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的一次民意测验：85％赞成女子参政

[导读]第一题“你赞成女子参政吗？”据后来公布的数据，“赞成”共计786票，“不赞成”共137票。从票数看，85％的人赞成“女子参政”；16％左右不表赞成。看来，当时人们对女子参政基本是达成共识的。


1922年11月14日，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成立14周年。为表庆贺，学校各部、各学系按照旧例，将所取得的各项成果陈列展览，供人们浏览评说。学校新成立未久的“心理实验室”，也在当天大开门户。为扩大影响，实验室同仁除了展示研究所得的多种心理测验方法外，还部分进行了“实际演练”。最突出的，是专门设制了一种测验表格，现场做了一次“民意测验”，希望以此“窥探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

这份表格设置颇为简洁，值得照录：

《民意测验》敬请答复

1．你赞成女子参政吗？

2．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

3．你最喜欢读的中国旧小说是哪一本？

4．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

5．你相信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吗？

6．中国有许多不良的风俗和习惯，你觉得那一样应当先改良？

7．北京地方上急当设立的是甚么？

8．北京地方上急当取缔的是甚么？”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份“民意测验”的设置也具有相当水准。首先，涉及的范围较广泛，从中可以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及对现实的看法；其次，切入的角度能提起人们的兴趣；再者，提问直截了当，灵活简单，回答问题较容易。

此外，测验者在现场，也做了合乎现代心理测验的安排：专门备有一只纸盒，作为票箱；又准备了水笔、铅笔多支，供答题者使用；填写问卷时，各人间不许窥视；问卷不署姓名，填好后投入票箱；票箱不允许取出翻阅。有了这些措施，就可以使填写者在完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充分表达意愿。为了使结果更为科学、准确，组织者还对选票印制采取了保密措施。他们先刻好蜡板，到纪念日的前一天才进行油印。为了保证填表质量，还对受测验的人作了限制：“旧式太太及儿童除外。”儿童由于对承担的各方责任不尽明了，易流于儿戏；“旧式太太”则大多不识字，书面表达就成问题。这些限制，应当是必要的，从后来的投票结果看，也很好地达到了所要的效果。

这样符合科学方法的“民意测验”，当时即使在高等师范学校，也是十分新鲜的，所以填表者十分踊跃，仅一天，现场收到的投票就达931张。

接下来，我们看看当时投票统计后的一些情况。

问卷第一题：“你赞成女子参政吗？”即便放在今天，这也是一个正在努力实施的课题，且看当时的人们作何表态。据后来公布的数据，“赞成”的共计786票，其中男性524人，女性51人，其他未注明性别者211人。“不赞成”的共137票，其中男性95人，女性7人，未注明身份者35人。从票数看，85％的人赞成“女子参政”；16％左右不表赞成。此外，有8票并不简单回答赞成与否，而作具体分析，例如“赞成品学都好的女子参政”；“赞成有知识的参政”；“女子尚无参政之资格，俟有真正学识，始可论之”……这大约表示了知识及“品学”在参政中的重要作用。看来，当时人们对于女子参政，基本是达成共识的。

答卷第二问对当时的人们意义也许更重大些：“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结果显示，填可任大总统者共有28人。其中票数集中领先的，第一名为孙中山，327票；第二名为黎元洪，122票；蔡元培名列第三，29票；段祺瑞第四，17票；吴佩孚第五，15票……孙中山的呼声最高，一人占了全体合格票数的56％。黎元洪虽排第二，可票数仅为孙中山的1/3。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行为作派，在当时受到了知识阶层及国民的广泛认可，当时的人心所向，可见一斑。

除去这几位票数居高者，进入这份名单的还有一些今人耳熟能详的人物。譬如冯玉祥，位列第八，获7票；紧随其后者为陈独秀，获5票；以下为梁启超、胡适。另外，康有为、汪精卫、张作霖等，均仅获1票。令人意外的是，演员梅兰芳也名列其中，获得了6票。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心目中的大总统人选，还是颇注重其“执政能力”的。较纯粹的武将，如阎锡山、陈炯明、张作霖、张勋等，票数极低；较纯粹的文人，如胡适、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得到的支持同样很少。孙中山有政治头脑，有执行力；黎元洪有实力，有谋略，亦有一定主张，在人们心目中，这些是国家首脑应具备的重要条件。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在名人圈中寻找“大总统”。一些人看着自己就很不错，故在票上填“我自己”、“洒家”、“举我”者，达21票；认为“大总统”没什么作用的，便填写“老百姓”、“一个老农”、“做工的”、“现在学生中之一人”，甚至“我的老差役”云云。对人选失望者，有回答：“谁也不配做大总统”，“没生”，“一个也不佩服”等；骂人的，填“饭桶”、“狗”的也有。有些人没有提出人选，但提出了“大总统”的任职资格。例如要求是“平民中人格高尚者”、“好人”、“热心民事者”、“对于民事有一定政策之人”、“学界人”、“没有私心的人”、“袁世凯一样的人”等。可见当时的人们颇具个性，并不愿定于一尊。当然，这也反映出“测验”的设置恰当，使得人们可以畅所欲言。

