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第一桶金

 　　官方劫掠行为突破自行划定的底线时，执行者的公心和私心也随之模糊，而这也正是“圣库”连同整个“人间天国”走向崩塌的开始。
　
　　1848
　
　　年的头几个月，对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会众来说，是一段至为艰难的日子：前一年的10月26日，会中二号人物、日常事务主持者冯云山，被乡绅王作新以“谋逆”告发到官府后抓走，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声称“去广州找门路”后滞留不返，留下一个外有团练紧逼，内则群龙无首的摊子，会众惶惶不安、人心浮动。
　
　　3月3日，会中骨干再次聚会商讨，但依然毫无头绪，众人处于焦虑之时，年轻的“烧炭佬”杨秀清忽然一阵乱抖，然后手作剑戟状指着众人厉声自称“天父”，并说“该有百日磨难，这是对会众诚心的考验”，要求各地会众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然后又一阵乱抖，杨秀清“昏倒”在地，片刻后睁开眼，仿佛大梦初醒。
　
　　原本游离于核心决策层边缘的杨秀清，因为能代“天父”传言，一下子成了会众们的主心骨，又因洪、冯缺席，他便成了“拜上帝会”的实际主事者。
　
　　尽管暂时稳定了人心，但会众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救人的迫切难题。最直接而有效的解决办法，无疑是花钱打通官府关节，将人赎回。可问题是，“拜上帝会”成立5年来，从来没有公共活动资金。

　　于是，杨秀清带头砍柴烧炭卖钱，同时发动教众四处筹款，终于积攒资金成功贿赂官府，换来了冯云山的“查无谋逆实据”，也让“拜上帝会”摆脱了一场树倒猢狲散的空前危机，而发动烧炭工们“科炭”，从此开始成为营救被捕教众的不二法门。
　
　　所谓“科炭”，即是发动烧炭工们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炭钱积贮起来，集腋成裘，成为公共基金，以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此类事件。
　
　　1849年夏天，“拜上帝会”贵县赐谷的会众王为政、吉能胜又被官府抓走，首脑之一的萧朝贵当即赶赴赐谷，四处号召“科炭救护”：“总要兄弟齐心，有一升米，都要分半升救政、胜二人也。”（《天兄圣旨》）
　
　　然而，由于杨秀清等“烧炭佬”都是贫苦农民，自身尚且饥寒交迫、常年衣食无着，能自愿捐钱营救同会兄弟已殊为难得。忠诚度毋庸置疑之外，他们对于公共财政所能做的贡献，实在有限。
　
　　而且，最初的“科炭”仅局限于营救，并没有成为“拜上帝会”的固定公共财政模式－－可能是筹不到足够的银两，也可能是买不通官府，王、吉二人入狱不久就被严刑致死，“科炭”活动也就随之中断。但不到一个月，又有两位会众被抓走，于是又重开“科炭”。
　
　　实际上，到1849年前后，随着“拜上帝会”规模渐大，所需活动资金也越来越多：营救一些被抓的"拜上帝会"会众要钱，吃喝要钱，刊印小册子要钱，帮助生活贫困的教徒要钱，救助从紫荆山四周乡村流落此地的受苦者也要钱，制造或购买自保的简陋武器也要钱，建造急备谷仓以防当地灾荒瘟疫也要钱……

　　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已是迫切之事。

　　“上帝所愿”
　
　　杨秀清们将目光投向了会众中的富裕者。
　
　　在严厉责备某些会众信仰不坚、吝啬小气、不愿捐钱救人的同时，“拜上帝会”也开始鼓励某些富裕会众捐巨资救人，声称“这乃是上帝所愿”。
　
　　这时会中富裕者已为数不少：金田村有百亩稻田、好几家店铺当铺的小地主韦昌辉，金田几十里外平南县田跨三县、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胡以晃，以及贵县以侠气闻名的石达开。
　
　　“拜上帝会”劝说这些客家大小地主加盟、乃至捐献家产，几乎都不费什么力气－－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其拥有的财富不成比例。以韦昌辉为例，虽然家有薄财，甚至“出入衙门，包揽词讼”，但还是一直被土著大族蓝家、谢家压制。
　
　　爱名声的韦昌辉花钱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家门前高悬“成均进士”（监生的雅称）匾额，藉以炫耀乡里。蓝家却买通县里差役，乘黑夜将韦家匾额上的"成均"二字铲去，然后向县衙告发韦家冒充进士。结果，韦家父子被抓到团防局，罚去300两银子。

