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为什么有人要美化“文革”——启蒙的尴尬

　　文学启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里面也牵涉到很复杂的理论，我今天也不可能讲得很理论化、很思辨化，而且有些理论我自己未必就很懂。古今中外都有文学，我今天也不可能讲得很宏观，讲一些具体问题吧。


　　2分钱比人命重要？

　　今天（注：讲演当天）是5月12日，是汶川地震四周年。首先我想介绍一篇文章，汶川地震后，广州的刊物《随笔》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人的地震记忆——从唐山到汶川》，作者是山西的作家毕星星。唐山大地震时，作者是救灾部队的新闻报道人员，对这次的救灾自然有很大的发言权。他提醒我们，当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救人”并没有成为“救灾”的主要指向。让“救灾”为“文革”的政治服务，或者说，变大灾难为政治上的大好事，才是其时“救灾”的主旨。


　　当时虽然也高喊“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革命”是首要的，“生产”是次要的。以“革命”促“生产”是“正确”的说法。如若将“生产”置于“革命”之前，那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性错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救灾部队居然为“救人”是“革命”还是“生产”而困惑。如果“救人”只是“生产”而不是“革命”，那将“救人”放在首位，就是以“生产”压“革命”，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救的人越多，错误便越严重。所谓“困惑”也只存在于少数较有头脑者的头脑中。在实际的“救灾”中，是将“救人”看作“生产”而非“革命”的，也即在“救人”之上还有一个高于一切的“革命”。

　　不然“一分不差”的故事就不会传诵一时：某部一排清理挖掘银行金库，地下共埋压现金91万515元零9分，在挖出大部分，只剩下5元钱、5分钱、3分钱、2分钱时，银行工作人员几次阻止，表示误差已经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不要再费劲了。战士们表示：财经纪律允许有误差，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误差！他们摸着黑，打起手电，在砖缝里抠，在泥土里刨，终于找到了最后一枚糊满泥土的二分的钢鏰儿。《解放军报》对此专门做了突出报道。无数的生命在钢筋水泥下等待救援，以“救灾”为师出之名的部队，却为国家的二分硬币“挑灯夜战”。

　　不难想象，在这些战士为寻找二分硬币而细细抠着砖缝、轻轻刨着泥土时，近在咫尺的地方，就有一个又一个的人在钢筋水泥下呻吟着。他们或许并没有听到这呻吟。但即便他们听到了，也会无动于衷。因为无动于衷才是正确的。如果有动于衷，如果因这呻吟而影响寻找那枚硬币，那就是思想上出了“问题”。当然也不难想象，当二分硬币终于找到时，当一整排战士为这二分硬币的“出土”而欢呼时，身边已有些人刚刚死去或正在死去。要说这些不找到二分硬币誓不罢休者完全无视人的生命，他们又分明是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如此行事的。那无数钢筋水泥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是“人民”，而那二分硬币却代表着“人民”，于此亦可见“人民”二字在“文革”中是怎样庄严神圣却又空洞无物了。这一排战士是为二分硬币而在手电照耀下抠遍砖缝、刨遍泥土。如果要寻找的是一枚一分的硬币，他们的劲头也丝毫不会减弱，甚至会热情更高、干劲更大、精神更亢奋。因为抠刨一分硬币，政治意义更大。“文革”期间，强调为国家和集体牺牲个人。个人的付出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之间的落差越大，该行为在政治上就越有价值。为救集体的一头牛牺牲生命，固然是英雄。为救集体的一只羊牺牲生命，则更是英雄。由此又可以这样为“文革”下定义：“文革”就是国家和集体的一分钱，重于一条人命、十条人命、百条人命、千条人命……

　　毕星星的文章还说到云南昭通的地震。在唐山地震发生前，云南昭通发生了地震，当地报纸做出的是这样的报道：“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对于今天认为“文革”十分美好的年轻人，毕星星的文章就有很大的启蒙意义。如果今天不说“文革”，以后的人们就不知道我们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荒谬、弱智的事。因为今天是5月12日，所以我先说这样的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其实也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


