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法国德雷福斯冤案与作家左拉

　　人类最大的灾祸之一，就是无端被陷害，遭判罪刑，在黑狱中煎熬。当人被污蔑时，亲友远离，得不到任何的救援与尊重，似乎天主已遗弃了他们。这种不平等的待遇，特别容易落在少数民族及穷人身上。有人统计，在美国廿五岁到廿九岁的男性黑人，几乎有四分之一曾有被逮捕、拘禁或被判刑的纪录。人权不被尊重的国家，可想像比例会更高。

　　十九世纪末叶，在欧洲有二件轰动全球的刑案，一件发在法国，另一件则在英国。前者是公元1894年的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叛国事件，后者是1895年的爱尔兰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性丑闻事件。前者影响后世极大，1905年法国国会被迫通过政教分离法，德雷福斯也曾被誉为“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是出生在法国阿尔萨斯（Alsace）的犹太人，祖父是个严守犹太戒律的肉贩，父亲则从事纺织制造业。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军队经过他家，激起仅十岁小孩的爱国热忱，促使他长大以后从军。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也是忠诚的爱国者，拉比们鼓励他们同化在“法国大家庭”中。所以在法国战败后，他们仍选择做法国人，没有攀权附贵做德国人。1880年德雷福斯自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1882年入伍服役，逐年晋升至陆军炮兵上尉，上级评语是“知识丰富而好学，记忆力极好，领悟力强”，1890年考入法国高等军事学校就读，1892年毕业，在81名毕业生中排名第九，遂顺利进入参谋本部工作。在参谋本部的军官中，德雷福斯是积极进取、有野心、有钱而生活舒适的新人。而犹太人血统的原罪，引起同事们的妒忌与歧视。

　　法国在普法战争后，在参谋本部成立统计处，负责间谍与反间谍的情报工作。1894年9月，该统计处负责人亨利上校，获得一件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史瓦兹科朋（Schwartzhoppen）的情报文件，但已被撕裂成六片，经拼凑黏贴后，显示出是一件重要的情报，出卖法国关於120毫米口径野战炮水力闸及其运作，掩护军队，炮兵队形调整、马达加斯加及野战炮发射手册等文件资料。亨利上校当即呈报上级桑德赫尔上校（J. C. Sandherr）及陆军部长梅西耶（Auguste Mercier）将军。并由笔迹监定专家培帝龙（Alphonse Bertillion）监定。培帝龙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随即监定出该文件的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相符。於是14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被传唤至陆军部应讯，简单侦讯后，被谕命收押禁见在巴黎的监狱。德雷福斯后来回忆：“我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独居房，不许和家人接触，没有纸、笔、墨水。最初几天，他们把我当成已判刑定罪的犯人看待。我在牢房里来回踱步，用头撞墙壁。”“我从来未写过那封信，虽有几个字很像我的字迹，但绝不是我写的。而信的内容，完全与我无关。”“我来自抗议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为我的国家服务。”

　　德雷福斯被控叛国罪，他犯了军人最卑鄙无耻的罪行，为了金钱，他出卖他的祖国。事实上德雷福斯若是真的卖国，所得的酬劳，比犹达斯出卖耶稣的三十块银元还少。为了德雷福斯家族的声誉及德雷福斯的身体自由，他的家人不惜投入钜额财产，找了一个好律师──德猛热（Edgar Demange），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友，也是法国陆军的支持者，但不是反犹太主义者。

　　1894年12月19日星期三上午军事法庭开庭审讯。虽然十九世纪90年代法国的民事法院的布置已无宗教圣像，但此时的法国军事法庭仍然扞卫着天主教的传统，法官席的墙上悬挂着十字架苦像，直接面对被告（1905年法国国会通过政教分离法，十字架苦像才取下，政教分离的主因即是德雷福斯事件）。

　　虽然1894年12月19日至21日连续开了三天的庭，但一切均为虚应故事，聊备一格，过过堂而已。22日军事法庭判决德雷福斯有罪，处无期徒刑并公开拔阶，还要负担诉讼费用1,615.70法郎（台湾的法律，刑事被告不负担诉讼费用）。1895年1月5日在德雷福斯的母校高等军事学校公开举行拔阶仪式。当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围观的群众超过二万人，历时十分钟，观众不断呐喊：“犹太人该死！”记者描述：“高大的执行者将被告的军刀放在自己的膝上，快速拍打，将军刀一分为二。军刀脱落地上，与其主人同亡，永蒙耻辱。”还有记者写道，是场“犹达斯的游行”，比“断头台更剌激”的奇观。

