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8日 星期五
说不清道不明的大饥荒
前言
每当我参加饭局,看到有些人一边用牙签剔着牙,一边潇洒地说“不要主食了”的时候;看到满桌子剩下的饭菜,被服务员倒到盆子里的时候;看到东道主有人要打包,有人不耐烦地催促:“算了吧,就这,至于吗?”的时候;看到大学生食堂的垃圾桶里一堆多半个馒头的时候;看到姑娘们在痛苦地减肥的时候……
我就不由得想起了五六十年代的那场大饥荒。
那是一场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大饥荒。不要说没有经过那场大饥荒的年轻人闹不明白,就是经历过那场大饥荒的老年人,也有许多事情没有闹明白。
难怪现在有些年轻人对那场大饥荒不理解,甚至怀疑那场大饥荒的真实存在;也难怪经常有些年轻人各拿各的材料争论不休,甚至到了互相攻击的地步。
因为经过那场大饥荒的老年人,他们不能用现在青年人的思维逻辑说明那场大饥荒,他们不能解释现在青年人对那场大饥荒的疑问,甚至他们自己对那场大饥荒的许多事情也都百思不得其解。
前些日子,有两拨人在煞有介事地辩论,那场大饥荒是不是饿死了3000万人,辩论的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辩论。
请大家想一想:
在第一个层面——事实上:假如我们把一个人锁在一个有溪水的山洞里,不给他一点饭吃,若干天后我们再去看他,发现他已经死了,那时我们谁都可以肯定地说:“他是饿死的”。假如我们把一个人锁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笼子里,供给他足够的水,就是不给饭吃,过几天他发烧了,我们就给他打针吃药,几天以后,他还是死了。那时我们就会有人说他是病死的,因为医生一直在给他打针吃药;有人说他是饿死的,因为饥饿把他的抵抗力破坏到了零。所以,你可以说他是饿死的,也可以说他是病死的,因为他是起于饿而终于病。
在第二个层面——证据上:在中国,能够出具死亡证明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医院,一家是公安局。不要说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有胆量敢给人开出“饥饿死亡”的证明,就是医学上,也没有“饥饿死亡”这么一个名词呀,所以,“饿死”就成了查无实据的事了。连饿死人都说不清楚了,还能说清楚饿死了多少人吗?
在第三个层面——结论:如果我们在“饿死”还是“病死”,饿死三千万还是二十万上纠缠不休,就永远也得不出什么结论,所以我们满可以不谈“死”,而只谈“饿”,这总可以了吧?
一、大饥荒的信号
1965年,北京大学有一个班的学生到四川营山县搞四清,按照当时的程序,先要由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对大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一位老贫农站在台上,刚刚说了一句“提起我在旧社会受的苦,那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哪!”就开始哽咽起来,一会,突然出人意料地蹦出来一句:“五八年哪,把老子饿惨喽”。
这是我的一位同事他们邻村的事,他是在1970年给我们讲的。当然后来这样的传说听得多了就真伪难辨了,但是它说明了饥饿是从1958年冬天开始的。因为有三个旁证:
一是1965年到1966年,我们单位在四川招收了四批工人,在谈话中经常听到这样的问答:“你父母都在吧?”“我父(母)亲五八年没过关”。后来我才弄明白,所谓的“没过关”就是没有过粮食关。
二是庐山会议反右倾是1959年,那时已经有了“青壮炼钢铁,收禾童与姑”的诗。
三是我自己的亲历——冻土豆给了一个饥荒的信号。
1958年秋,我们北京39中和低压电器厂实行“厂校合一”,我们初三年级的学生就成了“半工半读”的试验品,穿工作服背书包,到职工食堂吃免费餐,就成了我们既不同于学生也不同于工人的特殊标志。
