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7日 星期日

“我控诉”──法国德雷福斯冤案与作家左拉


  人类最大的灾祸之一,就是无端被陷害,遭判罪刑,在黑狱中煎熬。当人被污蔑时,亲友远离,得不到任何的救援与尊重,似乎天主已遗弃了他们。这种不平等的待遇,特别容易落在少数民族及穷人身上。有人统计,在美国廿五岁到廿九岁的男性黑人,几乎有四分之一曾有被逮捕、拘禁或被判刑的纪录。人权不被尊重的国家,可想像比例会更高。

  十九世纪末叶,在欧洲有二件轰动全球的刑案,一件发在法国,另一件则在英国。前者是公元1894年的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叛国事件,后者是1895年的爱尔兰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性丑闻事件。前者影响后世极大,1905年法国国会被迫通过政教分离法,德雷福斯也曾被誉为“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是出生在法国阿尔萨斯(Alsace)的犹太人,祖父是个严守犹太戒律的肉贩,父亲则从事纺织制造业。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军队经过他家,激起仅十岁小孩的爱国热忱,促使他长大以后从军。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也是忠诚的爱国者,拉比们鼓励他们同化在“法国大家庭”中。所以在法国战败后,他们仍选择做法国人,没有攀权附贵做德国人。1880年德雷福斯自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1882年入伍服役,逐年晋升至陆军炮兵上尉,上级评语是“知识丰富而好学,记忆力极好,领悟力强”,1890年考入法国高等军事学校就读,1892年毕业,在81名毕业生中排名第九,遂顺利进入参谋本部工作。在参谋本部的军官中,德雷福斯是积极进取、有野心、有钱而生活舒适的新人。而犹太人血统的原罪,引起同事们的妒忌与歧视。

  法国在普法战争后,在参谋本部成立统计处,负责间谍与反间谍的情报工作。1894年9月,该统计处负责人亨利上校,获得一件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史瓦兹科朋(Schwartzhoppen)的情报文件,但已被撕裂成六片,经拼凑黏贴后,显示出是一件重要的情报,出卖法国关於120毫米口径野战炮水力闸及其运作,掩护军队,炮兵队形调整、马达加斯加及野战炮发射手册等文件资料。亨利上校当即呈报上级桑德赫尔上校(J. C. Sandherr)及陆军部长梅西耶(Auguste Mercier)将军。并由笔迹监定专家培帝龙(Alphonse Bertillion)监定。培帝龙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随即监定出该文件的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相符。於是14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被传唤至陆军部应讯,简单侦讯后,被谕命收押禁见在巴黎的监狱。德雷福斯后来回忆:“我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独居房,不许和家人接触,没有纸、笔、墨水。最初几天,他们把我当成已判刑定罪的犯人看待。我在牢房里来回踱步,用头撞墙壁。”“我从来未写过那封信,虽有几个字很像我的字迹,但绝不是我写的。而信的内容,完全与我无关。”“我来自抗议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为我的国家服务。”

  德雷福斯被控叛国罪,他犯了军人最卑鄙无耻的罪行,为了金钱,他出卖他的祖国。事实上德雷福斯若是真的卖国,所得的酬劳,比犹达斯出卖耶稣的三十块银元还少。为了德雷福斯家族的声誉及德雷福斯的身体自由,他的家人不惜投入钜额财产,找了一个好律师──德猛热(Edgar Demange),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友,也是法国陆军的支持者,但不是反犹太主义者。

  1894年12月19日星期三上午军事法庭开庭审讯。虽然十九世纪90年代法国的民事法院的布置已无宗教圣像,但此时的法国军事法庭仍然扞卫着天主教的传统,法官席的墙上悬挂着十字架苦像,直接面对被告(1905年法国国会通过政教分离法,十字架苦像才取下,政教分离的主因即是德雷福斯事件)。

  虽然1894年12月19日至21日连续开了三天的庭,但一切均为虚应故事,聊备一格,过过堂而已。22日军事法庭判决德雷福斯有罪,处无期徒刑并公开拔阶,还要负担诉讼费用1,615.70法郎(台湾的法律,刑事被告不负担诉讼费用)。1895年1月5日在德雷福斯的母校高等军事学校公开举行拔阶仪式。当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围观的群众超过二万人,历时十分钟,观众不断呐喊:“犹太人该死!”记者描述:“高大的执行者将被告的军刀放在自己的膝上,快速拍打,将军刀一分为二。军刀脱落地上,与其主人同亡,永蒙耻辱。”还有记者写道,是场“犹达斯的游行”,比“断头台更剌激”的奇观。

