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9日 星期六
牛寨大队的1960年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洋硕 发自安徽阜阳
牛寨大队的1960年是从饥饿中开始的。
大年三十那天,队里的食堂没有开火,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红薯面稀饭,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稀稀拉拉,“看着跟驴尿差不多”。那时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把夹杂在中间没消化掉的麦粒洗洗,煮来吃。
村里的老人说,那哪儿算是春节?应该叫“鬼节”!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离去的人,大多死于饥饿。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年初,大队总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将近四分之一。
五十多年后,那些年村里挨饿的故事,本该随着老人们的生命一一离去,但就在2011年1月,牛寨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出版了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他在书中对话了当年在牛寨大队的38位老人,记录下了这个村庄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片段。
作者是牛犇,他觉得自己写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的初衷“并非多么高尚”。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喜欢文学,后来当了记者,仍想着写散文、写小说。他写过短篇,写过散文,写过自传体小说……十几年的手稿装订在一起,足以弄成好几本大部头的书,但始终没有人愿意为他出版。“出书”,成了他的心结。侄子建议他,“不如写点实的”,没准能出版。他狠了狠心,干脆就写老一辈经历的“大饥荒”。
他把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小范围内聚焦,让镜头投放到牛寨大队——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搜了一下,一个生产大队的口述史,果然没人写过。
那时候牛犇并不知道,他的“怀才不遇”却让他掘开一段段尘封在村里那些老人记忆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
“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牛犇说自己并不想渲染大饥荒的悲惨,更想展现那个时代下的人性,因为“这样更靠近文学”。不过,朋友看了那本书却问他:“你展现的为什么都是人性的阴暗面呢?”
他开始觉得这源于自己一直以来的悲观,后来想想又不对,仿佛是那段岁月本就压抑了人性里善的一面。“越是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人性的卑劣展现得越彻底。”牛犇说。
牛犇突然想起,在访谈时,68岁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泪流满面。那一年,他快要饿死。他娘走过来叫他的小名:“官,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别死屋里。”
于是,他就真的“去死了”。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有一点力气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那时候,人死了,家人还有力气的,就地浅浅挖个坑,用箔简单包一包,盖点浮土,叫作“软埋”。家人没力气的,就直接把尸体扔在村旁的“浪死岗”(专门扔儿童尸体的地方)。牛付中父亲饿死的时候,在家里放了一个星期,因为这样还能去食堂多打份稀饭。那段时间他没敢哭,“一哭人家就知道你家里死人了”。
一个星期前,他弟弟也饿死了,“我娘她是不愿再看到家里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样的话,她即使不死也会疯掉。”牛付中说。
于是,他又开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个饿极了的人。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苗。他们把刚发芽的豆苗“一个一个往嘴里塞”,总算是活过来了。
公社里种下的秧苗,往往一夜之间就被饿极的社员偷偷吃光。只好再种,再被偷。能吃的都偷,会偷就能活命,“会偷就是英雄”。
后半夜时候,牛付中决定还是回去。那段路上,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饿死的人。他也不怕了,干脆直接从他们身上跨过去。
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他敲敲门,却把他娘吓得不行。他娘喊着:“官,我求你了,你回去吧,死了别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他连说:“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没死。”他娘才敢开门。娘俩抱在一起一直哭到天明。
“那种不积德的事”
牛犇发现,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乡里间相守的规矩都不存在了,更无所谓什么道德,“为了活命,什么也都不讲了。”
由于大炼钢铁,村里的树已经被砍光。食堂没有柴火,生产队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来烧。照老理儿,没人愿意干这偷坟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领到一碗稀饭吃,缺德也就不算什么了。
马春清和马昌贵当年都去扒过棺材板,每次至少得给“人家”留一个棺材底儿。他们觉得,其实村民们还坚守着一个最后的底线,“谁也不会去扒自家的坟”;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即使自己不去,自家的坟也难以幸免。只是没人说,也没人敢去制止。
58岁的鹿振斌至今不愿提起父亲鹿少致,他认为父亲当年干了“那种不积德的事”,是村里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岁,饿得浑身肿胀淌黄水,连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会粘在身上,揭不掉。
父亲吃人肉的事让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他娘临死说,不愿意和他父亲葬在一起;而他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父亲上过坟。后来鹿振斌对牛犇说,“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谅他。”
“撵那些检查的人!”
