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亲属口述历史的价值何在？

《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 周海滨著 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胡耀邦，他们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都曾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过无法磨灭的贡献。他们亲属的“口述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抹去被遮蔽的历史尘埃和重现被忽略的如烟往事”，“从日常生活的追忆和身后足迹的寻觅中感受他们的灵魂”。

这是一些已经被大多数普通人所淡忘的名字，虽然他们都曾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过无法磨灭的贡献。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首任总书记；1927年的八七会议依照共产国际指示，免去陈独秀职务，瞿秋白成为党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1929年，李立三批评了党内右倾错误，而后取代瞿秋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在1931年，“立三路线”的左倾盲动主义也受到批判，博古（秦邦宪）出任党的“总负责”；后来的遵义会议上，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被纠正，张闻天接替了他的职务。至于胡耀邦，则是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立有过殊勋，1987年辞职。


历史人物的家庭生活

周海滨还在上大四的时候，就曾为媒体上一个“生于1978”的“中国样本”的专题采访学校中的一位教授，从此与口述历史写作结缘。几年来，他已完成《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和《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两书，前者是新中国缔造者后代的口述，后者则是一些国民党政要后人的回忆。除此之外，周海滨还为张素我女士执笔整理了《回忆父亲张治中》一书，即将出版。在《失落的巅峰》这本新书中，周海滨采访了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李立三的妻子李莎和女儿李英男、博古的儿子秦铁、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力图让读者重新记起这六位曾经的中国共产党领袖。

在我看来，但凡历史的亲历者们，其实都有责任留下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记录，以方便后世去搞清真相。如果当事者没有来得及为自己一生撰写回忆录，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让他们的下属或亲人来讲述相关历史。因此，周海滨这个口述史的工作非但意义不凡，而且很及时，因为张虹生将及古稀之年，瞿独伊、李莎更是都已年届九旬。当然，作为儿孙一辈，很多时候对长辈的政治生涯也只是道听途说，作为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所能讲述也只是她为重修祖父墓而做的各种努力。

历史人物的亲属更了解的显然还是有关家庭生活的内容，如《失落的巅峰》一书中谈及瞿秋白与杨之华“秋之白华”的爱情，他们在上海群众运动中相识，因为当时杨之华与沈剑龙还是夫妻关系，所以在协商后，于报纸上发表了三个声明：杨与沈解除婚姻关系，瞿与杨结婚，最后瞿秋白与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李立三与苏联妻子李莎的异国情缘也很传奇，两个人在苏联结婚不久，李立三就入狱审查，但没有通知家属被具体关在什么地方。李莎用六个月时间，问遍莫斯科所有的监狱，才终于找到关押李立三的地方。这些历史的细节，都有助于我们重新看待那段历史。


不应抹灭的革命功勋

因为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分量很重，即使党史中对他的研究有欠缺，其他研究领域也必然会涉及；前年何方在《何方谈史忆人》中对张闻天生平已有回顾，澄清了不少事实，周海滨的书中也附录有一篇《何方口述：我对张闻天的“忏悔”》；至于胡耀邦，其女满妹几年前写过《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其子胡德平则刚刚出版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所以就《失落的巅峰》这本书而言，有关瞿秋白、李立三和博古的内容是最具意义的。

瞿、李、博三个人都因路线错误而被批判，但是他们曾经的革命功勋不应被抹灭。1946年，博古所坐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飞机失事，与王若飞、叶挺一同遇难。这固然是极为不幸，但相较于瞿秋白和李立三，某种意义上来说却也是一种幸运。长征的时候，瞿秋白被留在苏区，以至被捕、就义，可在他牺牲后三十年，却因为临终前自我剖析的《多余的话》而被与太平天国领袖李秀成一起，当做了革命队伍“叛徒”的代表，因而累及家属。从瞿独伊的口述中可知，其母杨之华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女工部部长，但在“文革”中入狱，被迫害致死。瞿独伊当年曾和母亲等150多名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人，被关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中，但是“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革’时期都被整死了”。

李立三在1949年后还曾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等职，但在庐山会议后，被指“里通外国”、“反对三面红旗”，“文革”中又为刘少奇鸣不平，最后因无法忍受折磨，在1967年服食安眠药自杀。李立三临终前上书毛泽东，恳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李立三死后，60多位无辜者被牵连入狱。妻子李莎回忆说，“立三离世的第二天，我被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那里艰难地度过了八年的铁窗生涯。两个女儿也同时被关，后又下放农村。”母女再次见面已是八年后，那时身为苏联人的李莎因为长期不说话，竟几乎连俄语都不会说了。

“文革”结束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后人开始为恢复父母名誉而四处奔走，这两位早期革命领袖的冤案终于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获得平反。在《失落的巅峰》中，周海滨为胡德平所做的口述中，着重于经济话题的讨论，而没有涉及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内容，这是此书的一个不小的缺憾。1980年，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和李立三“正名”，前者恢复名誉，不必再背负所谓“叛徒”的指控；后者则被誉为“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在这追悼会上放置骨灰的位置上，仅有的是李立三的一副眼镜。


有些记忆未必很可靠

口述史学最早兴起于海外，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 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唐德刚先生为顾维钧、胡适、李宗仁所做的口述历史也都是在哥大支持下完成的。对于口述历史，唐德刚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曾说，“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因为在口述录音之后，他还要做很多的后期工作，比如对照档案资料，校勘口述者的记忆或判断上的失误。《胡适口述自传》中唐德刚所做的注释，其意义或许超过胡适回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迫以“我讲你写”形式面世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只能算作唐德刚的一个“半成品”。

不加修饰的“口述史料”固然能让读者直观地看到亲历者回忆，但却不能保证所呈现内容的真实性，只是因为任何人在回忆中都会出现记忆模糊或主观判断的情况，以至让历史失真。在《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一书中，作者于访谈之外，另还“参考了大量的回忆录、人物传记、军事文选和公开访谈记录”，所以使本书不再是单纯的“口述史料”，而具有“口述历史”的意义。但是因为作者毕竟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且无法对照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所以依旧不能保证书中内容的真实可信。如瞿秋白之女瞿独伊说，“1966年，‘文革’运动掀起‘抓叛徒’的浪潮，《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父亲的‘叛徒自白书’”。社科院学者陈铁健不久前出版了《书香人多姿》一书，其中所收《瞿秋白案复查散记》一文显示，1964年的时候瞿秋白故居就已被停展，历史博物馆中有关他的形象也都被清除干净。由此推测，瞿秋白被定为“叛徒”，当在“文革”爆发之前。

杨津涛，《深圳特区报》2012年0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