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鹏：以饥饿的理由来记忆

 　　吴文光正在忙着参与排练5月底赴维也纳艺术节的舞蹈剧———《回忆：饥饿》。

　　这是一部以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民间更多人称作“三年饥荒”）为表现内容的剧作。在这之前，从2010年开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和20多名志愿者走访了19个省40多个村子的688个老人———他们都是“三年饥荒”的经历者。吴文光和志愿者们为这些“饥饿记忆”用录音、影像还有文字的方式保存下来。

　　他们还在三个村庄为“三年饥荒”中逝去的人立了碑。这个举动得到了当地很多人的支持。但被采访的老人中并不乏担心者，因为他们害怕再次被划为“右派”或者连累子孙。恐惧感或者迷惑感仍旧掺杂在他们隐蔽而复杂的记忆中。

　　“但还是有人等待着你过去问他，他才讲，因为多少年来没有人去找他们倾听。”吴文光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民间记忆计划”，“三年饥荒”的民间记忆寻访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于自己在做的事情，吴文光并不想去追究“大而无当”的东西或者陷入死亡人数的口水战中。对他来说，去实际行动，保留这些即将消失的“活的历史”最为紧迫。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现在一听到有村子的人，我就两眼放光。”

　　当继续追问他的想法时，他直观地说出“饥饿对一个家庭是有影响的”。这句话不只是对那些“三年饥荒”中有亲人离去的家庭而言。在参与“民间记忆计划”的20多名志愿者中，大多是“80后”和“90后”，在这些志愿者跨代寻求的对话中，“饥饿”在传递。“饥饿不仅仅是生理的。”吴文光说。

　　自2010年1月起，吴文光开始寻找自愿加入的年轻人，让他们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把镜头对准那些经历了“三年饥荒”的老人。“实际上他们做的是一个跨代的工作，必须要跨过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习惯了说‘三年自然灾害’，一直没法把‘自然’两个字扔掉，没法扔掉说明他们的记忆是被人家整理过的。所以中间这一代人是要跨过去的栏杆，让孙辈们去找他们的祖辈来完成这段历史。”吴文光希望这独立的一代能去承担历史。

　　“这不是做一个纪录片作品出来，而是人成为作品，并被自己一起完善掉。”吴文光干脆地说。

　　一个村庄的饥饿记忆

　　大学生邹雪平是那20多个志愿者中的一个。

　　今年3月15日，回到自己的家乡忙了70多天的邹雪平终于松了一口气。这70多天来，她忙着调查、统计村子里1959年至1961年因饥饿而逝去的村民，并通过村里人捐助的1800多元，为这些人立碑。

　　1985年出生的邹雪平是这个村子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草场地工作站驻站，从事“民间记忆计划”。2010年，她回到自己的村子，调查、拍摄那些经历了1959年到1961年“三年饥荒”的老人，并剪辑成一部纪录片《饥饿的村子》。至今，经过两年多的走访、调查，她终于将这件事情以一个纪念碑的形式牢固地完成在这个村庄的历史上。

　　墓碑立起的那一刻，邹雪平细细打量着眼前墓碑上那些人的名字，她感觉跟这个村庄联系的更紧密了。那些她不曾目睹的面容，现在有了让她以及后人记忆的一种方式。

　　怎剧场作品《回忆：饥饿》现场一幕。

　　祭奠

　　邹家村1959年至1961年因饥饿逝世者

　　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饥荒期间，本村共41户、165口人，生活极度困难，共有37人因饥饿去世，涉及17户。

　　本村村民特立此碑，以示铭记。

　　邹松林1904-1960

　　张氏(邹松林之母)1885-1959

　　邹登阁(邹松林之孙)1950-1961

　　邹登玺(邹松林之孙)1958-1961

　　邹长安1908-1959

　　邹长利(邹长安之弟)1911-1959

　　王氏(邹长安之母)1923-1959

　　邹佩理1932-1960

　　梁氏(邹佩理之母)1876-1960

　　王玉贵1909-1960

　　李秋明(王玉贵之子)1956-1960

　　张满(王玉贵婆婆)1892-1960

　　司玉秀(王玉贵伯母)1881-1960

　　邹栏祥1881-1960

　　邹清林(邹栏祥之子)1904-1960

　　邹林堂1910？-1960

　　邹佩瑄(邹林堂之子)1936-1961

　　邹盛林1884？-1960

　　张氏(邹盛林之妻)1889-1960

　　……

　　这块“饥饿者纪念碑”立在山东滨州一个叫邹家村的村庄，碑向东南，和村里大多数墓碑方向相同。碑身高160厘米、厚度7厘米，碑文上写着这个村庄在1951年至1961年因饥饿死去的37人的姓名和生卒年。这37人中有老人、孩子，也有年轻人。

