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李南友（遺作）
《新史記》編者按：《啄木鳥》，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公安部旗下群衆出版社出版的一種大型文學叢刊。作爲公安部的雜誌，取名“啄木鳥”，頗有含義。而將公安部群衆出版社前總編輯于浩成稱作“啄木鳥”，更有深意。
屈辱“遊樓”
“文革”一開始，于浩成就被單位的“革命群眾”揪了出來。因為“文革”初期就狠批“三家村”的雜文集《燕山夜話》，而于浩成在出版社一直提倡編輯要做雜家，要有廣博的知識。自然，他們認為于浩成與“三家村”十分合拍，于浩成就是“鄧拓式的雜家”，他一下子就成了公安部內重點人物之一。後來又經過內查外調，捕風捉影，用極左的荒唐的上綱上線的分析方法，于浩成頭上又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假黨員”等等大帽子。例如在“文革”前，鄧小平曾要警衛人員向群眾出版社借閱一套《福爾摩斯探案集》，這也成了于浩成勾結第二號走資派的一大罪狀。
從此，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參加批鬥會，寫檢查資料，打掃廁所、樓道、庭院，遊鬥……這期間最使他傷心的有兩件事。運動開始不久，那些自稱“革命群眾”的人，在他住的宿舍門前貼出了一張即日起對他實行專政的勒令。于浩成感到大惑不解，自身的大惑不解並不使他特別感到痛苦，但是當他無意中從樓上辦公室的視窗中看到他的兩個孩子，一個11歲，一個9歲，在樓下宿舍門前觀看那張“勒令”時惶惑而茫然的神情，他的眼淚奪眶而出了。孩子們臉上的表情，使得他真想跳樓一洗清白。但即使那樣，也不能改變孩子“于浩成狗崽子”的命運，生活太不公平！
有一次晚飯後，于浩成忽然被幾個帶了紅袖章自稱“革命派”的人叫了出來，他們說是要去公安部大院中“走一走”。到了那裡後，于浩成才知道原來是要“遊樓”（這是從“遊街示衆”引申而來的說法）。他被一群人簇擁著，身前戴上了寫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于浩成”的大牌子，雙手在後面背了起來，低頭彎腰的在大院裡走了一大圈。“砸爛于浩成的狗頭”的口號聲不絕於耳，“遊樓”的鬧劇快收場時，他們又勒令于浩成把那塊紙牌子自己帶回家中保存好，以備下次批鬥游樓時再戴。並且還警告他說：“如有損壞，由你負責！”
在那個時候，一些人把整人、鬥人當成了專業，時間久了，被鬥的人倒也沒什麼了，只是，親屬無辜受了牽連。于浩成痛心地說：“母親過早離世確實是受到了我的牽連，這是我感到內疚，而這又是永遠無法挽回的，只有抱憾終身了。”
1959年，從于浩成的家搬入出版社院內，母親就一直同他們住在一起。“文革”爆發的那一年，母親已是71歲的白髮老人了。由於于浩成家的宿舍就在辦公樓旁邊的平房裡，老人親眼目睹了于浩成彎腰弓背站在院裡被鬥的情景，因而精神上壓力很大。
于浩成不忍心年老有病的母親在目睹耳聞此等事情，只得同哥哥董易計議，將母親暫時轉移到他那裡去住。那時董易雖然也被打成“黑幫”，經常被批鬥，但宿舍與機關不在一起，這樣，母親可以少受刺激。但是，沒有想到，1967年的春天，中國人民大學和山東大學的兩股紅衛兵找到了老人，逼她交代有關成仿吾同志的材料。因為在抗日戰爭期間，成仿吾任晉察冀邊區參議會議長，華北聯大校長，而于浩成的父親于力任參議會副會長，聯大教育學院院長。審訊式的追問，一搞就是一整天，終於使年老體弱的老太太支持不住了。她被送到朝陽醫院一間作為臨時急診室的樓道中，在那裡，告別了這個痛苦瘋狂的世界。
突然被捕
1968年5月8日，是于浩成生命中具有轉折性的一天，然而他對於這一天的到來事先竟沒有一點預感。
1967年底，于浩成和公安部的一批人被集中到公安大學，在那裡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所謂學習班，就是黑幫分子的集散地，是專門整人的地方。
學習班開學沒多久，公安部的副部長，司局長甚至處長，就一批批被戴上手銬帶走了。于浩成沒有想到，在帶走40多人之後，這種命運會降臨到他頭上。
5月8日中午，他正穿著背心準備上床休息一會，突然，學習班的負責人喊道：“于浩成，趕快到辦公室去一趟。”于浩成沒有顧上穿衣服，就趕到學習班負責人的辦公室，他剛想對辦公室的人問有什麼事，突然竄出幾個手持武器的軍警來。于浩成這位從事公安工作將近20年的老公安，認出來人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他立即明白情況有些不妙了。
為首的一個人鐵青著臉：“你是于浩成？”
“是。”
“經中央批准，將現行反革命分子于浩成逮捕！”一位蓋世太保式的人物剛一宣佈，就迅速上來了兩位軍警，“喀！喀！”給他戴上了手銬。同時被戴上手銬的還有張志民、李文達。
這些軍警將他們三人從樓上推到樓下，送進了黑油油的甲殼蟲似的囚車，囚車急速向西北方向駛去。
于浩成這時已經聽不見公安大學院內喊成一片的口號聲，“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的決定！”、“打倒反革命分子于浩成、張志民、李文達！”
儘管人們並不知道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但還是高呼著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的口號。因為只有這樣，才是“忠於毛主席”，才是“忠於共產黨”。在公安大學院內，每抓走一個人，一批人總是要貼出一大批標語，大字報，這其中有不少忠誠的共產黨員！然而他們今天高呼口號，明天也許就和于浩成一樣成為階下囚。
這一切，于浩成都看不見，聽不到了。
囚車疾馳，于浩成的頭依然被兩位彪形大漢按著，他猜想囚車是開往秦城方向的。秦城，這是北京郊區專門關押政治犯的一個著名監牢。于浩成覺得自己憑一個處級副總編的身價，被送到這樣重要的地方，實在是有些被抬舉了。事實上，並不是他的職務，身份，而是他反對的人的身份使他身價百倍。
1960年，他任編輯部主任時，群眾出版社社長、總編都是公安部有關領導兼職。因此，他這個主任實際上是全面負責。1961年，他又被任命為副總編。
當時，謝富治親自批准群眾出版社可以到香港等地區進口一部分書籍，供工作上參考。
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與國際書店每隔一段時期都有訂書單寄給他們，于浩成圈閱後即可購買，他隱約記得有一次，圈購了一部《中國電影史話》，可是，書一直放在專設的內部保密室中，他也從來沒有閱讀過，這些書一般也不外借。于浩成怎麼也沒想到這部書竟給他帶來了滅頂之災。
這部書中，有關於江青30年代的各種照片，以及她在上海時拍電影的情況。這本來是極平常的事情，可是江青不這麼認為。
於是，這一切被認為是收集“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旗手江青同志的黑材料”。
在于浩成被逮捕後，謝富治到江青那裡邀功請賞：“我們公安部也有人反對你，我們把他抓起來了。”
原來是群眾出版社一位女工作人員向張志民借閱過《中國電影史話》，而後又積極揭發了這件事情。（新史記》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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