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比俄罗斯作家少什么？（上）

　　一

　　翻阅苏联的文学史时，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苏联文学中后来成为不朽经典的作品都不是为发表而写的；相反，他们在写作时就明白，这些作品完全有可能在生前无法出版；非但不能出版，书稿如被查获，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们仍然凭着一种超凡的意志，越过贫穷、疾病、死亡的危险，构筑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圣殿。那么，有人会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些作家的写作事业？换句话说，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枪杀的诗人古米廖夫，在论到写作时有一句名言：“不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应该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可能’这个词应该在诗歌研究里一笔勾销。”这大致可以反映苏联作家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对写作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写作不是向谁交心，也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的爱好。他们写作是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立着千百万个人，这千百万个人组成的千百万个故事、千百万种命运等待着他们记录，逼迫他们发声。作家利季娅把索尔仁尼琴工作的书房称作“人复活的作坊”，并说“当他心里充满陌生人和亲人的命运的时候，便急忙赶到书桌前，回到让死去的人复活的作坊。”尽管这样，他还是没有幻想《古拉格群岛》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发表，后来因为它的微缩手稿流传到了巴黎，法国率先出版了第一卷，这座穷十年之功打造成的“人类尊严的纪念碑”才得以面世。它的直接后果是作者被逐出苏联，流亡异国20年。

　　当然这里面情况也复杂。有些作家的作品本来可以出版，只要他们肯按照当局的意思修改；但因为这样做有违作者的创作原意，往往遭到他们的拒绝。布尔加科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一生的创作除了早年的戏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和一两本小说获准发表外，晚年所有的小说没有一篇能在苏联发表，其剧作也几乎全被禁演。用作家自己的话说，等待他的只是“贫穷、流落街头和死亡。”他的书桌里常年放着一把枪，以便在被人逮捕或活不下去时自杀；但即便这样，他仍然不肯按照当局的意图修改作品。斯大林曾希望他在《逃亡》一剧的八个梦外“再增加一两个梦，使观众能够了解布尔什维克做得完全正确”，他没有理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曾要求布尔加科夫将《莫里哀》一剧的着重点由艺术家的自由和幸臣的威逼，转移到表现莫里哀这位大艺术家的艺术才华上，他严词拒绝。他曾在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哈巴狗。”

　　女作家利季娅在1940年前后完成了反映“大清洗”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慑于当时的舆论禁令，没有哪家出版社肯冒死出版。国外虽然有几家出版社出了俄文本，接着又被译成好几个国家的语本在海外流传，但她还是希望这本小说能在苏联出版。为此她足足等了二十年。一直到苏共22大以后，也就是1962年9月她才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社答应出版，并预付了60%的稿酬；但遗憾的是，政策的风向变了。不久就传下令来，说文学家还是要多谈成绩，既然党在20大、22大上已经承认了错误，并答应将幸存的人从劳改营和监狱中放回，还给他们提供住房和工作，就不用再在伤口上撒盐了，还是按时开展春播和生产要紧！利季娅不服，向法院提起上诉。官司算是赢了：法院判出版社违约，要求出版社支付100%的稿酬给利季娅，但小说仍然不能出版。

　　自此，她明白了：当局的意图就是要让人集体遗忘。“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利季娅决定与这种有预谋的遗忘战斗。她说：“就算不再发表我写的一个字，就算我所呕心沥血的文学构思永远无法实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我作品中删除牺牲者的姓名和导致他们牺牲的共名。不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休想。”尽管此后她失去了发表的权利，报纸杂志不准出现她的名字，甚至由她编辑的父亲的文章也因为有一条“利季娅整理”的注释而不得出版；但正如她在1974年作协开除她的会议上讲的：“在你们采取这类措施的时候，永远忘记，现在仍然忘记，你们掌握的只是现在和部分过去。还有一个管辖过去和将来的机构：文学史。”结果当然是理事会一致通过开除了她的会籍。但15年后，即1989年2月莫斯科作协又一致通过，撤消了15年前开除她的决议；又过了两年，作协背后的强大政权也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垮台了。她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出版后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极大震撼。人们震惊的是，在“大清洗”的高潮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就有人写出了反映当时恐怖气氛的小说。正如她在回忆录中写的：“小说的艺术价值不应由我评价，但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我至今（1974年）不知还有哪本写三七年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

