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有一次他跳上辩论台向取代校党委的工作组放了一炮:划框框定调调,运动大方向没把 准,在普通群众中大抓坏人;工作组长还要学生用三天学习毛主席“老三篇”,改造好世界观再投入运动——三天就能改造好世界观?“那不是活见鬼吗?”这最后 一句话,引起全场好一阵喧嚣。
  真正让鲁礼安一夜成名的,是他的一张针对代理省委书记兼省长张体学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了,对工作组功罪的辩论 方兴未艾。张体学便来到各校巡回演讲,高姿态检讨省委派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至于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两派师生之间的冲突嘛,完全是一 场误会。这种说法让誓不两立的对立群众皆大欢喜,但被工作组划为“中间偏右”的鲁礼安,却从中嗅出违反中央关于“文革”决定《十六条》的气味:《十六条》 说,“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是关系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原则分歧”,怎么能说成友军打了“误会战”呢?他连夜写出大字报《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 露》,同窗好友谁也没胆量共同署名,鲁礼安只好只署自己的名字,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天亮时,这张大字报前里三层外三层人潮涌动,“所有的人都在谈 论这个署名船舶系一年级6556班学生鲁礼安的‘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人们甚至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老实说我那会儿得意极了,飘飘然不知道自己的骨头 的份量”。
  随后他的一篇声援陷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学生造省委反的大字报,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扩展到社会上。

家被抄了三次

   人们习惯了说“十年浩劫”,习惯了将“文革”所有坏事归于几个政治符号——在上,是“林彪、四人帮”;在下,是“造反派”。其实“文革”十年并非一以贯 之,而有多条线索复杂交织。尽管中国官方在“彻底否定”的名目下钳制“文革”研究,挡不住海内外研究者顽强探索,提出各种有价值的见解。不少学者、作家不 断深化扩展“两个文革”的看法,即将毛泽东的“文革”和民众的“文革”区分开来判断是非功罪,认为毛泽东鼓动造反夺权的目的,与民众自身诉求,语言虽相同 或相似,内涵并不一致——上层,是争领导权,下层,是夺生存权。
  学者姜弘这样划分“文革”阶段:一开始近半年时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 有特权的“红五类” 制造“红色恐怖”时期;中间不到两年,是多年来受压的弱势群体为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起来争取权利的时期——这就是“造反派”起来的时期;而1969年以 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文革”中最骇人听闻的暴行血案,恰恰主要发 生在前后两段,而并非中间“造反派”红火的这一段,虽然造反派也打过人杀过人,但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在“文革”中就受到惩处。
  鲁礼安叙述自己的经历可以验证上述看法。
   成了“出头鸟”的鲁礼安很快就尝到了挨“枪打”的滋味。因为非“红五类”出身,领到的“红卫兵”袖章被收回;被查三代档案,大字报和传单无中生有地诽谤 其父鲁松茂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汪精卫,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于1942年加入汪记国民党”,其母马淑芳“成了基督教徒,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反华的 应声虫”,与他父亲是“同样的货色,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推翻湖北省委,追至中南 局,直指党中央,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
  鲁礼安的造反首先让父母遭受冲击,家被抄了三次。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的“红卫兵”干的, 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踩碎的镜框、打破的玻璃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次日他母亲学校的老师也戴著红袖章前来,这些半老不小的女 同胞只对首饰感兴趣,抄走金项链一条、父母结婚戒指一枚。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积极分子”也来家清“四旧”,将凡值钱一点的衣物搜刮一空……
   红卫兵组织被“红五类”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武汉地区学校的“少数派”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称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区别于被其蔑称为“三字兵”的 “保皇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兴起,伴随著一系列“造反事件”:在各院校抢夺“黑材料”(工作组为对学生“秋后算帐”而整理的秘密材料、将学生划为 左右的“黑名单”)、抢占学校广播站……而充满造反精神的鲁礼安,因出身不硬,竟不被批准加入,连他要参加步行串联“长征队”都差点被拒绝,他破指写“请 准许我长征”的血书,才感动长征队长让他“入伍”。