冬天到了,食堂里来了一批冻土豆,厂里开了大会,号召大家要把吃冻土豆当成一项政治任务。冻了的土豆,永远不会烂,永远带苦头,不知是谁的发明,切成块炸着吃,当你还沉浸在油炸的芳香中的时候,又苦又硬的冻土豆就已经糊里糊涂地咽到了没有味觉的肚子里了。后来这个经验还得到推广,北京的冻土豆大多是经过油炸以后吃掉的。
回到家以后,就没了冻土豆。因为在单位食堂吃饭时,是革命职工,有帮助国家分忧解难的义务,而回到家中就成了革命群众,所以就受照顾和保护了。街道也开会告诉居民,因为郊区农民为了大炼钢铁,影响了秋收,把土豆冻在底里了,我们今冬就必须吃冻土豆了。但是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数量买冻土豆,而老百姓则是自愿买冻土豆,大家都在单位吃过了,谁还再买呀?所以我们晚上回家以后,还是可以吃到新鲜菜的。
那时,学生食堂是不吃冻土豆的,只有我们半工半读的学生因为是在职工食堂吃饭,才吃上了冻土豆。
参加工作以后,听农村的同事说,五八年是丰而不收的一年,年景确实是比一般年好得多,但是劳动力都上山炼钢铁和修水利去了,等这些劳动力回来以后,庄稼已经都烂在地里了。
但是,北京五八年还没有挨饿。
五九年的暑假,北京街头上出现了一景:一到九、十点钟,小饭馆门口就有中年妇女在排队,等着吃中午饭,三、四点以后又排上了。原来她们都是郊区的农民,出来吃一天再带回去一些,家里一天就能省一斤多粮食。
等到职工下班以后来吃饭了,前面早已排上了长长的大队,好不容易捱到了,已经是有菜无饭了,因为农民很少买菜。后来经过层层向上反映,从1959年秋,北京的饭馆开始收粮票了,而且是先交钱和粮票,然后才给你上饭,这个办法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
我考上了地处远郊区的一个中专,学校管饭,而且是“大伙”,就是菜定量,一桌一瓢,有脸盆的四分之一,十个人分,主食就随便吃了。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赶上改善生活,吃包子、油饼什么的,一顿吃二斤的都不希奇。
那一年,可以说是最舒服的一年,离家在外没了拘束,又猛吃猛喝,再加上不断的劳动锻炼,身体都得到了有益的发展。
冻土豆和饭馆门口排队吃饭的妇女,根本就没有使北京人产生饥荒将临的预感,不知愁滋味的岂止是少年,我看应该说是城里人吧,他们错过了许多存粮的机会。
二、大饥荒突然来了
1960年的11月,一年级新生刚刚吃了两个月的大锅饭,学校就号召大家节约粮食了,热血青年以为这是一场运动、一场考验,大家都按照平时的饭量纷纷报出自愿减定量的斤数,最多的竟减了15斤。最后班主任老师宣布男女生都从原来的36斤减到33斤,个别的大个男生34斤。后来才知道,北京市基本上都是定量压缩3斤。
“节约粮食”、“压缩定量”刚刚完成,天就开始冷了,我们好象从一个世界,突然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商场的货架子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买的东西了,只有颜色非常令人讨厌而又价格不菲的毛凡尔丁的女裤在那里值班;宿舍里的暖气怎么烧也是温都尔汗,据说是煤里矸子太多了;“进口货”都凭票了,水果也只有工艺美术柜台里才有蜡做的苹果、香蕉、大鸭梨。前几天还繁荣得一塌糊涂,今天就突然一片肃杀,清冷的大街上只有冰棍,冬天卖冰棍就是从1960年开始的。
学校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每人每月发一张饭卡,每天9两,早上2两,中午4两,晚上3两,这部分称为“固定粮”。余下的定量就发饭票,称为“机动粮”。这也是为了保证学生能够正常生活的积极措施,无论是你计划不周还是不慎遗失,即使你没有了“机动粮”,每天总还有9两的“固定粮”保证你能吃上饭。
参加工作以后,走的地方多了,接触的人多了,这才知道,在北京,我们这些学生是受照顾的,在全国,北京又是受照顾的。我们的定量,在那个时候,也许是全国最高的了。长沙铁道学院的学生才27斤,我们单位的技术员才24斤,我都饿成那个样,他们就可想而知了。
