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民歌：新中国历史上两次群众诗歌运动之一

 　　“大跃进民歌”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新民歌；“天安门诗歌”是1976年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而形成的诗歌运动。虽然前后时间相距较远，但它们具有共同的典型意义。两次群众诗歌运动都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以“政治诗”的形式，与时代相应和，形成了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诗歌运动。“政治诗”与“运动”是它们共同的形式。［1］当然，因为时代的不同，它们又具有各自的特色。“大跃进民歌”是自上而下，由领导者组织发动的一场全国范围的诗歌运动；而“天安门诗歌”运动则是在极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群众自发的以诗歌为武器，为追悼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而爆发的一场群众示威运动。这两次诗歌运动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大力提倡发展繁荣群众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今天，这两次群众诗歌运动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一）初期的“大跃进民歌”

　　“大跃进民歌”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新民歌的延续和发展，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也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全国解放后，各族劳动人民政治上翻了身，往日的奴隶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广大劳动人民心里充满着幸福感、自豪感，“诗言志，歌咏言”，他们迫切地要求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愿望抒发出来。新民歌自然而然地兴盛起来。特别是1957年冬到1958年春，各地农村依靠集体的力量兴修水利，创造了个体农民所意想不到的种种奇迹，看到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农村中出现大量抒发豪情、赞美英雄、描绘理想、歌唱未来的新民歌。1958年初，中国文艺研究会编选了《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共收录新民歌300首。毛泽东后来在谈话中，引用过其中一首《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里用夸张和想象手法，塑造了一个向大自然发号施令的巨人——“我”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征服大自然的信心、气魄和豪迈意志。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赞扬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2］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在“大跃进”形势中，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状态激发了诗歌创作的热情。

　　（二）毛泽东的重视和倡导

　　毛泽东非常看重民歌民谣，1957年1月，他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时说：“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搜集民歌民谣，古已有之。“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3］“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4］他在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提出要搜集民歌，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他还说：“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什么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也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得很，知识分子还没有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因此必须把下层群众创造的东西加以提倡。”“在广东农讲所的时候，发动学生搜集民歌，几百学生，各省都有。从这些民歌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些民歌后来丢失了，非常可惜。”［3］(p.450)毛泽东之所以这样看重民歌民谣，一则是搞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渠道，一则是鼓舞民气的重要手段，一则是老百姓文化创造的一个最普及的形式。

　　（三）各级政府机关积极组织推动

　　毛泽东提倡民歌的消息很快传开了。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搜集民歌的意见发表了社论——《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赞扬新民歌是“群众的智慧和热情的产物”，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诗”，指出“中国新诗的发展，无疑将受到这些歌谣的影响”，强调搜集新民歌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它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此后，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就民歌搜集问题与方法发表意见，正式提出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统一的口号。

　　《人民日报》接着发表《要抓紧领导群众文艺工作》和《加强民间文艺工作》的社论，［5］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立即召开“采风大军总动员”的座谈会。全国各省市区党委也都陆续发出关于立即组织搜集民歌的通知。搜集民歌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各地迅速成立了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全国的作家、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纷纷深入到农村、工厂、部队，边采风边创作边辅导群众。周扬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把新民歌作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范例，称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还说：“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此蓬勃发展，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6］

　　在领导的提倡、组织和推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参与的普遍性和形式的多样性是“新民歌运动”的突出特点。从十岁左右的儿童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从农民、工人、机关干部、普通市民到专业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投入到这股洪流中。人们充分利用各种场合、手段进行多种多样的诗歌活动。大字报成了民歌创作的园地，据统计，大字报上的诗歌占大字报总数的30%～40%，在各种意见簿上人们写下了许多诗歌。从1958年3月到10月底，上海列车段的“旅客意见簿”上，旅客们写下的诗歌有5300多首。此外，在田头、工厂、建筑工地、炮战激烈的厦门前沿阵地、坑道里、战士俱乐部等，人们开辟了一个个“诗歌阵地”，出现了“枪杆诗”、“扁担诗”、“机床诗”、“墙头诗”、“炉壁诗”、“黑板诗”、“田头诗”等形式。四川一个农业社创造了“田头诗竹笺”，在田边插一根3尺来长的竹块，在竹块上写诗。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如：“我的身体本不小，内有杂草比我好，又不扯来又不薅，叫我产量怎能高？”见诗后，这块地的杂草很快就锄掉了。浙江省海宁县群众把民歌称作“生产上治病的有效药方”，如许巷乡四社在检查生产时发现，八小队一块麻地缺少肥料，就写了一首民歌：“麻苗生长好，管理也周到。可惜没施肥，麻肥还未饱。为点啥道理，队长太官僚。及时施肥脱黄袍，插上红旗迎风飘。”小队长看到这首民歌后，立即和社员一起挑粪施肥。在1958年，中国诗歌几乎进入了一切领域。正如徐迟所描写的那样：“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7］