　　德雷福斯宣判执行后，法国国内一片叫好声，异口同声表明：赞同、安心、满足与喜乐，一种胜利、复仇的超级快乐。激进的公正报记者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后曾任法国第三共和的总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上大出风头，有“老虎总理”称号，与顾维钧的“小猫”相呼应）批判德雷福斯：“他没有亲戚，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爱，没有人与人或人与动物间的关系，只有污秽的心灵，一颗卑鄙龌龊的心。”甚至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份子，也未公开表示他们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1895年4月德雷福斯被解送至法属盖亚那的恶魔岛（Devil’s Island）执行无期徒刑，这里以前是麻疯病人的集中营。他在日记写着：“肉体上我还强壮，一颗清白的良心给予我超人的力量。我的良心支撑着我，我的理智告诉我，真理终将获胜，光明无法永远被遮蔽。”“我孤独地过着囚犯生涯，只有我的思想与我为伴。好几次几乎发疯。但想起我的妻子，我对子女的责任，我便激起勇气消除此念头。”

　　德雷福斯的妻子及弟弟虽然不停奔走营救，但不见生机。直到1898年1月13日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在震旦报上发表给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左拉知道如果出来伸张正义，将会和势力强大的法国军方对立，必遭到抹黑打压、身败名裂，但他仍不惜与法国军方为敌。一百年多年后，重读这篇文章，不能不油然佩服作家左拉的勇气及智慧。他写道：“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陆军事件，参谋本部的一名军官被同僚举发，在上级的压力下被判罪。如果他沈冤得雪，参谋本部全体军官便须认罪。因此陆军运用任何方法──在新闻上操弄、暗示及各种方法──袒护有罪的人，而判无罪的德雷福斯有罪。一些军官运用一连串疯狂、愚蠢、放纵的想像力、鄙劣的警察手段，审判官与暴君式的方法，竟未受到处罚。他们用军靴践踏国家，藉口国家利益，将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吞入他们的口中。”“在提出控诉时，我明白将负诽谤罪，但我故意使自己置身在这些法律下。”“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与他们没有恩怨。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个实体，只是一群为非作歹的化身。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凡人均有权享受幸福。”

　　左拉求仁得仁，陆军部长果然提出告诉。左拉及震旦报的负责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科罚金三千法郎。左拉对控告他的军方说：“你们用剑保卫国家，我们用笔也保卫国家，而且只有维护公平正义，才是保卫国家的最基本方法。”左拉不屑坐牢，他逃了，流亡到英国继续写文章，用笔保卫国家，批判不公不义的当道，他说：“如果你关闭了真理，纵然埋藏它，但它仍会成长，而且凝聚暴发力，然后向四面八方爆炸。”

　　左拉的炸弹引爆了。1899年6月3日法庭判决：1894年德雷福斯有罪的原判决撤销，由新的军事法庭更审。二天后，左拉自英国返国。而在恶魔岛服刑四年的德雷福斯也在6月9日搭船回法国。同年9月间，新军事法庭虽仍判德雷福斯有罪，但认为“犯罪环境特殊，情状尚堪悯恕”。9月19日法国总统特赦德雷福斯。德雷福斯仍再接再励，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判决德雷福斯无罪，恢复军职，同月20日德雷福斯被晋升为陆军少校，1907年退伍。

　　1998年1月13日法国总统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左拉发表《我控诉》一百周年发表公开信，承认“正好一个世纪以前，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锋口，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彼此以暴力互相攻击。它是个严重的司法错误，可耻地出卖国家的原则。但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抗拒那些卑鄙软弱的谎言。左拉喊出了他的名言：我控诉。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历尽艰辛，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才能，执笔为真理服务。”20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冤狱平反一百周年，法国总统席哈克在纪念会上，除推崇德雷福斯外，并谆谆告诫其同胞应慎防法国至今犹存的种族歧视与不宽容的心态。

　　高明义，作者个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