饿是什么滋味,实在是不好描述,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饥饿能够产生火气。所以刚开始饿的时候,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吵架的特别多。因为我饿得心里烦,看什么都别扭,尤其在我面前吃喝,最容易勾起我肚子的哀鸣,一股子火就窜上来,朝着那个正在吃喝的同学宣泄过去,那个同学也正有气没处撒,于是就由吵到骂再到打。后来大家都吸收了经验,只要你不打算与大家共同分享,就自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吃去吧,有一个同学说:我现在可知道饥民造反为什么有那么大力气了。就是他的话提醒了大家。
学习的后山上,有许多的海枣树,我们就到树下拣黑枣,谁知那东西吃多了上面冒酸水,下面大便干燥,不少同学为此坐下了脱肛的毛病。
12月,学校卫生室门前,一到下课的时候,总有一些女生在瑟瑟的寒风中排队,说话嘀嘀咕咕,表情神神秘秘,动作偷偷摸摸,好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男生要到卫生室去,总要受人多势众的女生们的排挤,于是男生们就齐心协力要获取女生的秘密。后来知道了,是卫生室在向她们发煮猪肝,用天平秤好每人一份,而且要求必须当时吃完,不能带出去。这下子男生不干了,要求学生会主席去找校长讨个说法,问他为什么不能对男女生一视同仁?校长乐呵呵地告诉面前的这些男同学,因为饥饿的原因,女同学营养不良,已经没有月经了,北京市卫生系统统一向女学生发煮猪肝,又怕她们不舍得吃,所以就规定必须由医生监督她们。等到同学周末回家时,就听朋友说他们学校的女生也在偷偷地吃煮猪肝,于是这个风波就过去了。
就在大家饥饿难耐的时候,发现新上任的食堂管理员长胖了,不由得对食堂的分量提出了新一轮的质疑,就在纷纷攘攘之际,管理员老师住院了,说是得了浮肿病。后来,得浮肿的人多了起来,只要得到医生的确认,就可以从食堂领出一斤黄豆,二斤带鱼来,于是就有了“浮肿豆”、“浮肿鱼”的叫法。
在粮食少的情况下,还要吃得饱,于是各家都使出了自己的高招。有的就把晚饭全部改成喝粥,而且里面掺了不少的菜叶;有的在面条煮熟了以后,放在凉水里多泡一会。报纸上也介绍了不少的方法,我记得最奇妙的是“双蒸法”,好象是把玉米面或大米,先在锅里干蒸一遍,晾凉了以后加水再蒸。我们家试过几次,蒸出的米饭、窝头确实是显得个大、量多,就是不抗时候,饿得更快。后来报纸又说,它膨胀了体积,可损失了营养,以后就没有人采用了。
没有多久,玉米面就见不到了,窝头变成了深棕色,因为当时塑料工业刚刚发展,塑料凉鞋都是那种深棕色的,所以大家都把这样的窝头叫“塑料”。这种窝头凉的时候很硬又很有弹性,可在热时却很软很粘,于是又改称为“腻子”,一直叫到毕业。后来听说这是燕麦磨的面,因为苏联逼我们还债,拿燕麦换我们的小麦,所以我们吃燕麦,就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具体表现。现在,燕麦是糖尿病人的优秀食品了。
后来又吃“麸子面馒头”,也叫“全麦粉”。那时的标准粉是八五粉,就是100斤麦子出85斤面,“全麦粉”就是把那准备喂鸡的15斤麸子全放进去了,所以蒸出来的馒头个大。
北京郊区悄悄出现了无形的“黑市”,0,11元一斤玉米面卖2.00元,近20倍,而且还要人托人地悄悄买卖,因为被抓到了对三方都没有好处。那时的大学生实习定职以后的工资是55.5元,也就能买28斤玉米面,所以能够经常用“黑市粮”充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一年冬天,北京有两个普遍的现象,一是家家都要买秤,以便按照定量下米面,由于制秤的马口铁不够了,后来的秤盘有用铝饭盒做的,也有用搪瓷盘子做的。二是家家都把大家拆成一个个小家,以便分灶吃饭,即使是不能分灶的也往往是分饭,一人蒸一碗饭,自己吃自己的那一份。
三、1961年,人还有什么不能吃吗?
