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2日 星期二
文革中的一个口号是如何叫响的
核心提示:当时马占海在完成稿子后因病回兰州休息,他也被定上了上山下乡的名单里。这消息可让马占海着慌了,他听说在阿干镇煤矿搞报道的杨忠同顾立清很熟,就托杨向顾立清说明自己的身体情况,希望不要安排他下乡。顾立清也觉得他那身体到农村去吃不消,在会上表态说:“马占海身体不好,就不要下了,如果因为那篇文章,那是我的想法,是我派他去采写的,责任在我。”
30多年前一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在一夜之间响彻全国城乡,霎时就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狂潮。有人说那是一场洗礼,有人说那是一场灾难。对那场运动的是非功过现在不管怎么评说,对亲历过那场运动的人来说,也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岁月。
说起“上山下乡”、“知青”等词语,全国上下没有几人不知道的。可提起顾立清,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了。顾立清何许人?他正是与“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的人。
顾立清,河北阜平县人,1939年参加革命,1948年5月入伍参军。现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但精神矍铄,我们在采访时,他回想起当年的事,思路还是那样清晰。
“下乡下山”溯源
顾立清在1967年以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到《甘肃日报》担任军管会组长,一直到“四人帮”倒台。
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伤中,遇到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全国小学毕业生达260万人,而初中所能容纳的应届小学毕业生有限,与要求升学者的数目相差较大。1955年,合作化运动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人民日报》在8月11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要求各级组织积极帮助青年人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向知识青年发出下乡的号召。
这年9月初,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上写了一段批语:“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9月4日,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上批下了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名言:“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马上作出反应,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下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下乡下山”的概念可能就是这时产生的。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开始精简下放人员,知识青年下乡的事情再次被提出来。“大跃进”运动受挫,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中国有2600万人被精减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次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1962年作出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后来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被称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涂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64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的社论。那时候,人们对毛主席极度崇拜,对党十分信任,这无疑向广大知识青年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对于那些充满幻想、满怀政治热情的青年也具有吸引力。
在当时的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的话题。1968年9月24日,《甘肃日报》发表了《巩固伟大胜利,发展伟大胜利》的社论,祝贺全省各级全部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的全部成立,标志着“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就想到对城里人到农村去应加大宣传。
对甘肃的情况顾立清是十分清楚的,这里的自然条件很差,人们不想在农村呆,都想往城里挤,可城里又没有多少工业,不少居民没有工作。他当时认为中央组织居民上山下乡是对的,觉得那么多人呆在城里,不下去干啥?
1968年9月底的一天,他把《甘肃日报》驻定西记者站的记者马占海叫到办公室,要求马尽快把定西地区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情况了解一下。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由来
马占海当时30多岁,在报社的名气不是很大,但人很朴实,也很勤奋。
那时军管会的地位很高,马占海回到定西后,就直接到军分区向政委王化宇了解情况。王政委对他说:“定西的情况,孙司令员掌握得比较多,你可去找他问问。”于是,马占海就找到了司令员孙继力。性格直爽的孙司令员对马占海说:“定西是个穷地方,城市和农村差别不大,城里住的,大部分也是农民,下与不下区别不大。就算战争打起来,苏联绝不会把原子弹扔到这个地方来。”话虽这么说,但孙还是给马占海介绍了定西上山下乡的情况:“本地区靖远县城的行动比较快,已经有50%的城市居民下乡了,会宁下去的有40%。”孙还说,“会宁县下去的人虽不是最多的,但工作比较扎实。”
马占海得到军分区领导提供的线索,便去会宁县采访。他通过向县领导了解情况、找群众座谈,掌握到几个比较突出的人和事:一个是居民王庆一,王在向县革命委员会提交的下乡申请中说:“我是一个青年,呆在城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我决心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另一个是王秀兰,当时已经50多岁了,有两个儿子在外当工人,家里只有她和儿媳妇;再一个是到土高公社陈原大队陈川生产队安家落户的高玉兰,她虽然下乡才几个月时间,但由于各方面表现好,已被社员们评为标兵;此外还有高中毕业知识青年王永强和只有14岁的女青年罗兰芳。
马占海找了这几个人逐一进行了认真采访。当他问王秀兰对上山下乡有何感想时,王秀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王秀兰这句话正好是切中马占海此次要采访的关键词,于是,他在稿子中把王秀兰作为了一个重点来写,并突出了她这句“豪言壮语”。
马占海采访回来,把稿子交给了报社编辑部。当编辑部照例把排有那篇稿子的报纸清样送给顾立清审查时,顾立清一看到马占海写的那篇稿子就感到不错,觉得王秀兰真不简单,那样大的年纪了还主动下乡;特别是她说的那句话“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朴实,又深刻,很有感召力,表现出了她很高的的思想境界。于是,顾立清就动手对稿子作了精心修改,并把王秀兰那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为主标题放大了字号,还加了带花边的编者按,并把这篇稿子从其他位置提到了头版。