太岁头上也敢动土

   1967年一开年,刮起所谓“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各地群众组织如雨后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兄弟阋于墙”,争功争名,闹起分裂。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十来个组织发表声明,攻击其它造反组织是“托派”和“湖北黑省委第五纵队”,引发了造反派内部一场空前大混战。对造反派早已忍无可忍的 武汉军区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抓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00人。
  塞满犯人的军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震惊了已被批准加入造反派 学生组织,在《新华工报》当编辑的鲁礼安。他奋笔疾书一篇篇文章,借巴黎公社的启示,要求“正确看待造反派的功过”。不仅如此,“我素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 毛病再次发作。太岁头上也敢动土”,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怀疑。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三七指示”,即肯定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 联合”的批示,材料中称延安中学学生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鲁礼安质疑说: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分歧、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绪,能在短短一天 里消弭?他断定这是份虚假材料,是有人泡制了“抽掉两条路线斗争实质的大毒草”欺骗伟大领袖。大字报贴了出去,立即遭到攻击,被认为是直接针对伟大领袖的 ——说有人制造假材料“欺骗”毛主席,也不行,伟大领袖从来都是明察秋毫!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他又捅了一个更大的乱子。南开大学“八一八红 卫兵”派出几十个小分队,从档案中挖出成千上万“叛徒”。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批转的《薄一波、刘澜涛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称他们接受刘少奇、张闻天 的“中央指示”自首出狱,窃据要职,是“党内一大隐患”。而鲁礼安研究了这份材料后,断定实属一大冤案,写了篇文章,称“抓叛徒”背后有大阴谋——这当然 是犯大忌了!他被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开除。
  到底是时代不同了,支持他的人还不少,他与冯天艾一起组织了大学生和附中学生二十多人的队伍,命名为 “新华工敢死队”。鲁礼安解释:“敢死队”是取为革命准备抛头颅、洒热血之意,是用文字向“反动路线”宣战,不是鼓吹武斗不怕死,打砸抢与我们无缘。鲁礼 安本人在“文革”中更自始至终“君子动口不动手”,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之中,热衷于思想理论上的战斗。他们以一篇题为“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 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亮相,历数武汉部队“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语言尖锐,情绪激昂:“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今日雄文四卷在手, 何日缚住武汉谭震林游街示众?!”鲁礼安对笔者自嘲:“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癞蛤蟆打哈欠的文风”。
  “挑战书”极大地激怒了武汉军区首长。“敢死队”还参与支援黄石市造反派逼迫武汉军区韩东山副司令员检讨的行动。军区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不知为何却没有付诸实施。
   “敢死队”更重大的行动,是为被军区镇压的“工总”翻案。鲁礼安认为:造反派头头中或许有不良分子,但个人品质对整个组织并不最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组织 在革命中所处地位如何。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工总,在武汉地区“文革”中举足轻重。他写下了《从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谈起》的三篇翻案文章。
    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真正以为我们投身的,是一场反修防修,保证中国永不变色的史无前例的“圣战”。“苍天在上,在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者说话这一点上,我敢说我问心无愧。”