　　我们面临的启蒙尴尬

　　启蒙是一个老问题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思想界对启蒙有很多说法，西方后现代对启蒙提出质疑和反思，牵涉到很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今天就不说这些了。启蒙就是去掉你思想上的蒙蔽、让人明白某种道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文章，就在提醒那些歌颂“文革”的人：“文革”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美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启蒙，要从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说起。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拼命要解构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在此，我只想借用辞世未久的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的一番话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之所以关注维柯和赫尔德，从根本上来说，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的理性主义者。启蒙运动的价值，也即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孔多塞这些人提倡的东西深深感动了我。他们也许太褊狭，对人类的经验事实往往也会判断失误，但是他们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们将老百姓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反残忍、反压迫。他们跟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败坏人们生活的勾当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战斗，因此，我站在他们一边。”

　　“启蒙”一语，本为中国所固有。但我们今天在思想文化运动意义上所使用的“启蒙”这一概念，是作为西方概念的译语从日本进入中国的。与西方意义上的“启蒙”同时输入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确立的“理性”与种种现代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于是启蒙之火，也开始在这块有着两千年专制史的老大帝国的土地上燃烧。最先从日本盗火者，是梁启超那一代人。梁启超们是第一代盗火者，也是第一代在中国的土地上放火者。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则是第二代盗火者和放火者。启蒙之火，在第二代盗火者和放火者的努力下，燃烧得更其熊熊。在这里，我们不妨仿照伯林的句式，对梁启超、陈独秀等两代中国启蒙者做一次“捍卫”：他们也许太褊狭，对人类的经验事实往往也会判断失误，但是他们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们试图把中国的老百姓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反残忍、反压迫；他们跟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败坏人们生活的勾当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并且取得了可观的胜利。因此，我站在他们一边。

　　虽然是仿照伯林的句式，细心的听众也会发现，我对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捍卫”，与伯林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捍卫”，在用语上有微妙却又重要的差别。这两次启蒙运动，并不是完全可比的。最大的不可比，不在于时空的巨大不同和理念的某种相异，而在于后果的两样。欧洲启蒙运动尽管当初也不乏阻力，但毕竟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西方世界大获全胜。而中国的启蒙运动，比起欧洲来，要艰难曲折得多。从梁启超那一代开始的启蒙运动，尽管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但还远远不能与欧洲启蒙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时间虽然过去了百来年，但在最基本的方面，启蒙先驱者的目标，还仍然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所以，当伯林说欧洲的启蒙思想家“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战斗”时，我却只能说中国的启蒙思想家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启蒙之路在中国之所以远比在欧洲要崎岖坎坷，与启蒙思想是一种外来物当然有重大关系，但这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也不能说是决定性因素。中国政治专制的历史特别漫长，专制的机器经长期打磨和“完善”而特别牢固、细密，专制文化特别发达而善治人心，这才是使得启蒙在中国特别艰难的关键性因素。已经故去的李慎之先生说得好，几千年来，“专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一方面，欧洲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价值观念还远没有覆盖所有应该被其覆盖的地方，欧洲启蒙运动的光芒还远没有驱散所有应该被其驱散的黑暗；另一方面，在启蒙运动的故乡欧洲，启蒙运动正在经受质疑，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价值观念正在被冷峻地反思。但是，如果从整个世界着眼，人们应该看到启蒙的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处在中世纪或类似于中世纪的状态。在这些地方，专制统治者给人民的身心都戴上了重重镣铐，恐怖是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万马齐喑、道路以目、秘密警察的鼻尖甚至伸进每个人的卧室；在这些地方，暴君以强权维持对自己的“崇拜”，暴君的生日是全民最大的节日，甚至人民也真的盼望这样的节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日子里，才可能吃上一块水果糖、半块巧克力；在这些地方，暴君口含天宪，为所欲为，即使有所谓的法律，也不过是统治者手里的泥团，任意地令其忽圆、忽扁、忽长；在这些地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和人民的啼饥号寒形成鲜明的对比，少数统治者生活得令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最富有的人也望尘莫及，而人民则是供养少数统治者的“蚁民”；在这些地方，人命如草芥，杀戮和死亡、鲜血和白骨是惯见的景象。这样的地方还等待着启蒙思想的照亮。