　　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诗歌展览会、摆擂台、街诗会等，也是推动民歌创作运动的方法，其中赛诗会是群众性最广泛的民歌创作活动。在赛诗会上，或个人，或集体，上台朗诵自己事先写好或者即兴所作的新民歌。1958年除夕，河北省文化局、省文联和省人民广播电台，组织昌黎、束鹿两地的业余诗人开展全省的广播赛诗大会。两地诗人通过电台互相唱和，全省很多厂矿、农村和城市居民都收听了赛诗会的现场实况广播，不少人受到感染，提笔作诗。［8］以上所列的各种活动形式，通过宣传媒介和行政部门不时的传播交流，很快在全国推广。当时，新闻出版界也尽力为新民歌鸣锣开道。各地报刊都纷纷开辟民歌专页、专栏登载民歌。1958年7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刊载了200多首民歌。［3］(p.451)各地出版了大量歌谣刊物和民歌选集，许多工厂、公社也出版了自己的民歌集子。仅1958年的大半年间，全国省市级以上出版机构正式出版的民歌集就将近800种。1959年9月，由郭沫若、周扬主编的新民歌集《红旗歌谣》出版，收录各类题材的民歌300首，是在各地出版的大量歌谣选集的基础上精选而成，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民歌运动的成就。［8］

　　（四）“大跃进民歌”运动的评价

　　正像毛泽东在1958年底就开始发现并立意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偏向和错误一样，他也发现了“大跃进民歌”运动中的问题。他看了《红旗歌谣》后对人说：水分太多，就是选得不精。还是旧民歌好。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期间他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3］(pp.453～455)可见，毛泽东对“大跃进民歌”运动中要求人人写诗、没有诗意乱放卫星的做法是不满意的。

　　1982年周扬发表《〈红旗歌谣〉评价问题》一文，指出：这本书当时的确是毛主席倡导新民歌的产物。他说过《红旗歌谣》水分太多，就是选得不精，还是旧民歌好，因为旧民歌经受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考验，新民歌则是“大跃进”中涌现的新事物，受“左”的思想指导，没有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一些新民歌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也要实事求是地把人民群众的冲天革命热情和领导工作思想上“左”的错误区别开来。《红旗歌谣》还可以重新修订，去掉水分，精选后再出。再写一篇序言，进行评介和批判。不是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删除或批判应该批判的。它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无比的革命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同时新民歌也反映了党的领导的“左”倾错误思想，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曾经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我们应该将两者区分开来。因此，对待新民歌，我们不仅不能一概否定，而且要加以爱惜，使它的精华部分保留下来。我们可以从那里面获得可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缺点也要讲清楚。对待历史，哪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就要根据哪个时期的情况来评论……［10］周扬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客观和辩证的。

　　应该承认，“大跃进民歌”中有不少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党、对领袖、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表达了人民在新时代，作为历史创造者和社会主义主人翁决心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表现手法上，形象鲜明，语言生动，音调和谐，形式活泼；是现实主义的，又充满乐观、豪迈的浪漫主义精神。如《瓜不离秧》、《我来了》、《月下挖河泥》、《一头挑着一座山》、《小篷船》、《找厂长》、《妹挑担子紧紧追》等。不仅思想内容积极健康，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富有诗情画意。《妹挑担子紧紧追》将爱情与劳动相结合，既歌唱了爱情，又反映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既保持了传统民歌中情歌的质朴、爽朗风格，又富有新的时代特色。再如，《小篷船》把运肥劳动置于江南三月柳林桃花的美景之中，创造出优美的意境，反映出生活的美好和劳动者的愉悦之情。《一头挑着一座山》中真实的生活场景描写和夸张的表现手法结合得非常巧妙、和谐，而最后两句与妻子的讲话，增加了诗歌幽默的情趣。但是“大跃进民歌”，特别是后期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由于主观主义盛行，把新民歌这一精神生产的作用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助长了民歌运动中的“浮夸风”。而且采用搞运动的方式，定指标，派任务，严重违背了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导致大量生编硬造的虚假作品的产生。在艺术上，把浮夸空想当革命浪漫主义，鼓吹“放卫星”，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直接或间接地为高指标、浮夸风推波助澜。

　　［参引文献］

　　［1］吴秀明主编：《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3］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446页。

　　［4］《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5］《要抓紧领导群众文艺工作》，《人民日报》1958年10月7日，第6版；《加强民间文艺工作》，《人民日报》1958年8月2日，第7版。

　　［6］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创刊号。

　　［7］徐迟：《一九五八年诗选》，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8］梁泽楚编著：《群众文化史（当代部分）》，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74～76页。

　　［9］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

　　［10］周扬：《〈红旗歌谣〉评价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创刊号。

夏杏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