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西人眼中的利玛窦

　　对利玛窦而言，历史对他的评价是宽容的。1552年，利玛窦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直到他1610年逝世于中国之前，他在中国的27年岁月里，曾居住在三个不同的地区。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或是台湾，当提起他的中文名字——利玛窦，人们都会点点头，面带微笑说，他真的是中国的朋友。尽管他是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先驱者，而传教事业在帝国主义和西方强权之下曾做过伤害中国的事情。

　　利玛窦留给今日多元的文化资产，最主要的是他那详细又令人着迷的日记。日记追溯了他在中国的岁月以及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发展。金尼阁在利玛窦过世之后，将他的日记译成拉丁文出版，之后又转译成其他欧洲语言，成为17世纪前10年的畅销书。另一个资产则是，利玛窦到中国之后寄给他的同学、罗马学院的师长和耶稣会总长Claudio Acquaviva的书信。另外，利玛窦还留下许多重要的中文著述，主题相当多元：有针对实际宗教生活和教义的详细说明和问答，有发行多次并附有注释的世界地图，有关于友谊、记忆术和伦理的人文学著作，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天文、数学等著作，有指引品德、基督徒生活的灵修作品，还有批评佛教和当时受到佛教影响的儒家经典著作。整体来说，这些作品关注文化交流、翻译和旅游等领域，又加上了他个人充沛的精力和好奇心，这使利玛窦成为思想界的先驱者之一。利玛窦作为学者的地位，在1942-1949年德礼贤出版利玛窦日记的三大册注释时，达到了顶点。这三册注释呈现了利玛窦在当时中国和欧洲的人际网络。此后，在全世界档案中找寻有关利玛窦的数据成为了一项与各种语言相关的事业，也支持了近年来成立的研究机构。

　　在学术研究中，最有收获的方向之一是研究利玛窦去世后中国传教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利玛窦的决定所造成的问题与不确定性，及最后导致耶稣会在18世纪末的失败。另一个研究主题则是关注利玛窦在世期间和过世之后，耶稣会和当时其他在华传教的宗教团体的传教目的和策略，特别是道明会和方济会的经验和方式。

　　在这本新颖的、充满热情的学术著作中，宗教史学者夏伯嘉首先采用传统编年史的方式呈现了利玛窦个人生平和其所处社会的记载，并加入了对于传教事业在中国各地和与之敌对的中国人的关系的分析。本书讨论了利玛窦在马切拉塔的家族生活和在罗马学院的教育，以及从果亚到澳门的旅程。最后，在密集的语言学习后，利玛窦于1583年进入中国南方。本书的章节根据利玛窦在远距离旅行中所经过的城市来安排：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最终站北京还反映在了本书的书名上，尽管利玛窦并没有实际居住于紫禁城内，尽管他在京城的9年中，也未曾获得皇帝召见。在使用了原始文献、档案、与利玛窦交往的文人文集的基础上，作者逐渐勾勒出和我们平常所见的利玛窦所不同的另一个形象。作者评估了利玛窦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和效率，也细致地指出利玛窦在不同阶段对于中国社会和哲学的了解。

　　夏伯嘉的研究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历史的偶然性在利玛窦思想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一些小的事件使得成功变成失败。在利玛窦的每一个传教据点，因着人际关系和资源的限制，使得他的传教事业受挫，甚至造成全盘的失败。虽然偶尔有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教宗的财政支持，但耶稣会几乎没有固定的收入。并且，欧洲政治动荡，中国、日本、韩国三地的军势局势紧张，也都对传教事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书中，夏伯嘉用一连串的反思与分析让读者选择怎样理解这位人物。作者认为利玛窦是“相当好的外交官”，能在学术辩论中展现他清楚的思路。而作者又指出，利玛窦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未经历练的人。在他的故乡马切拉塔和罗马，他未曾经历过穷人和富人的世界。到了东方以后，利玛窦被葡萄牙人具有戏剧性又有侍俸上主神圣性的传教事业所吸引。利玛窦喜欢明代社会的复杂的权力和秘密，他也懂得如何把困苦之情藏在心底。他可以用讥讽的口吻写信给耶稣会长，说中国人认为他是“另一个托勒密”。用作者的话来形容利玛窦的话，他是“善用计谋”，“绝非没有坏心眼”，有时候也“尖酸刻薄”，“他绝非一位圣人”。

　　也许夏伯嘉最严肃的反省是使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利玛窦如何取代另一位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建立者罗明坚的地位。罗明坚是在利玛窦之前，第一位学习中文、在中国租房居住并撰写中文天主教要理的人。但利玛窦贬低罗明坚的中文程度，认为他语言缺乏天分，不擅长社交。利玛窦把他唯一的竞争对手置于他伟大的事业之后，是为了让他自己和他的事业成为历史舞台的主戏。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夏伯嘉新书《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于2012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文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为该书撰写的书评）

　　史景迁，《文汇报》2012-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