　　欧洲启蒙运动中很多人既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伏尔泰也好，狄德罗也好，他们既写思想性的文章，也以文学的方式启蒙。应该说，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人类的启蒙进程。当然，自古就有愚民的文学，自古就有蒙昧主义的文学，但是自古也有“启蒙”的文学，“启蒙”的文学总是让一些人恐怖和畏惧。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唐代有一个诗人叫韦庄，花间派代表性诗人，写过一首叙事长诗，有1666个字，叫《秦妇吟》，写的是黄巢造反军占领长安期间的情形。这首诗揭露了两个方面，既揭露了官军在长安的为所欲为、鱼肉百姓，也揭露了黄巢“起义军”的残暴。黄巢之乱平定后，韦庄其他的诗，上流社会都很喜欢，但是这首诗因为揭露了官军的暴行，让整个上流社会非常排斥，韦庄自己也害怕了，自己的集子里不收这首诗，而且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提这首诗，以至于这首诗一千多年来失传了。大家都知道韦庄写过这首诗，但是是什么样子大家都不知道。直到民国初年，才在敦煌的洞里发现了这首诗。民国时期，这首诗重见天日。但是1949年之后又消失了。因为这首诗不仅揭露了官军的暴行，还揭露了农民军的暴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啊，是正义的、革命的、伟大的，怎么能是你说的那样呢？于是这首诗又没有了。30多年之后，到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才又重见天日。


　　为什么有人要美化“文革”

　　让我们再回到“文革”。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化“文革”，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文革”中有平等，并且“文革”时期的平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文革”中有民主，并且“文革”时期的民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文革”中没有腐败，所以“文革”是反腐防腐的最好方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我毫不怀疑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文革”中有自由，并且“文革”时期的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他们可以用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文革”的歌颂，表达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赞美。他们从西方绕行到东方，从古代迂回到当代，千方百计地证明着“文革”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已故作家浩然，在“文革”中是大红人，所以他不同意把“文革”称为“十年浩劫”。但他毕竟同意称“文革”为“十年动乱”。

　　而今天的一些学者，则连“动乱”这样的定性也不认可。他们甚至说，除了“文革”初期有些混乱，此后的七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浩然对“文革”的感情，虽然令我作呕，但他是“文革”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他对“文革”的感情还不难让人理解。而今天的那些用曲里拐弯的理论赞颂“文革”者，本身也是“文革”的经历者，在“文革”时期是已经懂事、记事的平民子弟。我更不相信他们赞颂“文革”的真诚。我不相信他们表达的真是一种学术观点。我不相信他们的常识缺乏到如此程度。他们缺乏的不是常识，是某种精神的底线。他们的不真诚，却吸引了一批真诚的信奉者。那些对“文革”毫无切身感受的年轻人，那些“文革”后才来到人世的人，读他们的著述，便对“文革”无限神往，以为那真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美好时代。

　　其实，当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文革”的苦难、对“文革”的真相有一定程度的揭示，在当时曾起过巨大的启蒙作用。在中共中央否定“两个凡是”之前，文学就以自己的方式否定了“两个凡是”；在中共中央做出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之前，“文学”就以自己的方式否定了“文革”。当初的这些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高晓声的《“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何士光的《在乡场上》、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古华的《芙蓉镇》、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等，在今天仍有明显的启蒙意义。

　　当然，8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间，仍然有一些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文革”的苦难、荒诞。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笔。这几十年间，相当一部分随笔文章，对“文革”做了深刻的揭示和反思。前面说的毕星星的文章，就是一例。再例如，从维熙的《“古镜”新说》，回忆了“反右”，回忆了“文革”。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从维熙述说了自己“文革”中亲眼所见。1966年8月的最后几天，“皇城近郊”的大兴县一个公社，将三百多口地、富和地、富子女，一起屠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来到人世38天。作者当时正在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改造，劳改干部中有一位叫王月娥的干部，其家庭就在这个公社，因其出身不好，就在那两三天内，一家七口人被杀戮了六口，全家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从维熙无限悲哀地说：“巴金老人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提出来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尽管从上到下都盛赞其言为‘世纪良心’，但时至今日，只见各种博物馆拔地而起——包括民俗、昆曲、皮影等博物馆都兴建起来了；唯独不见纪录十年血色文革的博物馆——不要说问世，连‘下雨’之前的‘雷声’，也还没有听到。我们至今还对自照镜子如此畏惧，真是不知其心态是清是浊是黑是白，是爱国还是误国了。”

　　巴金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天真，但2005年的从维熙，一定知道自己这些话其实显得很天真。不因为这样的话显得天真就不说，这表现了可贵的执著。有时候，天真是抗击邪恶、戳穿遮蔽的最好方式。当然也不只是随笔，这几十年，也有一些小说，反抗了对“文革”的美化。例如老鬼的《血色黄昏》、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刘庆邦的《遍地月光》、阎连科的一些小说等等，在今天，都具有很大的启蒙意义。

　　冯宙锋，《南方都市报》，原标题是《文学启蒙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