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也可以大大促进民主转型

后世的历史学家在回顾2012年的中国史时，多半会认为这一年是中国政治丑闻的高发年。元旦刚过，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余杰携全家逃离中国，并在美国发表去国声明，控诉国保对他的非法拘禁、拷打、折磨和凌辱。春节刚过，中国副部级的著名警官王立军惶惶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逃亡的理由是担心被人谋杀，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4月，山东维权律师、盲人陈光诚在国保的严密监视之下，逾墙逃脱。这一次，陈光诚没有去美国领事馆，而是直接跑到了美国大使馆。

丑闻的直接制造者是中国的公安和国保系统。这一次次的丑闻让人意识到中国的公安和国保系统不再是社会稳定的维护者，而是麻烦的最大制造者。

面对这一次又一次的丑闻，很多人心里很焦虑。担心中国很难像台湾那样实现平稳的政治转型。这种担心当然不无道理。但当我们研究台湾政治转型的历史后发现，伴随着台湾政治转型进程的，是当时国民党情治系统不断爆发出来的政治丑闻，这些政治丑闻甚至比今年发生在大陆的政治丑闻还要恶劣。

但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和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明智的应对措施，才化危机为机遇，借着这些丑闻得发生，不断约束情治系统的权力，一步步把情治系统这只恶虎关进宪法的笼子中来，从而使得这些丑闻不仅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反而为台湾的政治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这里仅列举陈文成案和江南案说明蒋经国应对丑闻的办法。

陈文成，1950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县林口乡。从台湾大学毕业后，陈文成考入美国密西根大学读博士。毕业后留美，在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统计系做助理教授。陈文成在美国求学与任教期间，始终关心台湾的政治发展，积极参与同乡会、人权会，并在财力上支持党外的《美丽岛杂志》。

1981年7月，陈文成从美国回台省亲，却因为曾经从海外捐款给《美丽岛杂志》而被警备总部约谈。1981年7月3日，陈文成的尸体在台湾大学研究生图书馆旁被人发现。人们还发现陈文成的脖子曾被电击棒电击，十根指甲曾被细针刺，五脏六腑都被打烂了。

台湾舆论大哗。人们猜测这是台湾警备总部的特务对陈文成进行刑讯逼供，就如同去年大陆国保对付余杰那样，不过他们玩火玩过了头，玩出人命来了。不得已，只好将陈文成的尸体运到他的母校，从楼上窗户里面扔出来，制造自杀的假象，以逃脱责任。

陈文成事件也对台美关系造成很大伤害。美国媒体追问，陈文成在美国的行为国民党情治系统是怎么知道的？由此发现国民党情治系统在美国校园内雇佣学生对台湾学生的言行进行监控，这一行为严重违法了美国的宪法。1981年10月，美国国会举办听证会，就国民党在美国校园安排学生特务一事进行调查，并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陈文成事件被国外媒体广泛报道，给公众的印象是国民党情治系统的做事手法和流氓差不多，“中华民国”的国际形象一时降至最低点。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际形象，蒋经国对情治系统做出如下改革：

1. 警备总部约谈方式改变，不能再随便秘密约谈；

2. 情治系统秘密制定的海外黑名单取消；

3. 台湾人民出国，不再需要经警备总部盖章同意。

陈文成付上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为揭开台湾情治系统的黑盖子做出了初步的努力，特务政治走向透明和公开。

如果说陈文成案只是让蒋经国很没有面子，那么1984年发生的江南案则给蒋经国和国民党政权带来更为致命的一击。

1984年，已经入美国籍的前《台湾日报》驻美特派员刘宜良以江南为笔名出版《蒋经国传》，披露了蒋经国鲜为人知的秘闻，令国民党大为恼火。

1984年9月，台湾竹联帮成员陈启礼带着国民党情治系统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交给他的江南档案资料，飞赴美国三藩市准备暗杀江南。

陈启礼一行三人，经过多日踩点，彻底掌握了江南的作息规律。10月16日，江南在自家车库内被人连开三枪，当场死亡。
10月21日，陈启礼等三人飞返台湾。11月，陈启礼在一场打黑行动中在家中被捕。陈启礼担心性命不保，大喊他是“情报局”的地下工作人员，并对抓捕他的人出示文件表明身份。这情报迅速被美国方面掌握，并立刻向台湾施加压力要求引渡陈启礼等人。但台湾方面反而把陈启礼投入警备总部军法处关押，与世隔绝。