　　远比韦昌辉富有的胡以晃，社会地位却大体相似，同样是当地土著大族的欺凌对象。他骑马路经土豪卓家门口时，被强行拉下马推到牛圈里，卡住颈脖，用镰刀剃了半边头发，再加一顿毒打。

　　到1849年秋天，“拜上帝会”影响已经越出紫荆山、勾连周边数州县，并且与地方团练的武装冲突日渐升级。这些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太平天国高层，领导组织会众之外，又主动出钱出粮，在后勤支援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849年底，石达开率贵县“拜上帝会”会众与当地团练大规模对峙，石家子弟石福隆、石贤隆、石镇交等倾尽家中存粮准备撤退时，石达开和另一大户黄玉绣又主动出粮“在后顶起”，使得“拜上帝会”终于在当地完全压制了团练。
　
　　直到1851年金田起义之前，富裕会众毫无保留的粮米资金支援，都一直是“拜上帝会”公共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850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小头目罗能安带来巨量粮谷，令洪秀全很是欣喜之余，惊讶地问道：“如何得多粮草？”罗回答称，是会众李得胜的富裕表亲一口气捐献了粮谷二千石。
　
　　1850年2月，胡以晃更提议变卖家中所有田产，将所得及其他财产悉数捐给“拜上帝会”，以竟“天父天兄之伟业”。

　　胡以晃的提议，除了契合“拜上帝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太平天国诏书》）的“人间天国”理想外，也是洪秀全、杨秀清等正在筹划的现实考量。
　
　　物物归上主
　
　　1850年初，“拜上帝会”已经在桂平县金田村集聚了各地或贫或富、但都有强烈改变现状愿望的会众2万多人，总团营大体完成，与官府的全面武装对抗已经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团营时“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天情道理书》）：韦昌辉举家随营，韦氏亲族也有千人参加；紫荆山的会众青壮老弱一体参加，还有贵县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大批客家人，也携家带口来到了金田。

　　这样一支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庞杂队伍，如果不能统筹解决衣食问题、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必定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洪、杨的设想是将所有会众的个人财产集聚到一起，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设公共财政体系，他们将这个体系称之为"圣库"，并规定“一切缴获交归圣库”。
　
　　所谓“圣库”，也即是“天父上帝之库”。按照“拜上帝教”教义，既然一切财物都是“上帝”所赐予，自然就应该“物物归上主”，也即归入“圣库”，实现“共有共享”。换而言之，这也是所有会众的“公库”。
　
　　“处处饱暖、人人无私”的小天堂已经在招手，于是，此前当地修庙都只捐4钱银子的韦昌辉家族，以及胡以晃、石达开等少数富有者，变卖了田产、房屋，然后和其他所有会众一样，将财产尽数捐献了出来。
　
　　然后，韦昌辉、石达开成了太平天国威名赫赫的北王、翼王，而他们都在杨秀清节制之下。此时的东王杨秀清，乃是太平天国除洪秀全之外的二号人物，并且事实上操控着太平天国的军政事务。
　
　　至此，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大业，终于有了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曾经的赤贫者如杨秀清、萧朝贵和富裕者如韦昌辉、石达开，此时都没有了私财，完全“平等”了。
　
　　因而，圣库为太平天国招徕了许多投奔者，“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 （《太平天国起义记》）

　　尤为重要的是，“圣库”确保了两年后金田举事时所需大量物资的及时到位。自总团营后，韦昌辉家便成了打造各种兵器的作坊，依靠“圣库”资金，铁器木炭等材料源源不断购进，送入韦家，变成了会众们手中的刀枪。
　
　　但仅靠少数富有者捐献的资金，终归有限，在1851年太平天国大旗高扬、杀出金田、杀出桂平、杀出广西，直至席卷南中国而去时，洪秀全们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粮米及各种物质支持。在用有限的启动资金造出刀枪后，接着便要靠它们向敌人强行索取了。
　
　　“搜妖”
　
　　太平军杀出金田后，首先和清军鏖战于桂平、武宣、象州、平南各地。自诩“粮饷足、火器精”的清军屡战屡败，它的大量火器与粮食，便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1851年，清军都统巴清德在与太平军作战时败遁，“锅帐炮位，粮食辎重，尽行抛弃”，悉为太平军所有。（《盾鼻随闻录》）
　
　　毋庸置疑，“圣库”制度下“人无私财、人均贫富”的事实，令初兴的太平军士气高昂、军纪严明。并且，较之清军的无能被动，此时的太平军战术灵活，屡屡凭借“地利熟”的优势，奇袭甚至深入敌后夺取清军后勤物资。而清军不仅野战屡屡落败，连州县城池也座座失陷，这些城池的库藏，尽数进入了太平天国“圣库”之中。

