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的心态

档案显示，芦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心态积极，甚至可以说是兴奋。他希望利用此事恢复《何梅协定》之前的态势，甚至夺回东北、解放朝鲜


1937年春夏，华北态势日益紧张。1937年3月，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大桥熊雄（群）向日军参谋本部提出：“在收复满洲以前，蒋介石政权的抗日政策恐继续不变。希望以我对华北让步取消抗日政策之类的见解是极大的错误……上述日中关系的恶化，不能设想用一般的手段即可调整。”他们同时设想了对苏联开战的可能，提出“应在对苏开战前，首先予中国一击，用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 [1]接着，东京开始流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 [2]

7月6日，在日方承认“芦沟桥附近，日中两军的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的背景下，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全体阁僚表示同意。” [3]

战争风雨欲来的背景下。7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服失地之目的。” [4]战意甚坚。

芦沟桥事变是日军中激进派少壮中坚将校按预谋发动的，之后，日本军部、政府和天皇次第予以承认、配合、支持。他们的威胁性举动，并未像此前那样，达成迫使中国方面以协定等方式做出让步的效果。其关键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在事变发生后，决心抗日，而不避战，甚至有借机重返华北，乃至帮助朝鲜实现独立的积极心态。以蒋介石日记为基础，重现历史一瞬中他的判断与决心，颇有意义。

7月8日，蒋日记中第一次记录到芦沟桥事变，就此事件，他在内心盘算了四件事：一、“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此时，离芦沟桥事件发生，时间甚短，但蒋果断决定：“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部队，四、令长江沿岸警戒。” [5]以蒋之地位，如此前无反复定型的考量，绝难立即作出如此具体的应对决策；而令长江沿岸警戒，显示他并不认为芦沟桥事件仅关乎华北，考虑到了战争扩大到华中的可能性。文献显示，蒋的这一决定，并不仅仅停留在日记上的思虑中，7月9日，他致电宋哲元称：“此间已派孙仿鲁两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及庞炳勋与高桂滋部先向石家庄集中，希兄速回保定指挥可也。” [6]

宋哲元29军时驻防平津。对日本的交涉自不能绕开宋，蒋当时决定由宋哲元负责出面解决。7月9日，他思考道：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 [7]此段日记，内涵信息丰富。其一，说明蒋介石并不满足于芦沟桥事件本身的解决，已经考虑到处理丰台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问题，此系“华北事变”中出现的问题；其二，虽叫宋哲元到前台交涉，而备战的决心和部署不变；其三，因宋哲元对南京政府渗透华北颇为忌讳 [8]，担心宋哲元有与日军秘密谅解的可能。随即，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强调备战决心，警示防止出现其日记中疑虑之事。电文称：“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为防止宋哲元疑心南京中央对其不信任，电文并加奖勉之词：“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 [9]

7月10日，蒋在日记中判断日军欲壑难填：“倭寇今又反攻芦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他认为，欲制止日军后续动作，只有备战：“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稍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10]当天日记的《本周反省录》中，蒋整理了思绪：“倭寇于八日在芦【卢】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其意在非夺取芦【卢】沟桥不休至今犹未告段落，此为存亡之关头，万不可使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 [11]将芦沟桥事变上升到了存亡关头的高度。蒋的意志，立即成为南京政府的决策。7月11日，统帅部进行芦【卢】沟桥事件第一次会报，讨论了蒋派一人去北平的意旨，决定派军政部次长熊斌前去。并决定将一部分弹药运过黄河，把空军的根据地设在太原，粮秣一部分推进到黄河以北存储，医院也调一部过黄河。 [12]其备战工作紧张进行中。

对日开战，本是不易下的决心，但蒋斗志昂扬。7月11日，他在日记中轻蔑地分析了日本的政、军举动：“一、倭政府态度坚强，表示作战，故倭王由叶山避暑回东京，与近卫内阁上奏之类，以及准备两师开动与关东军入关等形势，以余观之，皆为内虚中干之表示也。二、本日倭寇又反攻不已，是非攻克芦【卢】沟桥不止之表现，然而其结果必暴露其失败无能之弱点而已。” [13]

7月12日，蒋日记全篇均关华北事宜，显示其思虑焦点，其中“预定”：一、电宋、秦商中央部队集中地点，二、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三，倭寇计划威胁冀察当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以东为不驻兵区域，以及其防共协定，四、最大限度为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利权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蒋还决定，宋哲元等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中央军集中保定。 [14]细微观察，则说明蒋意识到冲突虽发生在芦沟桥，而平津及周边地区牵动极大；其中央军北上的计划，尤能显示其决心。当天，统帅部议定熊斌北上的任务，呼应了蒋的谋划：“宣达中央意旨，即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如宋主任认为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应作全般之准备，芦沟桥苑【宛】城不可放弃。如廿九军需要子弹与军实，中央可源源补充。”

谈判，在蒋和统帅部的策划中，仅仅是缓兵之计，与此同时，“津浦路车北上之开行，应不露痕迹，”“可通知粤、桂、川省部队，必要时，抽调部队北上”； [15]认为蒋在芦沟桥事变后幻想通过外国干涉妥协退让的看法，是不成立的。