从狂热呐喊转向冷静思考

   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营垒,终于从“批判的武器”转向了“武器的批判”,互相诉诸武力。保守派组织联盟“百万雄师”在部队支持下,控制了多数工厂,将这些 工厂的造反派驱赶到市中心几个据点,“百万雄师”以武力对这些据点进行凶猛攻击。这时的鲁礼安,也鼓吹“文攻武卫有理”。他在大会上演说:“当反革命对革 命人民无情杀戮的时候,难道我们竟愚蠢到递过脖子去任人砍杀,而不是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去武装自卫,坚 决抗暴吗?”但当台下响起暴风雨般掌声,有人喊“文攻武卫万岁”时,他话锋一转:“我并不赞成文攻武卫万岁。这个口号,也只能说是在当前这样一种特定形势 下,一个不得已的应变口号。”他鼓吹应当“发扬优势”,优势就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唤起群 众……“几乎我的每一句话都被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使我产生出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站在硝烟弥漫的街垒中,对浴血奋战的武装群众进行动员演说”。
   在保守派“百万雄师”酝酿向所有造反派据点发起总攻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谢富治及王力等人相继来到武汉处理危机。谢、王在公开场合露面,认为武汉军区 “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总应该平反。“百万雄师”岂肯善罢甘休,1967年7月20日,骇人的政治风暴拔地而起:几百、上千辆卡车满载“百万雄师”、 “公检法”和解放军战士,武装游行示威。其声势之浩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他们不仅多处杀人,还和8201部队包围军区搜索王力,形同一场“叛乱”。
   鲁礼安在这场事件中差点丧命。他带上一部相机上街抓拍“叛乱”实况,摄下成百上千“百万雄师”武斗队员头戴柳藤帽手持长矛,冲击湖北大学等血腥场景。但 他被对方发现了,鲁礼安拔腿就跑,身后几名“柳藤帽”挥舞长矛紧追不舍,他慌不择路,跑到长江大桥引桥旁陡崖上,一咬牙闭上眼睛抱紧相机,滚下几丈高的陡 崖,相机摔得四分五裂,他也摔成重伤,幸亏逃过了武斗队员的毒手!
  毛泽东、谢富治及王力都脱险了,中央公开表态,武汉形势急转直下,“百万雄 师”垮台,造反派群众上街载歌载舞狂欢。鲁礼安为工总翻案有功,被已释放出来的“工人运动领袖”奉为座上客。但他有一种预感,造反派同室操戈将再现。一个 事实也使他特别不安:重新掌权的造反派对前保守派群众残酷报复,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他在回忆录中说“据不完全统计,单武汉一地保守派方面被打伤打残的, 就多达六万多人,被打死的有六百多”。
  北京有人点名他去人民日报社“任立新写作小组”。据说这个写作班子由北京一些红卫兵笔杆子组成,直接听命于“中央文革小组”。但商调函被卡在华中工学院造反组织一号头头张立国的口袋里。鲁礼安后来庆幸没去成——听说“任立新写作小组”和不久就垮台了的王力很有关系。
   “文革”将把中国、世界引至何处的这类大课题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和同伴感到实在太欠缺知识,便空前勤奋地读书:马列著作,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的 著作,还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和约翰·里德关于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来又增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托落茨基 《第四国际》……鲁礼安说:说来脸红,书都是从我们借住的省委干校图书馆、长江日报社图书室偷的。
  鲁礼安在这段时间也写了大量后来为之惭愧不已的文章。他写了《论武汉工运道路》,文中关于“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武汉地区的革命大联合”的提法,带有明显派性。他反省:“大权在握的造反派头头,其实并不具备担当‘核心’的素质”。
   他支持一支农民队伍——浠水“巴河一司”进城造反。这支队伍的负责人王仁舟,是在“文革”前因政治言论被北京外语学院开除、“文革”中又被平反的学生。 王宣称贫下中农“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因为他们“经济地位最低、生活最苦”“所以最迫切要求改变现状”。鲁礼安对这一套说词并不相信,他懂得阶级的进步 与否主要是看是否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但他去考察他们比人民公社更“一大二公”的“新农村”,在《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加称赞这些所谓“创 举”乃“共产主义的萌芽”,认为“巴河一司”的崛起是中国农民运动高潮将要来临的预兆。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不懂得王仁舟这些“革命创举”其实早在“大跃 进”时期,就被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过,曾经将中国农村推向深渊。

“我一生的根本任务是制造真理的旗舰”

   “文革”激烈动荡了一年多,武斗不断,内乱不止。这时有个朋友建议鲁礼安解散“敢死队”,另行组织一学习马列主义团体,聚集起真正有头脑、有思想、能肝 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不但要学习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而且要研究未公开出版的著作,包括毛的早期著作”,认真地独立思考一下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北 京的学生组织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上下两册,收入一大批毛的早期文稿,向他们展示了大量以前从未知晓过的思想和信息。原来毛泽东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曾 想当警察、当法官、当肥皂制造商的青年学子,并非生来就一贯正确的“完人”啊!
  他们决定成立“北斗星学会”。名称由当时一句著名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而来,推选冯天艾为会长,冯提出:学会须有一份自己的刊物,不是有过《湘江评论》吗?我们的就叫《扬子江评论》好了。
  鲁礼安几乎未作任何修改,一气呵成了《北斗星学会创立宣言》的草稿。劈头就说:

   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自然界千百万年变化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且看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 人颓废、有人叛变,但更有人集结在一起,奋勇地前行。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

  最后一句是:“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谁主沉浮!”
   这个初稿幼稚,也狂妄——可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哪一个没有一点狂气?鲁礼安在一本“文革”日记的“序言”中还声称“真理的军舰是我的旗舰,我一生的根 本任务是制造这艘旗舰。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地制造自己的划子(舢板)……我和我的同伴们则要制造真理的军舰去征服思想的海洋”呢!
  1967年 11月7日学会的成立仪式并不顺利。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作家、十多年后写出《苦恋》的白桦和剧作家所云平来了,当时一所中学的代课教师、后来成为中国著名 哲学家张志扬与童丹等人也来了。当场却有位工人代表尖锐批判鲁的宣言草稿,更有一个武汉警备区的人前来,不发言,只是一个劲记录每个人发言,弄得人心里发 毛。不少与会者打退堂鼓,只剩下六七个人算是成员。“那天散会后与我们一道合影留念的人倒不少,而这张照片从照相馆洗印出来后,不知怎的竟也有一张落到了 警备区的手里,成了长官们按图索骥、追查‘危险份子’的好证据。”
  后来工总一个基层头头告诉鲁:军区首长接到警司的密报后,立即命令对参加学 会成立仪式的所有人秘密调查,这位头头就被要求调查其中一名工人。令鲁礼安困惑不解的是,“文革”中成立的各种群众组织何止成千上万,各个群众组织之间打 破了头,都不觉有什么稀罕,“为什么偏偏我们几个阅历不深的学生想组织起来学习理论研究“文革”,就犯了大忌”?
  近一个月后的12月4日,在 省革委会一次常委会上,武汉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一把手曾思玉点了“北斗星学会”的名,称:学会是一个“稀奇古怪的组织”,“老右派分子”白桦也出席他们 的成立仪式。曾思玉一边抖动手中一张纸一边说:这就是这个北斗星学会的宣言。这个宣言非常反动,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
  首长的表态如此轻率、 如此横蛮、如此不负责任,是鲁礼安始料不及的。学会几个成员也都惴惴不安。不久有消息说,北京、上海的类似学会的日子都很不好过。看来无论用什么名义,只 要企图在思想理论上作独立思考,自主研究,你就是离经叛道,就是心怀不轨。他感到憋气:为什么偏偏生活在这个把人当做“神”来供奉的环境里?我们从造旧世 界、旧观念的反起家,为什么又沦为新的精神奴隶?