　　此间，杨秀清负责统筹全局，曾读过书、“小有才”的韦昌辉则除了统兵打仗之外，还负责整个后勤供给系统，“转战大江南北，虽身罹疾病，犹令御者扶拥上马，亲自督战”，作用之大，以致于在太平军出广西之前，清军首脑向荣及赛尚阿一直认为“韦昌辉是金田大哥”。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出广西、北上长江中下游。以底层农民及天地会会众为主体的太平军将士们，带着强烈的“改天换地”愿望，在短短一两年间席卷了南中国14省，清军仍是望风披靡，“遍地金银粮米，任其载运”。

　　1852年底，太平军占领岳州，得到清初吴三桂旧存大批炮位，另外又缴获公私船只五千余艘；次年初又攻克武昌，截获清户部刚从南方各省张罗来的饷银127万余两，又接收湖北省库储银约100万两……一路打到南京，沿线清军防守不及的所有州县仓储，也都尽数落入太平军之手。

　　缴获清政府库存之外，太平军的另一种筹饷方式，是强制向民间征发。怀有强烈仇富情结、平均主义情结的太平军，最初在广西征战时，便曾强令"富者出资"。这在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中，被形容为“富家巨室，必掘地三尺、搜括靡遗”。《浔州府志》又称太平军每攻下一城，即“遍索官幕、绅商、富户……择肥而食”。（《张大司马奏稿》）
　
　　太平军攻下岳阳后，单从富户汪某一家，即“得存谷八千石，地窖内掘出银四千串，以及其它什物无数”；在武昌则“令户有珍珠金玉者，悉出以佐军”。
　
　　然后，他们每“三五成群，见高门大楼，闯然而入”。仅在历任云贵、湖广总督等官职的程香采家，即令家丁抬出“元宝银六十万两、锭件、金珠、衣饰无算。”
　
　　这一轮轮强行劫掠，导致武昌“城中公私积蓄纤毫俱罄，一切荡然”。而太平军所获钱粮财物之丰富，从过后不久往南京运送时征用民船数千艘、蔽江而下的盛况，便可以想见。
　
　　尤其是太平军攻下南京后，还做了一次全面的“搜妖”行动，官僚之家的财物即“妖产”，全数查抄充公，甚至对普通市民也规定私藏金银“即是变妖”，也就是背叛太平天国，“定斩不留”。
　
　　“进贡”与“责贡”
　
　　与此同时，杨秀清传谕天京城中百姓向圣库“自愿”进贡物资，并将官方认定的已进贡物品清单贴在门墙上，这样就“不入其家，否则搜出银十两、金一两者杀”。进贡之后，则私人持银不得超过五两。

　　把民间的“进贡”行动转化为“责贡”，是太平军征发财物的另一重要手段。在武昌，太平军对市民的“进贡”，根据不同对象做出不同对待，对那些被认为是出乎拥戴真诚的一般居民，贡献“一盘米，一百钱”即发给贡单，予以保护，而那些被认为是“虚情假意”的官绅，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一经搜出所埋藏的金银，满门抄斩。这样一来，一些官绅、富户慑于权威，便有被“劝”－－其实是连哄带威胁－－贡黄金多至数百两者。
　
　　此间，太平军“圣库”的壮大速度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据浙江巡抚何日清向朝廷禀报称，仅太平军攻下南京一城，所得白银已“不下数千万两”，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民间。
　
　　因此，有学者认为，太平军这时向民间实行征发所得，有可能比取自清政权各地地方府库所藏的还要多。（《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及其得失》）
　
　　与这种劫掠、责贡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平民眼中太平军初兴时良好的军纪。1855年，翼王石达开进军江西：所到之处“有敢于踏进民家者，左脚踏入即斩左脚，右脚踏入即斩右脚”，于是　“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

　　个中缘由，恰恰在于这种劫掠的制度性、系统性，“一切缴获归圣库”意味着不许士兵有个人财富，也就排除了士兵争蓄私财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则是太平军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有秩序的劫掠，但其对民间财富的破坏，远胜个别士兵的私自劫掠行为。
　
　　但这种行为很快就逾越最初划定的“劫富、搜妖”红线。最初，太平军每到一处征发时，总是先找到这个村庄里的穷人，或是富户的佃户，确认谁家富、谁家是“官幕家眷”，之后，便逐家逐户搜查，粮米之类不易收藏的物品，每每尽数征去，就是“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沉没之银”，也总被发掘出来，“百不失一”，而拒绝交出财物的人会被杀死以示惩处。这种“打先锋”，太平军每到一地都会实行一次，数日即止，因此“农无失业，所残性命亦不多”。