1968年12月8日,《甘肃日报》在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没有作者署名的消息,标题的引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说”,接着是大号字的主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稿子发出后,顾立清像平常发出众多稿子那样,就像办完了一桩事,在脑子里就放下了,再没往多处想。
这则消息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
稿子登出来第三天晚上,新华社打来电话到《甘肃日报》值班室,告诉顾立清说是毛主席看了这篇稿子,认为很好,问新华社为什么不发这篇稿子。顾立清告诉他们,自己不知道毛主席是如何看到这篇稿子的。新华社的人问顾立清:“这篇稿子反映的事属实吗?”顾立清肯定地回答说:“绝对是真实的。”他们讲要派人来核实。
这篇看似普通消息稿,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据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推开以后,毛泽东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用来引路的典型,使他的战略部署得不到顺利地贯彻执行。当刊登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消息的《甘肃日报》放到他案头后,这位一直就十分重视新闻媒介的领袖,就像写诗一样,一下触到了他心里的某个点。毛泽东立刻指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人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实这篇文章的真实性,然后转发全国。
第二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两名记者坐飞机就赶到兰州,顾立清派人到机场去接他们,并派本报记者陪同他们到会宁去核实。临行前,顾立清叮嘱陪同的人:“你们的任务主要是带路,不要妨碍他们的工作,也不要发表自己的任何意见,协助他们把情况核实清楚就行了。”
经过一周多的凋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回来后告诉顾立清说:“会宁工作真的很有特色,稿子真实反映了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的进展成就,写得没问题。”他们回到北京后又给顾立清打来电话,说是新华社要发通稿,他们建议在转发时署新华社和《甘肃日报》两家的名。顾立清回答:“稿子是你们亲自下来采访核实的,就不用署《甘肃日报》的名了。”新华社的同志说:“这个问题你需不需要请示一下省革委会?”顾立清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就这样办吧。”
在回忆起当时的想法,顾立清说:“我当时想,这只是一篇一般的消息稿,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根本没有想到后来会产生那样的结果。”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了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由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掀起了狂潮
文革中,凡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全国各个城市皆半夜三更敲锣打鼓,游行庆祝。
消息传到甘肃省会宁县,县城几千群众在红军会师楼前举行了庆祝大会。他们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再接再厉,努力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得更好,把斗、批、改各方面工作大大推进一步。”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三天,《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全国和各省级报刊也先后全文转载《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文,上山下乡工作一下子掀起了高潮。
在报纸掀起轰动效应的同时,国内广播、电影和电视等舆论工具,都开足马力宣传上山下乡。会宁县由于那篇报道的原因,一夜之间变成了推动上山下乡的典型,王秀兰也因为那句豪言壮语,成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核心人物。广播上有声,报纸上有名,电影记录片上有形,全世界的人通过这件事,知道了会宁县,更认识了“王大娘”。王秀兰成了当时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大名人。由此,王秀兰的命运得到了彻底改变,不仅有蜂拥的记者前来采访,而且她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上山下乡的带头人,王秀兰又动员两个儿子和媳妇,以及孙子,只带了一些锅碗、一点米面、两个小箱子和铺盖卷,来到距离会宁县城60多公里的白草塬四百户村落户。
王秀兰一家当时在农村的劳动很积极,乡亲们都叫王秀兰的两个儿媳妇为“两只手的儿媳妇”。
对那场运动他不愿作任何评价
那则消息稿子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并在全国产生如此的影响,但却给顾立清、马占海没有带来辉煌。他们当时只觉那是完成了一件本职工作,没有想到署名,更没有想到去争什么荣誉。可后来他们却因为这篇稿子,在政治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形成狂潮归咎到他们的头上,说他们执行了极“左”路线。
受到冲击的首先是马占海。他宣传上山下乡,把自己也卷进了那场狂潮中,稿子发出时间不久,报社也要动员一半的人上山下乡。当时马占海在完成稿子后因病回兰州休息,他也被定上了上山下乡的名单里。这消息可让马占海着慌了,他听说在阿干镇煤矿搞报道的杨忠同顾立清很熟,就托杨向顾立清说明自己的身体情况,希望不要安排他下乡。顾立清也觉得他那身体到农村去吃不消,在会上表态说:“马占海身体不好,就不要下了,如果因为那篇文章,那是我的想法,是我派他去采写的,责任在我。”后来,马占海被安排在离兰州只有30多公里的阿干镇煤矿,顾立清还亲自给阿干镇煤矿的领导打电话,希望他们能照顾马占海,他才被安排当了煤矿的报道组长。
顾立清的为人和工作能力是有口皆碑的,可他因这则消息,在副部长位置上十几年不但再没动过窝,后来在批判极“左”思潮时,他还理所当然地成了批判对象。
在结束采访时,顾立清再三强调:“至于那场运动是洗礼,还是灾难,各人有各自的感受,不是我所能评说得了的。后来批判说我搞了那些极‘左’的东西,我也没作过申辩。我觉得,自己当时在那位子上,应该把工作干好。但的确没料到,那则消息会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也许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吧。”
采访结束后,引起了我们对那场运动更多的思索。这场把城市人口和知识青年向农村和偏远山区转移,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无论怎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张友琴 赵仕枢,《文史精华》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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