台竹联帮前总护法张安乐（白狼）回忆说，得到陈启礼被关押在警备总部的消息后，他明白国民党准备杀人灭口。因为他自己坐过警备总部的牢，深知犯人一旦进了警备总部，就会和外界失去任何联系。陈启礼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号子里，国民党要把他做掉，就把他做掉了，易如反掌。

好在陈启礼预先做了准备。暗杀江南后，为防止国民党杀人灭口，录下了接受暗杀使命过程的录音带。回台湾前，陈启礼将录音带交给张安乐，以防万一。为了救兄弟，张安乐决定将这盘录音带交给美国联邦调查局，由他们和国民党交涉。
这盘录音带直接证实台湾特务与黑帮联手在美逞凶，暗杀美国公民。美国政坛和社会各界极为震怒，国会甚至声称要停止对台军售。

美台关系急速降至冰点。

1985年1月10日，焦头烂额的蒋经国下令，逮捕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在陈启礼案开庭前，张安乐又在美国宣布，他们还有第二盘录音带，证明和台湾情治系统牵涉甚深的蒋经国次子蒋孝武，才是刺杀江南的幕后策划者。

这一震撼性的消息，对已经风烛残年的蒋经国而言，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1985年3月和4月，参与策划、执行江南案的5名被告先后判刑。陈启礼、吴敦、汪希苓因为共同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胡仪敏、陈虎门因协助杀人判刑两年半。

江南血案是国民党政府勾结黑道的典型案例。陈文成案发生，人们发现，国民党情治系统的手法和流氓没有两样。而江南案更是擦亮了公众的眼睛：国民党的情治系统就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蒋经国早年主导情治系统，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到他晚年，情治系统却演变成反噬的巨兽，接二连三发生的人权事件使蒋经国政权的国际形象跌落谷底。

陶涵在《蒋经国传》一书中写到：

在台湾内部，刘益良（江南）案却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冲击。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岁的自由派人士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党和政府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当年他们选择国民党的初衷。这一事件也重挫国民党内保守派以及情治机关的政治影响力及道德权威。从此以后，扫除“文化污染”（公开抨击政府及领导人）的主张已经死了，再也没有人信服。

刘益良案彻底摧毁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治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他下令以后在台湾要逮捕重要的反对派人士及查封刊物，一定要核具事实，由他亲自审批……

江南血案的影响远不如此，这一案子引发的岛内信任危机和国际风波，还直接导致了蒋家世袭统治的结束。

1985年8月，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蒋经国宣布，蒋家第三代不能，也不会继任总统。

第二年，蒋经国的热门接班人蒋孝武就被外放到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他虽然躲开了江南岸的余波，但永远失去了继承大位的机会。

在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江南案无疑是最大的政治丑闻。这场政治丑闻客观上成就了台湾，也成就了蒋经国。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江南血案，蒋经国还会沉醉在自己一代、二代、三代以至万代的迷梦之中。那么，今天的台湾，就不会是我们仰望的民主的橱窗，而是今日的北朝鲜或者利比亚。蒋经国就不会是引领台湾航行民主的功臣，而是独夫民贼，千古罪人！

手握权力的蒋经国绝非善类，权力对他有着巨大的诱惑。事隔多年之后的2010年，当年的台湾竹联帮总护法张安乐在书中披露，当年宣布蒋孝武是江南案幕后主谋的说法，其实是冤枉了蒋孝武，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是蒋经国。他当时既要救帮中兄弟，又要顾全大局，因为蒋经国至少对台湾的稳定是必要的。想来想去，就把矛头对准了蒋孝武，蒋孝武是替父受过！

这很可能就是江南案发生后，蒋经国夜中睡觉一夜数次惊起的真实原因。

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蒋经国不是善类，但被他杀死的江南在《蒋经国传》中非常中肯地评论他说：“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倒行逆施的事，雅不为也。他随时在关心国计民生，兢兢业业。”而且他顺应潮流，知错能改。正是这些品质，使得他和国民党没有被由他们制造的一连串政治丑闻击垮，反而和台湾的民主转型一起进步，一起走向未来。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吴乃德先生在《回忆蒋经国、怀念蒋经国》一文中说，“历史对蒋经国非常仁慈”。人们现在似乎只记得蒋经国是民主的推动者，而忘记了蒋经国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制造者，忘记了他长期镇压反对运动，使台湾成千上万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历史就是这样，知耻而后勇，改过成大贤。面对权力的巨大诱惑而能放下，蒋经国先生是中国秦汉以来的第一人。他当得起人们对他的喜爱和尊重。

蒋经国的经验对正在开始艰难政治转型的大陆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

2012年5月15日

李禄俊、阿信，《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