　　墓碑上的邹登阁是村民宋秋英(1928年出生)的大儿子。宋秋英17岁时嫁到邹家村，她不能忘记的是11岁的大儿子死前出现对食物的幻觉：“儿子要死了，他躺在那里，他姑姑春官和云官都在，孩子那时快死了，他说：‘你弄那一碗饭搁在那里做啥？’我说：‘儿子，哪里有一碗饭啊！’他说：‘这不是嘛！’他用手拍打着床说‘这不是嘛’。我说：‘儿子，要是有一碗饭，我不就给你吃了嘛，我还搁在那里干嘛。’儿子说：‘娘，我死的时候你别哭啊，你哭啥哭，反正我是死了。’孩子临死就是这样啊！”

　　1959年到1961年，宋秋英家里饿死了四口人，儿子饿死，他老伴也差点饿死(宋秋英去过北京天安门，那是后来她二儿子在北京当兵的时候。她家墙上挂着她和二儿子的合影。宋秋英对这件事很在意)。

　　邹雪平说：“墓碑上的这37个人，也不能保证是统计完全，因为很多老人都不记得了。比如，一个老人连自己的儿子饿死了都不记得，我是从别的老人那里听到的。”

　　邹佩瑶是邹雪平采访中第一个流泪的老人，讲到自己家里啥吃的也没有的时候，他哭了，“拿出自己的手绢擦着发红的眼睛，说不出话来了”。而他当时是村里的保管员。

　　“1958年，那时候地里的粮食都糟蹋了，地瓜都用犁挖出来，就是为了干得快，光为了要快，光要数量不要质量。家里都靠(折腾)穷了，接着就挨饿了……从1959年的冬天到1960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挨饿最厉害，咱村里死了老些（很多），一天死了两个。咱这儿挨饿，算严重的。那时候村里的仓里有粮食，有粮食就是不让人们吃。老百姓不能随便拿。当时哪个村都有一个保管员，我是咱村的保管员。村里的粮食搁在你四爷爷家的那个东屋里，有很多棒子。你金奶奶的屋里放着地瓜干……我管着这些仓库。都属于人家说了算数，咱这农村里都不管事。那个时候还‘打老虎’(找藏粮食的人)。寻思那个时候真是艰苦啊！”这是邹佩瑶的一段口述。

　　2011年1月26日，邹雪平组织15位老人观看她剪辑的《饥饿的村子》，老人们看完都很高兴。原本他们以为今天的社会已经很好了，没有人再会去听他们过去所经历的“苦日子”。这些他们以为会带到坟墓里去的记忆，被邹雪平记录保留下来了，他们感到了欣慰。此时，邹雪平所做的事情已经渐渐被村里人所接受，包括她的家人。

　　2010年夏天时，邹雪平粗剪了一个《饥饿的村子》让家人看。遭到家里人的反对。“因为我爸爸是党员，他说这个事情不好，现在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他担心我以后找工作，别人会找我麻烦。”邹雪平回忆说，“爸爸开始反对我，我娘说：‘你上大学花了这么多钱，还做你爸说的这个事情……’她更是害怕。因为他们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批斗，一直担心害怕。”

　　家人的反对，对邹雪平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她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是特别乖、特别听父母的话孩子”。但“每想到那些老人讲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颤抖，就觉得以前的那些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还没有人知道。应该说出来，让大家知道。他们经历的痛苦是不能白受的。”

　　邹雪平坚持下来了。2011年，她的《饥饿的村子》先后在国内、国外的一些纪录片影展上放映。这是帮助她树立信心，坚定走下去的力量。在《饥饿的村子》基础上，在这一年她完成了《吃饱的村子》，这是部有明显进步的作品。

