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提出：如果有用就保護過關，沒用就劃右派

《新史記》韓朗


此時，中組部也計劃再發展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以壯大黨的知識分子隊伍，“知識分子的春天”到來了。彭真、劉仁也在這時召開高校黨委書記會議，要求發展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但也有人反映，很多專家教授不敢申請入黨，怕自己不夠條件。彭真說：“過去黨課上講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講得太多了。以後多給他們講講黨內也有烏七八糟的非馬列主義的東西，讓他們得到這樣一個概念：共產黨問題不少，大體還好！”他還說：“告訴他們，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爭工資、鬧待遇、享受在前、吃苦在後、不能起模範作用、不讓兒子參軍、你整我、我整你、貪污盜竊、男女關係等，凡是國民黨裏有的，共產黨裏都有。”他還說，“要講清楚這些情況，打破他們的神秘感。”

北京市委當時確實急於求成，想讓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但因“反右派”鬥爭很快開始，沒能繼續實行。
“反右派”運動開始後，由於不少新發展的知識分子黨員給黨提意見，中組部提出停止執行1956～1957年發展黨員的規劃。



在此期間，彭真的手法也是值得琢磨的。這年6月，“反右”鬥爭升級後，他在市委召開的一個黨內負責幹部會議，有意透露了中央的一些部署，說：“現在要開各種座談會，放手讓他們放，讓他們罵，罵得越厲害越好，不要反擊。”由於彭真事先打了招呼，北京市委負責幹部中沒有揪出一個“右派”。這時候，彭真還通過崔月犁向一些教授和作家如清華大學教授、副校長陳士驊、文聯主席老舍等打招呼，暗示他們不要放出來，保護他們過關。在是否劃北京人藝的焦菊隱為“右派”時，他頗費躊躇，因為人藝貼出不少大字報，說焦菊隱“反黨”，北京市委相關部門幾次開會研究，也定不下來，最後彭真說：“你們看他以後在人藝還有沒有用？如果有用，就保護過關；沒用，就劃‘右派’。”後來由統戰部長廖沫沙向人藝傳達，彭真同志要保護焦菊隱過關。

與此同時，彭真還把向黨提了很多意見的北大化學系主任傅鷹樹為“中右標兵”，不戴“右派”帽子，以此來保護一批有著同樣情況的知識分子過關。接著，就是處理“右派”，整風整黨，北京一些大學裏取消預備期和延長預備期的黨員高達到20％到30％。有人不服氣，說“像傅鷹那樣老罵街的都不劃‘右派’，憑什麼光劃學生‘右派’？”對此，彭真在一次會上解釋說，“傅鷹還是愛國的，立了這樣一個標兵，就能保護其他的人過關。”到了1960年，他又把傅鷹提升為北大副校長。

一波三折，最終入黨

到了“反右”過後的1958年，梁思成入黨的問題再次提到議事日程，還是由彭真主抓，他還指名發展著名京劇演員譚富英入黨，有人提出譚富英脾氣太大，彭真說：“我們要發展黨員，不要發展奴隸！”

到了下半年，鑒於建築系主任梁思成前一段“表現不錯”，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蔣南翔在武漢開完中央全會之後，便要求建築系黨總支進行梁思成的入黨審查。總支書記找梁思成談了話，並要求他寫一份自傳。不巧的是，此時梁思成因為痔瘡復發，住進了醫院，自傳拖延了一段時間才交，直到1959年初，他的入黨問題才在建築系黨支部討論通過。對此，彭真對蔣南翔很不滿意，認為梁思成“早已夠黨員條件”了，為何遲遲到三年之後才發展入黨？彭真說：“對毛主席的話，全世界除了鐵托不聽外，就是你蔣南翔了！”

1959年1月8日，經過一波三折、幾近三年的坎坷磨礪之後，梁思成終於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自此，梁思成對黨更加忠心了，政治熱情也越加高漲，凡是毛澤東與黨說的話，在他眼裏，都成了千古不移、身體力行的真理。（《新史記》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