　　但随着太平天国中后期纲纪废弛，人心渐渐驳杂，到1860年代时，“打先锋”已经不再局限于富户。富户“窖金地下，尽被掘获”的同时，往往也同时“搜括四乡”，连贫家也“无有免者”。如在浙江丽水，太平军“搬运粮食络绎不绝，富者仓廪皆罄，贫者亦升斗无余。”并且，这种行为不再是数日而止，而往往是“逐月”。
　
　　这种官方劫掠行为突破自行划定的底线时，执行者的公心和私心也便随之模糊，而这也正是“圣库”连同整个“人间天国”走向崩塌的开始。

　　凡人私心

　　早在金田起义时，曾有三合会首领8人愿率部加入太平军，洪秀全即派拜上帝会兄弟16人分往这8支部队传教。16人中有15人恪守会规，各将所受赠金悉数缴纳圣库，独有1人私藏赠金而不报。此人品行不端，早就屡犯会规，至此又被证明私匿赠金，洪秀全等决定按律严办，将其斩首以警效尤。

　　由此可见，太平军初兴时的严厉军纪，也不能完全阻止作为人情常理的私心，更何况中后期杨秀清死后朝政废弛、国势颓废。而直接以私心掘坏"人间天国"根基的，恰恰是当初颁布严律的太平天国领导层。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为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于是大建宫室，穷极壮丽，宫中王娘女官，鲜衣华服。天王与东王等仪卫舆从，至千数百人之多，服用也趋于豪奢，而这些都来自本属全体成员共有的“圣库”。
　
　　据《金陵杂记》记载：“贼掳各处银钱货物，运回江宁城，向有专管各目主守，贼等以为归公，在逆首等自然取用不竭，分给群贼，殊有限制，名虽公而实不公也。”
　
　　洪、杨带头，讲究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便如病疫一样滋长，金盆玉盂固不用说，连“净桶夜壶俱以金造，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领袖人物如此，各级官员人等自然上行下效，竞相猎取圣库物资。张继庚探得的情报称：1853年前九个月，太平天国“圣库”尚存八百余万金银，到1854年春便只存百万不足。

　　此时，洪秀全设想中“人人平等”的天国，事实上已经蜕变、崩塌，而曾经食不果腹的洪、杨，出入前呼后拥，坐六十四抬大轿或三十二抬大轿，排场不逊大清帝王。更为致命的是，权倾朝野的杨秀清，渐渐连洪秀全都已经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手下当差的韦昌辉。但事实上，韦昌辉一直是杨秀清最得力的辅佐。
　
　　于是，屡遭折辱的韦昌辉被洪秀全“策反”，杀死杨秀清后，又爆发出惊人的野心和权欲，诱杀杨秀清直属部下近三万人，东王府血流成河。而后洪秀全又借石达开之力，将韦昌辉剁成肉块，以平息众怒。
　
　　此后，天国军事形势一落千丈，不满情绪也在天京城中渐渐蔓延，直至出现层出不穷的逃亡。人们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天国大势江河日下之外，更认为，名为公有的“圣库”，其实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产为之一空”的大恶。
　
　　与此同时，镇守苏、浙，皖各郡县的诸王与佐将，则逐渐把所辖地区的军权、民政与财权，统统揽在了手中。于是，这些地区的“圣库”，便成了镇守诸王、佐将的私库。
　
　　1860年，李秀成离京西征前，曾邀集合朝文武会议，劝大家“凡有金银，概行要多买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事实上，李秀成自己主持苏福省，除了向天京“圣库”解运银粮外，手中也掌握着大笔资财。1863年，天王和朝臣迫他捐助饷银十万两，他缴出了七万两。

　　反之，在敌对的湘军方面，财务与军需却因胡林翼等人不断整饬吏治，剔除中饱侵渔，使湖广粮赋增收，源源解运军前。故湘军进围安庆两载，环攻金陵3年，军需依然充足，再没有发生当年江南大营闹饷哗溃的恶性事件。

　　1862年10月，李秀成率十三王、兵力十数万之众应援天京，大战四十余日，终以天寒衣单、兵又无粮而不能坚持战斗，被迫撤退。这是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次绝地反击。

　　随后，天京城被团团包围，两年后，湘军攻入天京，城内燃起了熊熊大火，“圣库”的理想初衷，连同整个“人间天国”的美丽幻景，终归于尘土。
　
　　抽文：天王与东王等仪卫舆从，至千数百人之多，服用也趋于豪奢，而这些都来自本属全体成员共有的“圣库”。

毛剑杰，《看历史》2012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