7月13日，蒋日记继续预定备战事项：抽调高射炮到华北，运送子弹，派次长（熊）为石家庄行营主任。在考虑之中的对日宣言中，第一条即为“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 [16]可见，蒋依赖宋哲元进行抗战准备的计划没变，但是，有关宋与日方眉来眼去、态度暧昧的消息纷至沓来，不由得南京方面多所揣谋。7月14日晚9点，何应钦、程潜、唐生智、徐永昌等进行芦沟桥事变第四次会报，会上，接到较为明确证据，宋哲元已经在7月11日答应日方条件，即：道歉，惩办当事人；取缔共产党、蓝衣社激烈抗日排日运动；永定河以东、西山以西，不驻中国军队。但也有消息说，宋对英国人士表示，中央交4个师给他指挥，绝不怕日本压迫；另外，秦德纯致电牯岭（指蒋介石），说不存在承认日方条件之事。莫衷一是之下，徐永昌表示：开战准备未周，可由中央给宋哲元妥协标准，便于其商谈。程潜希望缓兵，以完成长江沿线准备，这样不论歼灭战和持久战，乃有把握。唐生智认为宋哲元在中央许可范围之外从事妥协，表示：“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已非我所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会报提及，阎锡山派人到宋哲元处，力劝其接受中央军援助；四川刘湘亦请缨抗日。 [17]各高级军事将领的怀疑，感染了蒋介石对宋哲元的态度，14日日记称：“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但蒋也设定了底线：“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他自认：“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 [18]也就是说，蒋考虑到了29军不战而屈的可能性，并形成对策。

然而，宋哲元部毕竟是平津地带中国之重兵集团，29军能否坚韧抵抗，关系平津安危、中央军和各地援军的次第北上，以及华北持久作战的实现。其态度，成为南京方面谋略的重点。15日，蒋日记权衡道：“一、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伏之理，二、宋如屈伏，则看其程度如何。”当天，蒋接到宋哲元电话，有放弃天津的意思。蒋“严令制止”，并怀疑道：“岂其已允倭寇推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19]16日，统帅部进行芦沟桥事变第六次会报，唐生智提出：“现在最宜考虑者，如宋被奸人包围，签字撤兵，廿九军内部分化，中央如何办理。”程潜当即表态，中央应严申纲纪。 [20]不管蒋与南京诸人如何揣测宋哲元，毕竟，整个战争准备，不能全系于宋一身。蒋在7月16日日记中判断：“芦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倭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忍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故决定发表后来写入史册的宣言。 [21]

7月17日，是决定芦沟桥事变走向的重要时间节点。在芦沟桥事变第七次会报会上，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了日方来人交涉的事情。一是日本领事日高信六郎见外交部长王世杰，“谓日方对芦沟桥事件不愿扩大，只要中国政府将外交权交与冀察自行交涉，而冀察当局能忠实履行廿一晚所签定之条约，即可和平解决等语”，何判断，“其目的在使冀察特殊化”。二是日本武官大城户见何应钦，由曹次长代见。大城户威胁道：如中央派兵北上及派飞机北上，则日本将有适当处置，以资应付，因此而引起之事端，应由中国方面负责。何应钦决定，“除已抄送外交部及呈报委座外，拟置之不理。”会上，大家研讨了开战后是否断绝国交的问题，最后决定：“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如九·一八时之状况为宜。” [22]决定显示，南京方面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心理准备；交战而不宣战，则为当时日本海军占绝对优势、可能封锁外国物资进入中国的情况下，策略性的考虑。

远在庐山的蒋介石则同一天在政治谈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示了他对芦沟桥事变远景的分析：

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之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23]

7月17日的《本周反省录》中，蒋自我剖解了战略和政略：“……二、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入河北到保定，不为打击其目前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三、倭寇屡攻芦沟桥不克，可以制敌野心。四、倭王回东京，作成战时严重未有之形势，余令行政院回京办公以应之，示我政府不在意也。五、对倭之政略与战略一贯实行，自信甚深。” [24]7月19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应战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 [25]可以说，在蒋的心目中，全面战争已经开始了。7月20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全面主持对日战事。

7月29日，北平失陷。蒋虽“痛悲无已”，“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置，不足惊异也。” [26]30日，蒋预定了与全面战争有关的16个事项。7月31日，蒋以十分乐观的心情，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检阅廿四年七月旧卷，当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一若第二伪满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而今日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不顾倭寇之一日，其间进退优劣相差果何如？若再加我二年时间，其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为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扶持朝鲜独立，由我而成乎？

虽然前途多艰，蒋豪迈地表示：“倭寇凶暴，看你究能到几时”！ [27]

“兵凶战危”（[汉]晁错：《言兵事疏》），国之大事。主政者良好的身心状况，有助于其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对于民族国家的前途实有重大的关系。1937年7月的蒋介石，情绪高亢，是国民政府积极投入抗日战争的基础之一。


[1]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2] [日]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本书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

[3]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297页。

[4]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1， 1937.

[5]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8， 1937.

[6] 《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1937年7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9页。

[7]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9， 1937.

[8] 《杨宣诚向何应钦报告》（1937年7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75页。

[9] 《蒋介石致宋哲元电稿》（1937年7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0页。

[10]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10， 1937.

[11]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10， 1937.

[12] 《芦沟桥事件第一次会报》（1937年7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08-210页。

[13]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11， 1937.

[14]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12， 1937.

[15] 《芦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1937年7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10页。

[16]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13， 1937.

[17] 《芦沟桥事件第四次会报》（1937年7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12-216页。

[18]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14， 1937.

[19]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15， 1937.

[20] 《芦沟桥事件第六次会报》（1937年7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18页。

[21]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16， 1937.

[22] 《芦沟桥事件第七次会报》（1937年7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19、221页。

[23]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二巻，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79年再版，第5-6页。

[24]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17， 1937.

[25]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19， 1937.

[26]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29， 1937.

[27] CHIANG  KAI-SHEK  DIARIES， July 31， 1937.

张生，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