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怎样被打成“阴谋篡夺军权的阴谋家”

[导读]关键时刻，有人送来进攻贺龙的投枪和匕首，政敌们大喜过望，他们组织人员南下调查。凭借南昌敌伪档案中保存的一份蒋介石的训令，他们说，晏的揭发是可信的，贺龙的确“通敌叛变”……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澄清了贺龙遭诬受屈的真相，还了他的清白。然而，此时的贺龙已经不在人间了。蒙受不白之冤、不名誉地去往另一个世界的他，至死都不知道，在他的政敌借力文化大革命、诬告陷害他的时候，一个小人物，一个远在武汉的中学教师，加入了这场大合唱，为他的政敌，送上了投枪和匕首。

这个中学教师姓晏。晏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毕业于中央大学外语系，先后供职于国民党重要机构的他，是一个昔日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儿子。晏的父亲有一个姓熊的部下，是贺龙的湘西老乡，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的时候，他曾在贺龙手下当过差，与贺龙“昔年友善”。1934年，晏的父亲以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的身份，派熊招降贺龙。孰料，熊招降未成，反被处决。去世之前，在内战中降共、解放后担任过若干闲职、反右时被打成“右派”的晏的父亲，将他招降贺龙的往事，告诉了儿子，并嘱咐他严守秘密，以免引火烧身，误了卿卿性命。

显然，晏没有恪守父亲的嘱咐。当中国政治舞台上飘荡出异样的气味，敏感于时事的晏，连续两次，举报贺龙“通敌叛变”的历史问题，但是，举报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1967年2月14日，晏向他所在的造反派组织，第三次揭发贺龙通敌叛变。揭发信说：

某年某月某日，主管作战情报的伪南昌行营二厅厅长，接到一张请他派人接洽的小纸条，落款只有一个“龙”字。心知肚明的厅长火速派出一名姓熊的下属，前往红军占领的中央苏区，与时任红三军军长的贺龙接触。很快，这名姓熊的下属禀报厅长，贺龙愿意投降，条件是给他一个军的编制。

厅长做不了主，请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蒋只答应给他一个师。厅长派熊再赴中央苏区转告蒋的意见，贺龙不肯让步，坚持要一个军的编制。

厅长仍然做不了主，再次请示蒋介石，蒋还是不答应，但是，松了点口，说，人先过来，日后再说。

厅长派熊第三次去苏区，岂料，熊被贺龙杀了，再也回不来了。贺龙为什么要杀熊？晏在举报信中说，因为条件不合不肯投降的贺龙，担心三次往返联络的熊日后泄密，遂杀人灭口。

贺龙，是中共党内授予元帅军衔的高级将领，主持过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做过国务院副总理，能够打倒贺龙这样的大人物，对造反派来说，不啻于一场重大战役的胜利。接到晏的举报信，造反派头头如获至宝，火速进京，报告中央文革小组。

贺龙的政敌，应该非常兴奋。一年多来，政敌们不断网罗贺龙篡党夺权的罪状，可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将政敌们搜罗的罪状给了他，安慰他不要紧张。尽管有最高领导人做靠山，造反派还是包围了他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逼得他四处避难。

关键时刻，有人送来进攻贺龙的投枪和匕首，政敌们大喜过望，他们组织人员南下调查。凭借南昌敌伪档案中保存的一份蒋介石的训令，他们说，晏的揭发是可信的，贺龙的确“通敌叛变”，只是由于敌人没有满足其私欲，或因客观情况之变化，叛变未遂而已。煞费苦心的政敌们还组织了贺龙向蒋介石乞降等其他黑材料。最终，两年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安慰他不要紧张的最高领导人，公开放弃了他。1969年初夏时节，73岁的贺龙，经不住“立案审查”和病痛的双重折磨，含恨而死。

