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畢誼民 等
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被當時的《人民日報》點名的“小平頭”劉迪，因病去世後，生前好友紛紛表示，要像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劉迪這個名字，或許人們感到比較陌生；但是提起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憶猶新。
參加“四五”運動中被《人民日報》點名的“反革命分子‘小平頭’”劉迪，因病於2011年10月18日去世。用他的好友的話來說，“中鋒在黎明前死去”，並評價他“一生清白，沒錢沒車沒房，兩袖清風，有情有義有德”。
2011年11月6日上午，劉迪追思會在北京召開。參會人員都是劉迪生前的親朋摯友、同學故交。其中有曾與劉迪一起參加1976年“四五”運動和“八九民運”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和原《今天》編 輯部成員，以及劉迪生前長期擔任志願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謝小玲代表弟弟謝小慶參會，劉迪夫人張永冠女士和劉迪姐姐劉衛平女士代表家屬到會。
本刊摘選部分與會者的發言。
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劉迪
陳子明（原《北京之春》編委，四五運動與八九民運參與者）：
我跟劉迪兩個人聊天，次數不是很多，但是有一次聊的時候，我詳細問了他怎麼被抓的。他被抓以及“四五”當天的一些事情，我還是有一些資料的。“四五”當天我對劉迪沒有印象，他什麼時候拿的話筒呢，我沒有印象，我印象中廣場至少有兩支話筒，一個在人民大會堂那邊，侯玉良就拿著念“致人民解放軍信”；小灰樓那個話筒，是我從工人民兵手裏搶過來的，在這個過程中，臉也破了，流了血，我之所以當上群眾談判代表跟這個有關係，搶了話筒還負傷了。我們從工人民兵頭上爬過去，我也喊了幾個口號。劉迪講他是看到一個戴眼鏡的人有危險，他去想把他保護下來，這個人呢，我有印象，他當時起了相當的組織作用。我沒有認出劉迪來，以後再見到他也想不起來那天有沒有接觸。
我知道劉迪是怎麼被抓的。當時有一個叫侯玉良的進小樓談判的人，有人寫文章說四個，有人說五個，嚴家其寫四個人，四個人的名字是知道的，孫慶祝、我、侯玉良、趙世堅，即使有第五個人，不知道是誰了。我的印象是五個人，侯良玉起了很大的作用，談判出來後也自稱是“首席代表”；他當時要求跟前人把名字給他留下來，像小孫，就把他名字留下來了，這樣侯玉良被抓後順藤摸瓜就把小孫也抓了。劉迪和我呢，歲數大一點，經驗豐富一點，我1975年已經是“反革命”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被抓住，要抓住肯定會給運動帶來麻煩，所以我根本就沒留名字就走了；劉迪呢，留了個假名字。後來劉迪說對他的全國通緝就是這個假名字和真照片。官方並不知道他叫劉迪，抓捕地點就是在泰安那兒。為什麼知道他是劉迪呢，據說是他一個街坊看到通緝令照片，說這不是劉迪嗎！我是親口問劉迪的。
我這篇文章裏面說，劉迪是一個不太愛寫東西的人，他也不在乎歷史怎麼去評價他，也不在乎給歷史留下多少文字，表現出他的這種瀟灑倜儻。但是很難得的是在2006年編一本“四五”運動30週年文集時，他跟張平、小孫做過一次訪談，我給起了一個名字：“四五運動是中國人正氣的表現”。我概括了三個詞：本分、犧牲、正氣。
本分，我覺得劉迪在這個問題上和吳思是相通的，吳思說權利、利權，這些對“right”翻譯都不到位，比較到位的是“分”或“本分”。劉迪在這裏也講到本分，他說做工是工人的本分，種地是農民的本分，但是本分不限於這個，因為本分是個權利的概念，也有一定的義務的概念，所以他說：“奮起造反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本分”。他去參加“四五”運動他認為是一個本分，我覺得非常重要，奮起造反是古今中外都共通的概念。他在訪談中引了毛澤東的名言，“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又講了中國自遠古時代就有民主傳統平等傳統，堯舜禹都是禪讓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也提倡反抗暴君，反抗暴政，武王伐紂就是一種正義的行動。孔孟之道也是鼓勵反對暴政，從這個角度說，造反有理這句話是對的。孟子講過，“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所以我說孟子、美國獨立宣言的作者傑斐遜、馬克思、毛澤東，乃至隱士劉迪都一致認為：反抗暴政是一種本分，一種權利，我們應該這樣理解本分。
第二個意思，劉迪在這裏還講了一個詞，他說，我參加這次運動就像許多北京青年是出於一種義憤，一種血性。我覺得血性很重要，血性就是犧牲精神，過去犧牲就是祭拜祖先時要殺生，就是要見血。劉迪就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兒。你別看他平時喜歡調侃，喜歡一些很瀟灑的事，但他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中華好男兒。他說當時我們沒想那麼多，也知道肯定要失敗，失敗了也沒好果子吃。當時許多參加“四五”運動的人，他們把自行車牌子都摘掉，這種行為本身就表明他們意識到這種抗議行動是要敗的，如果認為會勝利的話還摘車牌子幹什麼呢？他是有這個犧牲的準備的。他認為作為中國人的一個本分，暴政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他如果沒有一點犧牲精神他對不起歷史，對不起祖先。我寫著文章時“谷歌”了一下，“谷歌”到嚴家其的悼念文章《劉迪參與了兩次天安門運動》。文章寫道，“我在想劉迪為什麼要參加兩次天安門運動？答案是，劉迪的胸中燃燒著一團正義的熊熊火焰，他知道在中國大地上正義一定會得到伸張！”嚴家其本人也是參加兩次天安門運動，在座的很多人也參加過兩次，但我還是要說劉迪是我們之中最富有正義感最具有犧牲精神的人。
我的文章和剛才周為民說的很一致。1979年夏天《北京之春》編委中有幾個人是要考研究生的，一個呂嘉民，一個我，一個劉迪，我們三個人。呂嘉民那次就和老曹一起考上研究生了。我考清華大學，但是因為我沒有學高等數學，覺得自己自學能力很強，自己看看東西就行了，沒想到考了49分，沒做很多題，就沒考上。第二年我下決心好好弄，做了許多題，結果考了個95分，考上了科學院的研究生。但是當時劉迪知道當局已經要鎮壓“民主牆”要取締這些民刊，原來的印刷地點在這種壓力下也就不能再用，就把印刷場所放到他家。他是非常有犧牲精神的，作為要考研究生的人，把這些東西放到家裏就意味著要有大量投入，作為一個主要的操持人他要工作，這件事他的犧牲是非常大的。當時南京大學一位教授跟他已經有聯繫，很願意要他，如果他考的話也不是很難的，他這是為了《北京之春》的生存而犧牲了自己的前程。（《新史記》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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