　　今年1月17日，邹雪平再次回到村子，开始具体统计三年困难时期因饥饿死去的村人的名单，她此次的目的是要为这些人立碑。经过3个月的努力，她终于为这个村庄的“饥饿逝者”建立了一座墓碑。

　　3月17日这天，邹雪平组织村里的孩子，在村中空地上为村里的老人们做了一次“汇报演出”。他们找到当年人们吃过的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树根等作为道具，讲述每一样食物后面的故事。老人们也向孩子展示了怎么刮树皮、吃树皮的方法。

　　今年“五一”期间，《吃饱的村子》在北京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放映，邹雪平从山东赶回北京。在放映结束后，她和观众分享了她的创作。在吴文光眼里，3年前还不敢在人们面前说话的邹雪平，现在已经表达自如了。

　　而她联合村民制作的那块“饥饿者纪念碑”或许是中国村民自制的第一块纪念“三年自然灾难”时期饥饿逝者的墓碑。

　　我们吃饱了，但仍旧感到饥饿

　　问：你为什么说是“三年自然灾害”？

　　答：教科书上说的。

　　问：什么教科书？

　　答：中学历史教科书。

　　问：你还记得老师是怎么讲的吗？

　　答：不记得了。

　　问：为什么不记得了？

　　答：因为那不是考试内容。

　　问：书上有多少页写了这段历史？

　　答：一页。

　　问：书上说死了多少人没有？

　　答：没有。

　　问：书上说有人挨饿没有？

　　答：没有。

　　问：你现在还留着这本教科书吗？

　　答：没有。

　　问：为什么？

　　答：考完试就不需要了。

　　(中学历史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10页：“……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

　　这是剧场作品《回忆：饥饿》中的一幕。参加这个舞蹈剧的所有演出者都是北京草场地“民间记忆计划”的参与者，他们大多数人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对1959年至1961年的历史了解全部来自他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而在他们返回自己的村庄，去寻访民间底层最普通、最平凡的“饥饿记忆”讲述者之后，他们成为历史的“寻找者”和“见证者”。这个过程，用他们的一句台词说就是：因为“饥饿”，我们去寻找“饥饿”。

　　这其中有1985年出生的邹雪平、1987年出生的章梦奇、1986年出生的罗兵、1988年出生的李新民、1991年出生的贾楠楠……

　　罗兵是邹雪平的大学同学，在毕业一年之后的2010年，他加入“民间记忆计划”，回到自己的湖南老家罗家屋村进行拍摄。在那里，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罗家屋：我和任定其》。

　　在这次拍摄中，罗兵了解到罗家屋村在那三年中并没有遭受任何自然灾害，虽然粮仓里有足够的粮食，但就是不发给“社员”，罗家屋的人们同样挨饿，也有因为饥饿死去的。这与他以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学到的显然不同。罗兵找来他2000年上初二时的《中国历史》(第四册、湖南省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课本(试验本))。

　　对这段历史，书上仅有一段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造成了1959年至1961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书本下方对“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的行为”用小

　　字另外做了注释。注释为：1.1959年-1961年我国连续3年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量的农田受灾，粮食供应不足，农村发生饥荒；2.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与我国签订的各项建设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所有图纸和资料，使我国许多重要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

　　罗兵说：“我从小无数次听我爷爷奶奶说起过，以前的日子苦，挨饿没的吃。上历史课，自然把历史书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背信弃义’和爷爷奶奶说的‘苦日子’对上了号，当时没有任何怀疑。”

　　现在他有了自己去寻找真相的机会。但拍摄的最大困难，并非来源于技术层面，而是很多老人拒绝讲述，这让罗兵始料未及。1960年时在任的村支书、罗兵的奶奶、村民任定其的弟弟等，都不赞成罗兵的举动，他们甚至到今天也不肯向罗兵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奶奶反对，她担心我犯错误、走向一条危险的路。”罗兵说。

　　住在罗兵家隔壁、78岁的任定其成为罗兵的支持者。让罗兵惊奇的是，这位只读过几年书的农村老人居然写了几十万字有关他过去生活的回忆录。但这位老人并不打算将这本回忆录给罗兵看，只准他看看目录。老人说，“这是内部资料”。最终，罗兵还是敲开了这扇封闭的门。