1961年的春天到了,饥饿了一冬的人们开始还阳了。
柳树发芽了,我们就到街上掐柳树叶,后来就到西郊飞机场去挖野菜,星期天驮一麻袋野菜回来,那是我在家最牛的时候。
北京人不吃海鱼,嫌腥。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开始吃带鱼了。
我的同学是回民,他父亲是贫穷的守财奴,就连老伴花5分钱看场露天电影,他都心疼得骂半天。平时只吃暴腌的蔬菜,连炒菜都不舍得吃,在那个年头他竟开始吃肉了。
内蒙古大草原打来的黄羊,很重的腥膻味,可是也都慢慢地吃下去了。
受饿的驱使,人已经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了。只不过有人乱吃得食物中毒了,后来才收敛了些。
四、1962年,萝卜白菜渡我出苦海
1962年冬天,北京的萝卜大白菜丰收了,丰收得没有地方放了,于是就储菜于民。政府规定,把派购的定量买完以后,再每买100斤,就奖励粮票、油票、肉票,于是家家开始吃起了大菜团子,我们家嫌包得费事,就熬菜,每人没顿两大碗萝卜,再吃一二两饭就够了。这下子大家都吃饱了,饥荒就算是过去了。
女人可能是天生的反映迟钝,这时他们的饿劲才上来,才知道两年前的男生是什么滋味。幸亏萝卜白菜丰收得及时,如果是男女同时挨额,不知会惹出什么大乱子来。
五、我对那场大饥荒的理解
1.为什么饿?
人吃的是食物的总和,而不单单是粮食。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肚子里没有油水垫底,完全靠价格最便宜的粮食充饥,遇到改善生活的时候,男生一个人至少都吃8两,最多的可以吃2斤,所以当副食和零食没有而只靠粮食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一天吃2斤是非常正常的,我工作后实习劳动时,干的就是现在民工的活,定量是54斤呢。
从1956年搞统购统销以后,就有了粮食定量,但是那时买糕点和熟食都不用粮票,而且你还可以到居委会再要粮票,朋友也可以支援你些;而到了1960年的时候,买豆腐、红薯都要粮票了,而且定量的蔬菜也比平时的少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饥饿、萧条的氛围,大家都在喊饿,你自然就觉得哦了。
我现在得了糖尿病,每天只能吃6两,一开始也有回到饥荒年的感觉,但是我还可以吃牛肉,吃小米面、荞麦面和燕麦,可以吃大量的蔬菜,习惯了多吃副食少吃主食以后,就没有饥饿感了。
2.饿死人了吗?
说实话,我没有看到饿死的人,而且听说撑死人的事。1960年冬天,据说是为了货币回笼,商店出现了5元一斤的高级点心、高级糖。听说王府井的百货大楼早上一开门,售货员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中年人,他说是昨天晚上藏起来的,只吃了三斤点心,到了办公室一喝水,就撑死了。
但是,我从来不否认外地,尤其是四川有饿死人的事,因为我们学校在报告会上校长就说,我们要感谢李井泉,他克服困难给北京调来了粮食,帮助我们渡饥荒。后来工作到了四川,听同事说他们那里饿死了许多人。又听朋友说李井泉在文革的时候,全家都让造反派斗死了,活该!他为了讨好中央,把那么多的粮食都送北京了,四川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报应!我虽然没有见过饿死人的事,但是我必须承认四川饿死了不少的人,不承认就是丧良心。
3.为什么稳定?
那场大饥荒的社会稳定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有个四原因:一是饥饿是普遍的现象,闹也闹不出结果来;二是干部和群众一样饿,大家都在饿,你找谁闹去;三是那时只有两种人享受了特殊的照顾,一个是老红军,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而且待遇又不是太高,就是一个月多一斤油、二斤鸡蛋而已,大家只有羡慕没有反对的;四是大家都能按时得到自己的那一份,所以都心安理得地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学校的校长是红军,但是他的定量只有30斤,和老师一样,比我们还少3斤。在工厂,工人的定量比干部多十几斤。
朋友,关于那场大饥荒,我就说这些吧,这是一个北京青年学生的真实回忆。
王铭三,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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