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告诉中国人：抗战必须胜利

南京西方人士从南京大屠杀观察和预判中国抗战前途（下）

　　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美籍教授史迈士大屠杀期间一直坚持在南京，他根据亲眼所见，揭发了日本在南京制造亲善假相的丑闻，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日本国家的说谎者形象。

　　我们也更加了解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个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而在为美国制作的宣传中，日本则把自己描绘成在中国保护外国权力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模样。事实上它正在快速推行本来意义上的“赤化中国”，制造经济衰退，导致盗匪猖獗，迫使中国越来越转向苏维埃俄国。 [20]

　　陶德曼虽以中立者身份调停日中战争，但他评论说：“日本人，首先是其军队通过战争没有获得任何名声。全世界都觉得好像是‘无赖’和‘斗输了的狗’在互相瞪眼，大都会和中国人民产生共鸣。”由于中国获得同情，陶德曼判断日中战争会出现日本非常担心的长期化趋势，并将日本发动战争的本质目的提示出来，这对日本企图塑造的“道义战争”形象是重大的冲击：

　　这场战争决不会一次就结束了。中国之于日本就像法国之于德国，两国应该会一直对峙下去。追根溯源的话，中国自从奉天〔柳条湖〕事件之后就处于同日本，或者不如说是同日军的战争状态中，只不过那时开始的战争因塘沽和上海的停战协定中断了而已。日本现在正尝试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能实现的事。即欲将中国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消除白色人种在中国的影响。这就是日本的“皇道”和广田原则真正含意。 [21]

　　由于在南京的德国人士和其他西方人士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不断汇集到陶德曼处，陶德曼结合自己的经历对日本的国民性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日军一旦激怒起来就会做出比其他国民残酷得多的事情。我想起了我任东京〔德国〕大使馆参事官时发生的事情。那是关东大地震之后不久的事。为了杀害一个社会主义者领袖的家人，日军军官给他们家年幼的孩子们甜东西吃，在孩子们正沉浸在得到东西的喜悦中时，军官从身后用绳子把他们绞死了。这种亚洲式的残暴性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 [22]陶德曼对日本国民性的判断与《纽约时报》等对日军属于“野蛮时代”的定位，其后在西方舆论中被广泛使用，从长远来说，对日本国运的影响十分巨大。

　　日本国家和日军形象的急剧恶化，使得沃尔塔·利普曼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中看到一种危险因素，他认为美国如果仍然坚持布鲁塞尔会议期间的妥协政策，未来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与孤立主义完全不同的声音，虽然在当时虽非主流，但确实是一种有利于中国、并最终导致中美同盟的舆论。他说：

　　整个问题关键的危险就在于此。如果日军内部那些喜欢野蛮行径的人认为美国的抗议只不过是布鲁塞尔会议的伪善决议的话，那他们一定会把挑衅行为加剧。其结果，这种野蛮的行为就更具挑衅意味，代价就会远远高于今天，就不得不让日军相信美国政府言出必行。如果今天我们不冒险坚持自己的主张的话，那么将来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23]

　　类似的认识在英美社会广泛传播，比如在斯特拉博尔吉转发给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长篇秘密报告中，南京国际安全区官员美国人乔治·菲奇表示：“根据我此次的经验，还有1932年上海战争的经验，我觉得由于日本军队没有基督教理想主义的背景，它已变成一种残酷的、破坏性的力量，不仅威胁着东方，而且将在某一天威胁到西方，世界应该知道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的真相”。作为对比，乔治·菲奇认为：“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苦难的能力和毅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正义最终必将嬴得胜利。无论如何，我将永远是快乐的，因为我将自己的命运同他们的连在了一起。” [24]

　　西方人士对日本国家形象的确认，使他们从南京大屠杀中看到了中国坚持抗战的世界意义，皮特·尼尔森说：

　　上月中旬的南京占领前后，军国法西斯、日本皇军的屠杀和野蛮行径等大规模杀戮，在亚洲历史上曾经记载的有计划的屠杀和掠夺事件中，都可以说是最残忍的罪行。

　　……中国同日本军国法西斯英勇作战，不仅是为了赢得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帮助了为自由和民主日本战斗的日本人民。 [25]