  德雷福斯宣判执行后,法国国内一片叫好声,异口同声表明:赞同、安心、满足与喜乐,一种胜利、复仇的超级快乐。激进的公正报记者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后曾任法国第三共和的总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上大出风头,有“老虎总理”称号,与顾维钧的“小猫”相呼应)批判德雷福斯:“他没有亲戚,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爱,没有人与人或人与动物间的关系,只有污秽的心灵,一颗卑鄙龌龊的心。”甚至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份子,也未公开表示他们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1895年4月德雷福斯被解送至法属盖亚那的恶魔岛(Devil’s Island)执行无期徒刑,这里以前是麻疯病人的集中营。他在日记写着:“肉体上我还强壮,一颗清白的良心给予我超人的力量。我的良心支撑着我,我的理智告诉我,真理终将获胜,光明无法永远被遮蔽。”“我孤独地过着囚犯生涯,只有我的思想与我为伴。好几次几乎发疯。但想起我的妻子,我对子女的责任,我便激起勇气消除此念头。”

  德雷福斯的妻子及弟弟虽然不停奔走营救,但不见生机。直到1898年1月13日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在震旦报上发表给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左拉知道如果出来伸张正义,将会和势力强大的法国军方对立,必遭到抹黑打压、身败名裂,但他仍不惜与法国军方为敌。一百年多年后,重读这篇文章,不能不油然佩服作家左拉的勇气及智慧。他写道:“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陆军事件,参谋本部的一名军官被同僚举发,在上级的压力下被判罪。如果他沈冤得雪,参谋本部全体军官便须认罪。因此陆军运用任何方法──在新闻上操弄、暗示及各种方法──袒护有罪的人,而判无罪的德雷福斯有罪。一些军官运用一连串疯狂、愚蠢、放纵的想像力、鄙劣的警察手段,审判官与暴君式的方法,竟未受到处罚。他们用军靴践踏国家,藉口国家利益,将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吞入他们的口中。”“在提出控诉时,我明白将负诽谤罪,但我故意使自己置身在这些法律下。”“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与他们没有恩怨。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个实体,只是一群为非作歹的化身。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凡人均有权享受幸福。”

  左拉求仁得仁,陆军部长果然提出告诉。左拉及震旦报的负责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科罚金三千法郎。左拉对控告他的军方说:“你们用剑保卫国家,我们用笔也保卫国家,而且只有维护公平正义,才是保卫国家的最基本方法。”左拉不屑坐牢,他逃了,流亡到英国继续写文章,用笔保卫国家,批判不公不义的当道,他说:“如果你关闭了真理,纵然埋藏它,但它仍会成长,而且凝聚暴发力,然后向四面八方爆炸。”

  左拉的炸弹引爆了。1899年6月3日法庭判决:1894年德雷福斯有罪的原判决撤销,由新的军事法庭更审。二天后,左拉自英国返国。而在恶魔岛服刑四年的德雷福斯也在6月9日搭船回法国。同年9月间,新军事法庭虽仍判德雷福斯有罪,但认为“犯罪环境特殊,情状尚堪悯恕”。9月19日法国总统特赦德雷福斯。德雷福斯仍再接再励,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判决德雷福斯无罪,恢复军职,同月20日德雷福斯被晋升为陆军少校,1907年退伍。

  1998年1月13日法国总统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左拉发表《我控诉》一百周年发表公开信,承认“正好一个世纪以前,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锋口,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彼此以暴力互相攻击。它是个严重的司法错误,可耻地出卖国家的原则。但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抗拒那些卑鄙软弱的谎言。左拉喊出了他的名言:我控诉。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历尽艰辛,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才能,执笔为真理服务。”20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冤狱平反一百周年,法国总统席哈克在纪念会上,除推崇德雷福斯外,并谆谆告诫其同胞应慎防法国至今犹存的种族歧视与不宽容的心态。

  高明义,作者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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