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和他的红色乌托邦（下）
（续前）四，同志的屠刀
“安卡”的实验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在这个“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粮食产量直线下降。但波尔布特仍然对“超大跃进”的计划充满自信，他在1978年4月说：“我们的祖国在各方面以跃进的速度取得了非凡的进展，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有了大片大片的农田系统和纵横各地的水利系统。在工业和手工业方面，工厂和车间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卫生、社会福利、政治和文化教育、技术方面也取得巨大进展……由于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工人和贫农都成了河流、土地和革命的主人。他们有住宅、适量的衣服、足够的粮食，生活在平等、进步和繁荣的社会中……尽管民主柬埔寨刚刚摆脱了毁灭性的战争，正在从事农业生产，但却有了足够的稻米，除供给本国人民之外，还向外国出口。”
当然波尔布特并非完全看不到“革命”遭遇的困境，但是他把一切困难归结为“敌人的特务、叛徒、叛国贼进行的破坏和捣乱”，而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大清洗”。
在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后，他就开始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内部清洗。柬共创始人之一高密、东北大区书记黎萨南、外交重臣韩森雷、驻越南大使森安、驻华大使笃砍敦、商务部长贵通和苏瓦西、交通部长笃平……数月内，一大批党内高级官员被枪毙。和历史上发生过的其它大清洗不同，红色高棉内部清洗时采用“全称判断”，即清洗对象可以是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在1978年，波尔布特下令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竟然在半年内处决了10万多人。东部柬埔寨变成一片人间地狱。
这场大清洗运动的代名词，就是“S-21”
S-21本来是地处金边东北的一所中学。1975年底被用作红色高棉关押犯人的看守所。短短4年时间，这里总共关押过20000多犯人，据信只有6人侥幸生还，足以和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
在这座四周架起带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的恐怖监狱中，原先的教室被改造成一个个狭窄的拷问所，所有的窗户都被铁条覆盖，并绕上电线以防止犯人逃脱。S-21中的被关押者除了少数朗诺政府的官员、刑事犯罪分子外，绝大多数是红色高棉的官员或柬共党员、大区书记等高官、士兵、知识分子等。所有的供词均承认犯有反党罪行，供认自己是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务。这些供词都是在严刑下被逼供的，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嫌犯供认后即被枪毙。随着处决任务越来越多，为了节省子弹，S-21开始用棍棒重击、斧头砍杀犯人。后来S-21的罪行被揭发后，人们在这座监狱发掘出近9000具尸体，而许多头盖骨上还留有斧头砍出的痕迹。
严刑逼供是S-21的常规事项。到达集中营后，犯人们先被照像存档，然后被强制脱去所有衣物，去除所有可能的自杀物。接着，S-21会逐一对犯人进行审问，并设计出一套用来让犯人承认有罪的审讯系统。犯人们会被电击、热烙，悬挂或被其他可怕的工具予以审问。很多犯人根本受不住酷刑而死亡，即使是意志最坚强的犯人，让其招供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供词的不断增加就使得牵连的人员越来越多，党内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拼命保全自己、揭发他人。S-21的人道主义灾难使得当时该监狱的主管康克尤（KaingKekIeu）后来成为了千夫所指，而这位被视为魔头的监狱长是如此辩解的：“我是做了很坏的事情。但是我改变不了什么。所有指示来自红色高棉中央……只要被捕，就必须死。这是党的决定。我们只是负责审讯和向中央报告……我无法逃避，因为我的家人是他们的人质。一旦我逃离岗位，我家人的下场与其他犯人的命运一样，我反抗也帮不了谁。”
对于波尔布特来说，事情似乎并不那么复杂。他判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间谍特务”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基于此，坚决镇压这“一小撮反革命”是理所当然的。
这场大清洗不但在柬共内部不断发酵升级，也在全社会铺开。1978年，红色高棉还公布了《处理懒惰人法则》。根据这个法则，被判定为无故不出工、迟到早退、磨洋工的农民均将被罚停食、带脚铐劳动。屡犯者则直接用实心木棍处死。令人悲叹的是，连华侨也不能幸免这场灾难。尽管中共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对红色高棉友好的政权之一，但在柬埔寨的华侨全部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华语被禁止，一旦发现有人讲广州话、潮州话或海南话便会以“搞特务活动”为罪名而被捕。当时，大量的华侨逃到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或找到中国援柬专家，请求祖国的帮助，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却是“要坚忍，顾全大局”，或是“你们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你们有好处。”