　　这是对中国人所作出的牺牲崇高的评价。


三、中国抗战必胜的前途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冯·塞克特曾说过一句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精神的“名言”：“弱国威胁和平”。 [26]所有荒谬的东西都是真实世界的曲折反映，冯·塞克特的话说出了当时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秩序的潜规则--当一个国家积贫积弱，便无法不引起侵略者的觊觎。事实上，明治维新以后的众多日本思想家就是这样解释他们对中国、韩国进行侵略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选择在南京、在众多西方人士的眼皮底下进行屠杀，体现的正是日本企图使中国畏服的逻辑。

　　但时势变迁，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国家的自觉意识和内部整合在艰难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日本欲袭历史上外来民族灭亡中原政权之旧辙，却遭遇民族意识高涨的中国人的拼死反击。《华盛顿邮报》1937年12月17日在南京大屠杀的高潮中刊登了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义正词严的表态：

　　“投降必将遭到灭种的危机。不管国家形势如何变化，吾等应全力抗战，不依赖任何外力。日本战斗力枯竭，中国最终获胜的时刻必将到来。” [27]

　　确实，回顾历史，当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消息传递到中国各地时，战斗着的中国军民并没有因此而闻风丧胆，相反，他们从南京大屠杀中受害者的遭遇中，体会出了抗战必须胜利的道理。正如《大公报》的社评所痛切指出的：“它普遍的告诉中国人，国万万不可亡，亡了国便休想做人！他告诉中国战士，抗战杀敌是卫国保种的唯一手段。假使我们拿着武器向后退，失土中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命运便绝对绝对的漆黑了！” [28]这一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新变化，被当时的西方人士敏锐地捕捉到了。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告诉了中国人抗战必须胜利的道理，美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卡波特·科维尔1938年4月在南京对贝德士和史迈士的调查，则提示了中国抗战必将胜利的动因，其中蕴涵的精神实质与其后在《论持久战》中得到系统阐述的理论是一致的：

　　这个问题是：如果对日军所取得的利益立刻加以限制、控制占领区的铁路、坚决支持以期恢复失地的中国军队的反击，摆好这种架势的话，日本能被击败吗？史迈士和贝德士的观点是：神出鬼没的中国军队攻击的持续压力和复仇精神持续不断，最终将迫使日军撤退。从这次讨论中所显示的论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述情况取决于中国一方是否有主动抗战的意思。贝德士和史迈士两人都确信：有关日军有秩序守纪律、日本军方当局没有私利私欲的传说，因深深刺入中国人民心灵的残暴和罪行而被破坏，因此，日本一方的统治对中国人来说已没有任何意义。关于这一点，中国人自身也许会意识到的，而且他们的悲痛之情会一直激发持续的攻击，直至把日军赶走。

　　他们的看法，结论是日本会受到超出自身想象的沉重打击。 [29]

　　1939年11月，曾经在南京围城中详尽记录日军暴行的贝德士有机会对大后方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得出了与在南京时一致的看法：

　　“自由中国”值得大大赞扬，它保持了士气和合作，创建了军队，在新运输线上艰难前进，努力解决迫切的工业问题。财政金融管理也不错。有效的军事实力与既定目标还相差甚远，但期望它是恢复统一和自由的一个因素……日本和轴心国已经失去了目前成功的希望 [30]

　　美国军舰瓦湖号舰长杰弗斯少校参与了“巴纳号”事件的善后，他在南京附近江面上目睹了日本海空军的肆虐，他对中国抗战前途的分析主要出于军事角度，他首先分析了日军兵势可能达到的最大值：