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觉醒的时间

   怎么办?一位叫周凝淳的朋友向不甘寂寞的鲁礼安说,毛泽东不久前发出“最高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何不就以此“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命名?名称太长,就简称“决派”——搞个“决派联络站”,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 完成学会未竟之事。
  周凝淳转述张志扬、童丹的看法说:这是一个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但是“大民主”又确实给了某种言论自由的契机,而言论是思想的外壳,就看你怎么表达。
   娴熟于起草宣言的鲁礼安便又起草《决派宣言》。第一稿所谓“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因“巴河一司”的失败成了废话。年轻学生希望他重写,对夺权后 “文革”运动的走向作出分析、预测:既然“革命委员会”仅仅只是“临时权力机构”,那么由什么样的正式权力机构取而代之呢?
  鲁礼安在《决派 宣言》新稿中指出“革委会”最终会被“革命群众”淘汰出历史舞台,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将被一种什么样的新国家形式来取代。几乎是同时,湖南“省无联”造反派 组织,正在洞庭湖那一边探索同样问题,在一篇《我们的纲领》文章中,提出湖南“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之必须实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 则”。而一位名叫杨曦光(即后来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中学生,则在《中国向何处去?》文章中认定,“现在90%以上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 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 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这一批独立思考的知识青年,缺乏他们的前辈的精神资源——1957年“右派”那一辈人经受 “五四”洗礼后,拥有了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人权等观念,而这一批青年在中共的思想专制环境下成长,“文革”期间思想演进之轨迹,大体上都只能从毛泽东, 到马克思,再到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中找武器,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去探索新的道路。1871年的巴黎公社,被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度关 注。鲁礼安主张宣传建立巴黎公社式国家的观点,核心就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主张的,对一切公职人员无一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 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公职人员都要对选民负责,接受选民的监督,而且不享有任何的特权。
  但随即传来消息:康生等人指湖南“省无 联”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被取缔、思潮被批判、成员被逮捕。当局杀鸡吓猴,让鲁礼安也感到险象环生。在有经验的朋友劝告下,鲁礼安决定不去用鸡蛋碰石 头,紧急召集骨干分子开会,提出解散“决派”。没想到态度比他更激进的大部分“决派”骨干坚决不肯。鲁礼安只好以“七二○事件”中自己跳桥受伤复发须治疗 为由,退出决派活动。
  华中工学院“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日益激烈化和表面化,但在坚决不让原党委书记朱九思重新上台这一点上又结成同盟。而鲁 礼安不单主张解放朱九思,而且认为中央邓小平、省里张体学,也都应当重新启用,这使造反派头头们对他都甚为疑忌。特立独行的鲁礼安通读《毛泽东选集》,将 毛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与后来实践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对照,认为即便是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常有认识超出了实践或落后于实践的问题,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 也会犯“左”或“右”的错误。他在毛著上作眉批说,“现在看来这里左了”,“现在看来这里右了”,这在旁人眼里实属大逆不道,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鲁礼安和决派战友在学习和写作中,对镇压过上海“红革委”的张春桥特别不满。他们也非议周恩来“一贯采取调和路线”,但鲁礼安坚持不点周的名——他尊敬周鞠躬尽瘁。
   对他的围猎在逐渐收网了。因各地武斗加剧,省革委会和军区无端怀疑是鲁礼安在搞鬼,指示华工革委会要从他这里挖。有天半夜,他突然被拘押、隔离反省,给 他纸笔,要他交待“如何操纵各地武斗”,他根本不理会他们,只在纸上信笔写写画画。这次被他侥幸逃脱,但他的笔记和日记都被抄查,他在毛选上的眉批令他们 如获至宝——白纸黑字啊!
  1968年5月16日,《扬子江评论》的创刊号印出来了,以“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的名义发表了鲁礼安起草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模仿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一文,抓住毛泽东“对派性要作分析”一语,指责上海对革命造反派学生的反攻倒 算。他承认这篇文章“流毒甚广”,是站在“极左路线”立场上,对以所谓“中派”为代表的“调和路线”的批判。
  鲁礼安在文中还宣称“一旦资产阶 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必须用暴力对付暴力,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对这一看法,当时他内心不无疑虑,后来在漫长岁月中更不断反 省。他回忆“七二○”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七二○”后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之间一场场血腥武斗,曾经和正在夺去多少无辜群众的生命?那些 “为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横尸街头的同学,那些被流弹或走火误杀的同胞,他们死得“比泰山还重”么?九泉之下真的能安详合眼么?“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 的文章,究竟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
  鲁礼安的这篇文章是他“文革”中的“绝笔”。仅仅两天之后,他在赴黄石途中于铁山被劫,关进黑牢,从此从“文革”舞台上消失。
   他对笔者说:我曾无数次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文字认真反省。虽然我敢说我的良心是清白的,但扪心自问,我长期认为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战争最终不可避 免,“七二○”后甚至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流毒之剧,影响之坏,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我写这种文章,等于是唯恐天下不乱!还 有鼓吹派性,宣传“农民领袖”王仁舟的极左蓝图……说过许多错话、做过许多错事。我那些尖锐刻薄极富煽动性的文字,也对某些人造成相当的伤害。
   鲁礼安说: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以我狂热激进的思想方式,在以后的年代里是会沦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像杨小凯、李正天那样, 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狭隘的派性走向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我想我一定会走向后者。无它,只是因为我从来嫉恶如仇,崇尚正义,我不但有一个能 够独立思考的头脑,且不乏探索真理,为真理献身的勇气。但是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真正觉醒的时间。