　　这个回忆录，老人起名《天地无情回忆录》。本子上全部用蓝色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工整书写，里面还夹杂着许多繁体字。书里记载了老人的一生，从出生到“土改”再到“文革”。当年饥饿的惨痛经历，也记录其中，分别是：第24回《周家垅开河疏涴苦干一年》和第25回《磊石山特队英雄骨瘦如柴》。

　　这部回忆录，老人从60岁开始写，写到70岁，写了十年，总共54回，20多万字。

　　“看他的回忆录，感觉他就是一直勾着脑袋在生活，如履薄冰，给人一种他的这条命随时就会没了的一种感觉，因为他的地主成分。”罗兵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2011年，罗兵拍摄完片子，离开村子时，任定其叮嘱罗兵，他写回忆录的事情不要让别人知道。今年1月，罗兵带着片子回村里放给村人看。有老人说，这样的片子“那不就是丢中国人的丑”。罗兵的奶奶看了片子后对任定其开玩笑说：“怕是又要抓起你去斗。”

　　从这部片子，人们知道了任定其写了一本《天地无情回忆录》。罗兵有些担心，怕因此失去了任定其老人的信任。但现在任定其对罗兵很放心，愿意将“这个比命还贵”的回忆录交给罗兵来处理。

　　就在罗兵想把回忆录准备整理打印出来的时候，任定其受到其家人的全体反对。

　　1月30日，在任定其家里，罗兵和任定其发生了一段对话：

　　任定其：“我的这些兄弟和侄子全反对这个事，说回忆录不要搞了，不要打印出来。”

　　罗兵：是哪个说不肯？

　　任定其：我老四(四弟)不肯，我老四的崽也不肯。

　　罗兵：老二呢？

　　任定其：老二我还没去说，说不得，说了也是不肯。他也是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

　　罗兵：为什么？

　　任定其：说一搞出来怕吃亏，又跟文化大革命那样，打成“右派”。

　　……

　　任定其：我是没把握，国家对这个有没有允许噻。不过回忆录上面是没写什么蛮过分的事情。

　　罗兵：你放心，我做这个事情，首先是认为你的回忆录特别有价值，能写出来特别不简单，全国没有几个像你这样的老人。

　　任定其：主要是担心噻。

　　罗兵：回忆录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话，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为什么我说要把你带到北京去，到了那里一看你就晓得，还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我不知道你心里有这个担心，我也不清楚老四爷爷他们为什么担心。你们以前那个时代实在是太荒唐。

　　任定其：荒唐得过分。

　　罗兵：我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回忆录，老四爷爷不肯，我就要问他为什么不肯。这个事情你放心，有事的话我也不会去做。

　　……

　　罗兵感觉到，任定其老人的兄弟、侄儿几个稍微一煽乎，一下就把任定其老人打回了“原形”———他内心还是有以前各种运动的阴影。

　　2011年在山东的邹雪平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在《饥饿的村子》放映时，“一些老人也反对，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经历的痛苦到现在还不能说出来。现在还害怕，还觉得对国家不好。这些感觉太不正常了，感觉他们以前那些挨饿的日子白受了一样”。邹雪平说。

　　这促使她和其他志愿者们一起思考。“我就想起吴老师(吴文光)说的，老人们上世纪50年代肚子是挨饿的，但现在肚子以上是挨饿的。好像人都吃饱了，但人还是挨饿的。”邹雪平因此拍摄了她的第二部纪录片《吃饱的村子》。

　　今年3月，在湖北省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章梦奇正为村里为“饥饿逝者”立碑的事情忙碌着。她遇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村民刘顺芳说：“立碑一般是为英雄或者为国家有贡献的人立。对那些饿死的人，人家会说是他们自己没本事，不会偷不会抢才饿死的，不会愿意立碑。”村民邱家发老人说：“你做这个事情是有长远的打算和意义的，你们这是在下一盘大棋，意义在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之后就看出来了。”很多人则对章梦奇表示担心，怕她“惹来麻烦”、“遭殃”，章梦奇跟他们解释说，最新出版的党史上已经承认这段历史是人为的，于此她才得到了一些支持。

　　3月12日，章梦奇最终实现了给钓鱼台村在“三年饥荒”期间饿死的人立碑。碑文写道：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饥荒期间，本村共110户、760口人，生活极度困难，共有14人因饥饿去世，涉及14户。
　　

　　宋学鹏，《法治周末》2012-05-15，法治周末记者刘惠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