“民意测验”的第三问是“你最喜欢读的中国旧小说是哪一本？”这是个文化问题，因此是容易回答的。投票结果：《红楼梦》高居榜首，获419票，占合格票数的51％。紧随其后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再往下却并非今人常说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而是《儒林外史》。《西厢记》列第五，《东周列国志》第六，第七是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西游记》位列第八，仅8票。位列第十的《金瓶梅》，只有3票。看来宣传力量强劲，可以对阅读产生相当的影响——因为当时还没有像今天那样给古典小说排名的情形，故《西游记》并不如人们想象那般受欢迎。排名前三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不仅艺术水准高，还有相当可读性，它们普遍被接受，可以显现民国时期读者的自觉选择。

问卷的第四问为：“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测验结果，孙中山列第一，吴佩孚第二，第三位为冯玉祥，蔡元培第四，梁启超第五。以下依次为黎元洪、胡适、段祺瑞、陈独秀、章太炎、汪精卫、梁漱溟。此外，李大钊、张勋、张作霖、陈炯明、梅兰芳等，均仅获一票。从结果看，文人占位较多，其中从事教育工作者较突出，政治家略少一些。

这一问的统计可与推举“大总统”一问相对照，孙中山在这两项中均位列第一，除他位置未变外，其余多人的位置有明显变化。在“大总统人选”中，黎元洪位列第二，在“最佩服人选”中却滑至第六；冯玉祥在前者中排名第八，后者中却跃升第三，使得原来位居第三的蔡元培退居第四。“大总统人选”中只得3票，位居第十三的梁启超，此时却达及第五，并获40票。原来亦只获3票的胡适，这下也升至第七，得票37。今人印象不佳的吴佩孚，在当时居然升为“最佩服的人”第二，紧随孙中山之后，得票60。若回到历史现场，吴佩孚倒实在是个可以认真研究的人物。

“民意测验”的第五问“你相信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吗？”回答“否”，认为无存在必要的有555票，占合格票数的69％；“赞成”的占31％。

第六问：“中国有许多不良的风俗和习惯，你觉得那一样应当先改良？”这个题目由于各人生活境遇不一，回答得有些庞杂。从结果看，在家庭婚姻方面的票数较多一些，有151票。其中回答“婚姻”者60票；“多妻”34票；“早婚”10票；“夫权”、“买卖式婚姻”各1票。“旧家庭制度”（又指“大家庭制度”）45票。当时的人们，因为新思想的涌入，对于旧的家庭婚姻状况已大为不满，可能够具体指出其毛病何在者，又不甚多，大都只能对“婚姻”二字笼统表示不满。看来当时的人们是感受到了不足，可出路在哪里又不甚清楚。另外，“男女交际不公开”、“男女不平等”、“恋爱不自由”等，也占到相当票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保守情形。谈到具体需改良的风俗，票数最多者为“缠足”，当时缠足应当还是较为普遍。以下是“吸烟”，19票，其中有5票写明“鸦片烟”。还有涉及操行的，譬如“虚伪欺诈”、“私心”、“守旧”、“不守时刻”等。这些大约是人性不良的一面，可改良起来，却有待全社会风气的好转。

对于需要改良的人物，票数最高为“娼妓”；之下是“官僚”、“军阀”、“兵”、“盗”、“腐败人物”、“资本家”……这充分反映出人们对特别人群的看法。

第七问是：“北京地方上急当设立的是甚么？”结果票数最高为“电车”，下来是“工厂”，再下来是“平民学校”。从范围看，以要求设立各种教育设施为最多，如“平民学校”、“小学校”、“演讲所”、“女学校”、“露天学校”……于此类别相关的还有“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反映交通方面的，有“电车”、“马路”、“路上电灯”……另外，还有建议设立“救济贫民机关”、“孤儿院”等慈善机构的，共计31票。政事方面，有人提议设立“好政府”、“监督政府团”、“女子参政会”等。因为题目仅涉及北京地方，故只获12票；其余“音乐会”、“风俗改良会”、“地方自治会”、“男女平等会”、“男女社交公开机关”等机构设置，获15票。

此次“民意测验”的最后一问，仍是地域性的：“北京地方上急当取缔的是甚么？”回答结果以“娼妓”为最多，汽车意外地成了“急当取缔”的第二，名列第三的是“治安警察法”。针对人群而言，“娼妓”之下为“兵”（其中有指明“军阀”），第三是“官僚”，再往下有“拆白党”、“游民”、“贫民”甚至“警察”、“国会议员”……希望“急需取缔”的另外一项排首，竟然是“汽车”，与“急当设立”第一的“电车”形成鲜明对比。想来当时的“电车”用于公交，是大多数“百姓”所乘；汽车则多为官员或有钱人使用。在选出“汽车”一项中，有许多票特别注明是“急速行驶的汽车”。在公共卫生领域，认为应当“急需取缔”首为“粪车”，其余提到的有“赌博”、“阔人俱乐部”、“公园的门票”、“婚丧仪仗”、“辫子”……不一而足。

据一些资料介绍，主持这次“民意测验”的，是我国早期心理学家张耀翔。张早年留学美国，获心理学硕士学位，是最早将西方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重要人物。这次的“民意测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这次运用较为科学方式进行的“民意测验”，在中国当为首次，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因而值得特别关注。对于今天的人们，也更有了解当时社会情形的历史价值。

杨建民，《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