贺龙死后，专案小组编制了一份审查报告，将贺龙定性为“通敌分子”、“阴谋篡夺军权的阴谋家”。如果领头的政敌没有背叛最高领导人，客死他乡，如果最高领导人没有承认贺龙被搞错了，中共中央为他恢复名誉的通知不知要到何时才能下发。恢复名誉的前提是澄清真相，而真相实际上不难澄清。

那份敌伪档案中保存的蒋介石的训令，是一份以蒋介石名义发布的抚恤令状，在这份要求比照阵亡少将军官的标准抚恤熊的令状中，蒋介石简要描述了熊劝降被杀的经过，说贺龙“阳为归顺，实则叵测”。“阳为归顺，实则叵测”是什么意思？被贺龙的政敌们刻意隐瞒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送呈中共中央的报告，道出了所有的秘密，这份1934年的报告说：受命劝降贺龙的熊，起初并未露面，而是先派一人试探贺龙，察觉试探者阴谋的贺龙，即刻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认为劝降是对红军的侮辱。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贺龙诱熊面谈，从熊那儿窥见蒋介石的企图。目的达到之后，湘鄂西中央分局举行群众大会，将熊“审判后枪毙之”。

拿到这两份历史档案，贺龙“投敌叛变”“里通蒋介石”的真相马上水落石出。贺龙平反了，但诬告贺龙的晏，并没有受到惩处。据说，在贺龙被“专政”的日子里，他也红过一阵子，兴许是因为他的出身不好和揭发有功，始终没有得到提拔，他还是他，一个落魄的时不利兮的“官二代”。好在改革开放需要外语人才，他得以从中学调到财贸干校。

等到贺龙的一个亲属1982年在武汉查问的时候，晏还是一个没有脱离讲台的教书匠。根据这位亲属的反映，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指示公安部党组彻查，正在准备申报副教授，利用海外关系申请出国的晏，次年被控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屈指算来，从1967年诬告贺龙，到武汉市检察院受命起诉，前后超过15年，如果放在今天，仰仗刑法追诉时效，他可能就没事了。诬告陷害罪的法定最高刑10年，按照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除非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就不再追诉了。

这就是刑事追诉时效，一旦刑法所规定的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了，司法机关的正义之剑就失去了光芒，就不能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刑事追诉时效可以追诉到古罗马帝国。不仅刑法有此规定，行政处罚法也不例外。假设你参与赌博，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过了两年才被公安机关发现，你就不必担心被罚款被拘留了。

我开始学习法律的时候，对这项制度很不理解。在中国古代，干了坏事，死后还可以鞭尸，怎么能让干了坏事的人，过了追诉时效，就溜之大吉呢？不但我这样想，有个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这样理解的，他说，如果一群海岛上的公民，经过公民大会，决定离开海岛，散往世界各地，各奔前程前的最后一件事，必须是处决监狱里最后一名死刑犯，否则，正义就无法得到体现。倘若正义不能通过惩罚来体现，刑罚就不能对犯罪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威慑力，预防犯罪就成了一句空话。

后来，一堆刑法理论让我不再坚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报应主义观念。比如说，刑法的宽容，刑法的谦抑，最重要的，是刑法的功利主义观念。国家不是万能的，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倘若国家抱定有罪必罚的立场，司法成本就有可能超过收益，得不偿失，而且，时间久了，找到充分而可靠的证据的难度加大了，搞错案件侵犯人权的可能性也就大了，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按照功利的算计，置久远的犯罪于不顾，将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惩罚现有的犯罪上。

文革过后不久，功利主义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加上人们对迫害元帅的憎恨，那个协助政敌诬陷贺龙的晏，当然不可能因为刑法追诉时效而免除牢狱之灾，2000年以后，那个对晏进行公诉的武汉老检察官，还说了句“恶有恶报”，对晏未能远走异国他乡，避免国家公诉感到庆幸。（本文素材来源于：《毒箭射向共和国元帅：贺龙通敌叛变罪名出笼始末》，作者梅兴无；《贺龙元帅蒙冤始末》，作者安褶辉，载《党史纵横》，2003年第8期）

章敬平，《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