五，枭雄的尾声
尽管一再强调柬埔寨革命的高度独立性，波尔布特从未否认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1976年毛去世，波尔布特代表柬共发来唁电。唁电中，波尔布特称毛为“兄弟般的战友中国人民的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杰出导师，柬埔寨人民亲密和热情的战友”，并真诚地表示“对于我们柬埔寨革命来说，毛主席提供给我们最珍贵的援助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唁电中，他甚至还提及《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不朽的文献”，并多次引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人民战争”、“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典型的毛式论断。
中国对于红色高棉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1977年9月波尔布特访华，《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相关报道，不吝赞美之辞：“全国解放后，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保卫和建设国家而继续斗争。柬埔寨人民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阴谋活动，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在重建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柬埔寨人民发扬战争时期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艰苦奋斗，不断总结经验，取得了新的成就。由于热火朝天地开展了大办农业的群众运动，在短短的时间里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今日的柬埔寨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华国锋则在欢迎宴上称波尔布特为“坚强的革命战友”。
这一次，波尔布特在中国前后逗留了半个月。和他年轻时来中国学习游击战经验不同的是，他如今是来社会主义“老大哥”这里取经的，尽管中国当时已经结束文革，并已经开始酝酿改革开放了。波尔布特参观了大寨、华西大队（今华西村）、上海城东公社毛巾厂等计划经济时代的代表性单位，并表示自己“深受启发，要把中国的经验带回柬埔寨去。”
相应的，中国副总理陈永贵（大寨的代表性人物）、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也相继访柬，受到波尔布特的热烈欢迎。陈永贵几乎跑遍柬埔寨的每个大区，一再赞赏柬埔寨人民“冲天的干劲和忘我的劳动推动工农业生产以跃进的步伐向前发展，短时间内就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邓颖超也说自己“既是客人，又要当学生。”
可叹的是，两个红色政权的历史轨迹很快就滑向了不同的方向。1978年起，波尔布特的国家开始濒临崩溃。除了饥荒、屠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外，当年8月爆发的大规模洪水进一步将红色高棉推向深渊。波尔布特强硬地表示“柬埔寨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能够自力更生，绝不会接受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援助”，结果这个政权彻底失去了民心。1978年下半年，一批为躲避大清洗而逃至越南避难的前红色高棉军官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反抗力量，他们在越南的支持下，向波尔布特和他的武装发起了挑战。红色高棉4年左右的残酷统治很快走到了尽头。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越军，红色高棉的这支由游击队发展而来的国防军一溃千里。尽管越南和柬埔寨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纠葛，但相比之下，百姓更希望尽快结束这段令他们不堪回首的红色时代。人民不再为波尔布特的游击队提供支持，而是纷纷找到越军，主动为其引路。
波尔布特怎么也无法想通为什么自己会被人民抛弃。金边失守后，他率领红色高棉残部重回丛林，开展游击战，力图重新执掌政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红色高棉执政期间犯下的罪行逐渐露出水面，柬埔寨的新政府也得到平稳过渡，波尔布特的地盘越缩越小，连他的老朋友中国人也彻底抛弃了他。1979年波尔布特撤入丛林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胜利一定属于柬埔寨人民》一文，用坚定无比的口吻支持波尔布特。可6年后，当波尔布特迫于压力退休时，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这是柬埔寨联合政府内部的人事调整，看来这种调整有利于团结柬埔寨人民，我们尊重柬埔寨人民的选择。”