　　“写于这里和那时”，这话说得多么平淡，但却蕴藏着多么大的自信啊！想想我们也有类似“大清洗”的经历：如土改、如镇反，如反右，如大跃进，如三年大饥荒，如文化大革命……但我们可有写于“这里和那时”的作品？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是一部记录反右的好作品，但却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杨继绳的《墓碑》是罕见的反映三年大饥荒的信史，但同样也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都是写大饥荒的优秀小说，但同样也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至于写土改、肃反、整风运动、工商业改造、反胡风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小说，除了海外出版的有限的几本— —可以说是写于“那里和这时”的，在灾难发生的地方——中国大陆——基本上可以说付之阙如。

　　是谁让我们的作家无所作为？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的残酷岁月里，苏联仍然出现了如阿赫玛托娃、左琴科、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爱伦堡、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一大批经典作家；产生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加上旧俄时期的蒲宁，共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创作出了如《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癌症楼》、《古拉格群岛》、《大师和玛格丽特》与《我们》等光耀千秋的不朽经典；而在大致相似的制度环境中，我们的作家却可以说整体趴下？他们热泪盈眶写下的那些千恩万谢的东西，为什么短短几年就沦为垃圾？为什么人家能，我们不能？比起俄罗斯作家，我们缺少什么？

　　二

　　摩罗早年有一篇名文叫《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里面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是俄罗斯的人民培养了俄罗斯的文学家、革命家。这话当然不错。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巨人的成长需要更多的土壤和养分，正如一棵大树的成长需要比小花小草更多的阳光和空气一样；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你说巨人是从人民中来的，但人民又是从哪里来的？你说“有恃才能无恐”，没错！巨人要凭依人民才能变得强大，但人民又要凭依什么才能变得强大？你说，俄罗斯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多的巨人，是因为俄罗斯有无数优秀的人民；我们没有产生那样的巨人，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优秀的人民；但为什么人家有，我们没有呢？为什么人家的女人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丈夫或父兄犯法，就抛家弃业跟到了西伯利亚，我们的女人党委书记一谈话就宣布和丈夫离婚了呢？为什么人家的“叛徒”被流放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而我们的“叛徒”一旦被当局盯上，人民就会把他当成麻风病人了呢？一言以蔽之，为什么人家有那样的人民，我们有这样的人民呢？如果你不想说这是天生的，就像北极产白熊，南极生企鹅，水中有鱼鳖，丛林出巨蟒一样都是造化使然的话，我认为原因只能到宗教和传统里去寻找。

　　有人说，这关宗教和传统什么事？一国国民的性格，包括劣根性，都是由制度造成的嘛！但现在是我们的制度，包括意识形态都是学人家的。学人家的制度，学人家的言论管制，但结果却很不一样，这是为什么？除了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有哪些因素更深远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表现？

　　先说宗教。尽管经过几十年的“无神论”洗礼，俄罗斯的传统信仰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东正教在这里差不多有近十个世纪的传播史。俄罗斯作家也历来有拷问灵魂，追问终极关怀的传统，这一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看得一清二楚。尽管他们个人可能不上教堂，不研习经义，每个人对宗教、上帝的看法也不同，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渴念，一种对俄罗斯土地和人民发自肺腑的爱，使他们活着仿佛负有某种神秘的使命，而在这种神秘的使命完成之前上帝命令他们不许死去。这种精神就是一种宗教精神。中国人因为信仰观念淡薄，作家们普遍缺乏终极关怀的能力，因而他们无法理解，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前与克格勃发生的第一次争执，竟是为了一个十字架。在列弗尔托夫监狱，索尔仁尼琴要求发还被抄走的十字架，他说“在牢房里我需要十字架！”但克格勃人员不给，说十字架是金属，他们的任务是要防止他自杀。后来在他的执意要求下，克格勃人员终于在出境前还给了他。

　　其次是自由传统。苏联虽然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尤其在斯大林当政时，更是将专制独裁和个人迷信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在这里约有三百年的历史。加上地缘的优势，作家或普通公民收听外台，接触西方人或西方书刊的机会很多，人们并没有完全闭目塞听。而与苏联相比，中国在更远的“远东”，作家或普通公民根本没有接触西方的机会，加上历来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外在的势力一大，便只能全面崩溃。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从“五·四”开始的，但实际上，即使算上“五·四”传统中断的几十年，也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自由民主的理念不用说在普通公民中，即使在作家和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甚了然。像科举时代的文人一样，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把写作当成一种邀名利、取富贵的手段。因而外在的压力一来，甚至还没有来，就主动送怀上去。这就是中国作家与俄罗斯作家的差别。（未完待续）

狄马，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