　　日本在中国的计划不会成功，这就是杰弗斯的意见。他说，日本至少会被迫部分败退的，日本会停留在华北、天津--包括浦口铁路、上海沿岸地带，也许会吞并汉口，但不会再向西挺进，河南会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从未占领区域完全撤退（正如1937年夏从长江流域完全撤退的命令所指示的那样）。如果在占领区域守备铁路，在前线有游击队攻击的话，击退他们、然后再从现在的铁路线入侵到难以接近的区域，大概需要30年的时间。

　　基于这样一个被后来历史证明为基本准确的判断，杰弗斯对卡波特·科维尔表示，“比照阿尔萨斯·洛林，牵强附会，想完全征服中国，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口数量压倒性地居多”。他分析说：

　　由于日本在中国人中间产生的反日情绪是无法预计的，因此日本一方的计划不会顺利进行。然后，日本所能占领的毕竟是点和线，它必然会在无数可能的地方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因此会招致巨大数目的人员伤亡。日本拥有7千万人，怎能抵得过中国4亿5千万人，经得起生命的损失呢？中国任何一个摆脱日本占领的区域都会依靠他们的热情，生产战争必需品。而且，日本最终一定会被迫败退的。日本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把整个中国握在手心里。但是，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31]

　　比起当时在南京的其他西方人士，罗森对日本的厌恶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福田德康曾很纳闷地问沙尔芬贝格：“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本有敌对情绪这点我知道，但为什么连德国人也这样呢？” [32]贝德士等人的推断在南京毁灭的时刻已属大胆，而罗森的判断则是不仅中国将赢得胜利，日本还必将毁灭：“日本以暴虐的行为使中国人扎下了牢固的反抗心理，因此它必将毁灭自己。日本要失败，以自己的国家为战场进行战斗的中国人不可能向野蛮的侵略者投降。因为游击队是在同‘大猩猩’抗衡，因此‘大猩猩’必定要失利。所谓文化和文明的一切力量与共鸣，都寄予中国一方。” [33]这是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对中、日战争结局最准确的推断，也是血流漂忤、一片废墟的南京城中最不可思议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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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德曼曾经劝中国“体面”地求和，他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对自己的国力过分自信，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投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 [34]当时陶德曼无法想象，这应当是给日本的忠告，但他同时颇有远见地提出：

　　中国的未来将表明中国是否从这场“炮火的洗礼”中找到了通往民族最后复兴的力量。这取决于年轻的一代人和能否用道义上的国家感情来克服个人的利己主义。 [35]

　　历史证明，国人确实从南京大屠杀以及其他无以数计的苦难中体验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他们以血肉和汗水坚持下来的抗战，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旁观者清，南京西方人士的推理虽非缜密的体系性论证，却也提示了历史的风口浪尖理性的力量。


　　作者：张生，男，1969年生，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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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0] 《致朋友函》（1938年3月8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283页。

　　[21]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722/1470/3。

　　[22]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722/1470/3。

　　[23] 沃尔塔·利普曼《美国的对日抗议》，《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1937年12月16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93页。

　　[24] 《斯特拉博尔吉博士致哈利法克斯爵士》（1939年2月13日），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登记号：1712/1712/10。

　　[25] 皮特·尼尔森：《南京大屠杀》，《今日中国（China Today）》第3－4卷，1936－1938年，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80、182－183页。

　　[26]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722/1470/3。

　　[27] 《日本举行南京入城仪式》，《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37年12月17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100页。

　　[28] 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21日。

　　[29] 《卡波特·科维尔的南京旅行记》，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第75页。

　　[30] 《贝德士夫妇致国外朋友函（1939年11月28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55－56页。

　　[31] 《卡波特·科维尔的南京旅行记》，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第78页。

　　[32] 《沙尔芬贝格给劳滕施拉格尔的信》（1938年2月1日），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361页。

　　[33] 《卡波特·科维尔的南京旅行记》，载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第79页。

　　[34] 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9月版，第212页。

　　[35] 《陶德曼寄往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23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文书编号：2722/1470/3。

张生，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