附1:方方:对于文革,真相比结论更重要

   应该说,鲁礼安是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之一,因为他在这场浩荡的大革命中,不仅是追随,还有制造。他畅快淋漓的文章、唇枪舌剑的辩才、挥斥方遒的意气、侠肝 义胆的豪情,曾经成为武汉三镇的传奇。正因为此,当传出他被抓获的消息,竟引发一场规模不小的“营救”运动。无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当年,无论事情的发生发 展是对是错,对于鲁礼安而言,那都是他个人最轰轰烈烈也最风光无限的年月。
   只是好景不长,鲁礼安最终被投入了牢房。虽然关他入狱的理由现在说起来像个笑话,但他却因为这个笑话,在不时转换但全部黑暗的小屋中度过了近十二年的时 光。21岁到33岁,一个人几乎全部的青春都被永远尘封在此并且永远也索取不回。曾经与鲁礼安一起“革命”并也坐牢的诸多战友或死亡或崩溃,但鲁礼安却没 有。这应该是个奇迹,连鲁礼安自己也认为是个奇迹。或许是他的充满自信的性格帮助了他。他在狱中一遍遍回忆自己的往事,以致那些事情烂熟于心,睁眼闭眼都 清晰可见。那时候,他就下决心要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重要的不仅是内容本身,而是鲁礼安所做的这件事。十年的文革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漫长得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相。随著二十八年时间的 推移,越来越是非难分,越来越错综复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中国产生如此之大的浩劫?是什么理由使中国精英们一夜之间以排山倒海的姿态崩溃?是什么力量让阳 光一般的红卫兵突然成为人们眼里的恶魔?——这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但答案却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当然,这样的问题,鲁礼安一个人的回忆录不可能解答,就算有其他更重要人的回忆录也无法解答,它需要千千万万过来人最真实的记忆。文革若是暗夜里的一块 巨石,浑然不见它的真实面目,而鲁礼安的回忆录便是一只射向它的手电筒。虽然它只能让我们看到巨石的一个点,但如果有无数无数的鲁礼安将自己的文革经历写 出来,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身份地位相对特殊的人写出自己的文革历程,那么,这就如同手电筒从各个角度向这块看不清的巨石投射去光照。聚光之下,就算最本质 的东西无法触及,但它的轮廓却已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或许这样,我们方能以最快捷的方式接近真相。
  其实,对于文革,我个人以为,真相比结论更重要。这就是三年前我非常希望看到回忆文革的原始文本的原因。
  ——摘自《一个人的文革史——〈仰天长啸〉序》



附2:“文革”小辞典

《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开展“文革”的纲领性文件,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十六条”
  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内容共分十六条,1966年8月8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规定“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红卫兵
  “文革”中各地大、中学生在毛泽东号召下自发成立的组织。据称1966年5月29日由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在大字报上首创,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起八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
  使用中有三种含义:
  1,
统称“文革”学生自发组织;
  2,特指“文革”初期从北京到各地的最早一批红卫兵,多由信奉“血统论”的干部子弟组成;
  3,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恢复教学秩序后,以此命名类似“文革”前共青团的“先进学生”组织。

造反派
   “文革”时期自称、标榜“造反”的群众组织。“造反”在汉语中本是贬义,“文革”初期北京一些中学生发掘出毛泽东在延安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 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将之翻成褒义。最开始“造反”的由干部子弟组成的中学生红卫兵,发现毛的图谋是打倒刘少奇和“党内走资 派”,转而抗拒运动;而众多群众组织继起“造反”。在许多地方,群众组织分成支持当权派的“保守派”和揭批当权派的“造反派”,“造反派”群众组织内也分 化成比较激进的和比较稳健的派别,发生激烈冲突。1968年年中之后,“造反派”式微。

三种人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整党问题的决议》提出在党内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在实际清查中,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下兴起的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即上述第一种红卫兵)及支持各级党委的“保守派”甚少受到清查,而“造反派”骨干则被当成“三种人”受到清查、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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