重新转型为游击队领袖的波尔布特一直在咬牙坚持，最终还是走向了毁灭。1997年，他怀疑自己的亲密战友，也是红色高棉的总司令宋成通敌，亲自下令枪毙宋成一家老小11人。这件事情终于在红色高棉内部引发激烈反应，宋成的部下逮捕了波尔布特，并将他软禁。次年，这位柬埔寨的一代枭雄病故，对外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他的死亡被视作一代暴君的离去，而他曾经“兄弟般的战友”中国也仅称他为“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并未用任何其他正面的修饰语。
六，红色的幽灵
今天的柬埔寨已经走过了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走向了和平。红色高棉在波尔布特去世后也迅速解体，游击队员纷纷走出丛林，重返社会。红色高棉的前领导人也陆续接受了审判。这些前领导人在法庭上几乎都把罪恶推到了波尔布特一人身上--“是波尔布特让我这么干的”、“我没有决策权，波尔布特才有”，“我不执行的话，波尔布特就要清洗我全家”……这些辩词也渐渐强化了人们心中波尔布特“青面獠牙”、“混世魔王”的形象。就像乌干达统治者伊迪·阿明被传为嗜食人肉一样，波尔布特本身的罪恶、人性的扭曲被人们深深铭记。
可这，恐怕并不是真实的波尔布特，把责任推给波尔布特“丧尽天良”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大多数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真诚地表示，波尔布特是一个面目慈善、言语轻柔、腼腆憨厚的人。他有着农民质朴的面孔和心灵，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有坚强的意志。从踏上牙买加号的航船起，他就一直为心中“建设新柬埔寨”的理想日夜奋斗。他执着地相信自己找到了国家富强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就是后来被视作飘荡在全球的“红色幽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尔布特已经超越了毛泽东，这个被他视作革命导师的共产主义者。毛无论怎样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至于完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然而波尔布特走的更极端、更彻底、更快，他和他的游击队用机关枪顶着每个柬埔寨人的后背，一步到位地把这个国家推向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国。毛在中国发起的每一个运动，都有了柬埔寨版本，只是这些新版本更加走向极致。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是马克思主义吗？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着严密的逻辑理论和强大的道义力量，既包含着“理性”的科学论断，也包含着“人类解放”的道德感召力，因此能够产生极大的社会动员力。而且，在一个矛盾重重，战乱不断的社会里，阶级斗争学说比主张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马列主义描绘的世界蓝图中，给出了一个重大的利益重新分配方案，这对于柬埔寨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的热望大大增加了马列主义对“第三世界”爱国者们的诱惑。而且，按照这套理论，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一旦实现，这个意识形态集团的权力核心，将历史性地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名垂青史，这难道不令人怦然心动吗？
波尔布特心动了。但是，把红色高棉的罪恶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引发的乌托邦幻想，亦把问题简单化了。真正可怕的，不是“乌托邦”，而是“强制实现乌托邦”。乌托邦本身强调人类的德性、理想秩序，是向善的力量，只有当它与权力、暴力结合，强制所有人为实现乌托邦而“改造”的话，带来的才是我们在柬埔寨看到的悲剧。所以，人类文明未必要“告别乌托邦”，而是要“告别强制”。当然，告别强制要比告别乌托邦困难得多，因为强制背后是暴力和利益，而乌托邦本身往往只是托辞。
对于波尔布特来说，这一切显得太过抽象了，因为权力和理想在他的脑海中已经纠缠在一起，无法各自分辨了。他更像是一个糅合了乌托邦理想和强烈爱国热情的权术家--对“制度理性设计”的极端自信、引领民族复兴的使命感以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柬埔寨人的身上碰撞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波尔布特晚年一再坚持自己“良心是清白的”时候，我们也多少能够理解他内心深处的逻辑。如果说波尔布特亲手设计的制度是陷入了“理性的自负”的话，那么波尔布特本人其实也陷入了“德性的自负”。致命的自负遮蔽了自己内心的残忍和乖张，也造就了不可抑制的自我膨胀。当古往今来失去权力的大人物为“为什么我的人民抛弃了我？”而哀叹迷惑的时候，波尔布特的故事可能是最好的教材。
方忱，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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