由于过度饥饿,村里不少人都患了浮肿病。但那一年,正好赶上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阜阳视察,当地领导为了隐瞒灾情,通知各大队禁止浮肿病人出门。时任牛寨大队大郭生产队队长潘文体就听说:有个地方把所有浮肿的人都关在一座破窑洞里,窑洞突然塌了,死了一百多人。
潘文体对牛犇承认,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他也曾把饿得浮肿的人关屋里,不准出来。但有一次,他却豁出去了。
当时,时任阜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白永利下来检查。潘文体虽弄清对方的职务,却觉得与其饿死,不如豁出去闯一把。他把生产队里浮肿的人都喊了出来,“都给我撵!撵那些检查的人!”
那天潘文体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批浮肿的人,一个个瘦得没人样,走路一歪一歪。来检查的白永利一回头,看见他们,问他想干啥?他说,“我是生产队长,我们没东西吃怎么弄?”
作为生产队长,潘文体也知道这样干后果很严重,“但再严重也严重不到要人命吧?”后来白永利帮他写了封信,让他拿去大队部。他挨了张效林的一顿骂,却给生产队要来不少粮食。
村里浮肿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960年三四月份的时候,牛寨大队建了一所浮肿医院。孙朝山当年只有17岁,因为和生产队长沾点亲戚,被批准住进了浮肿医院。
这里可比在家强多了,“稀饭稠点,给的量也多点”。尽管如此,他还是看到一只老鼠从病人脚下经过,当场被大家打死,放到锅底下烧烧分着吃了。
当时孙朝山的二叔也在浮肿病院住着。他和另外一个人正聊着天,两人头一歪,都不行了。医院的人赶快给他们灌面糊,另一个人没灌过来,死了。医院的人就从他嘴边接流出来的面糊,拿过来再灌他二叔。他二叔这才捡回条命。
马春秀当时是牛寨卫生所所长,他记得,当时大队浮肿人太多,药不够,医生只有一个办法,给病人“放水”——在病人腿上扎针,让肿腿里的坏水从针眼里流出来。
马春秀同时负责人口统计。那时牛寨大队死了人,不能瞒报,却必须“谎报”。他们必须给死者编谎,发烧、拉肚子……反正得写出个病名。“你不能说是饿死的,那样上边的不愿意。”
“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
在写书的过程中,牛犇发现: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再小一点的权力不受制约,都会引起私欲。
对于当时食堂里的人来说,“偷吃是肯定的”。马春采当时是牛寨大队马营小队的食堂司务长,小名儿叫侠,人又长得黑,村里人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黑侠”。因为常常中饱私囊,村里人给他编排了童谣:“猪殃殃,爬园子,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有一次,几个孩子唱着童谣正好让他听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顿。
五十多年后,他依然不愿承认童谣里讲的丑事,但在记者追问下也说“私心谁都有”。他觉得自己当年也拿米糊救活过别人的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只记得他的坏,不记得他的好。
村里的干部常常给食堂的人开会,不准他们多吃,但干部自己也会在食堂私自开灶。
一天夜里,徐年庄小队的炊事员王秀琴,不小心撞见几个村干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红薯,她被叫去与他们一起分享。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因偷吃被轰回家,她偷吃却再也没有被处分过。
采访过程中,牛犇在当地档案馆发现了一份行流公社写于1960年3月24日的《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上面写道:“从这个队里拖(脱)产干部来说,坐不‘下去’,同时还偷吃偷喝,如周大队长(周培云,时任牛寨大队大队长)在晚黑不断回去做私饭吃……又如大队张书记(张效林,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其他的干部都下去了,他和潘书记(潘桂师,时任腰庄支部书记)还有一会计吃白面莫(馍,馒头)和牛肉,并且还弄的酒喝。”
大队的粮食会计闫学俭则记得,大队书记张效林用公家的东西养猪。其实,作为粮食会计的闫学俭,自己也掌握着批粮大权。他不愿说当年是否动过私心。
“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牛犇从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但随着与一个个老人对话,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吴元仲是当时大队的文统会计,他记得当年亩产不到100斤的麦田,最终被吹到了亩产2000斤。他常常为大队书记张效林准备材料,“你要是写少了,他当时就熊(骂)你!谁不怕?所以就闭着眼睛吹。”
为了完成交粮任务,地里的粮食被十万火急地运走。一车一车的红薯片由于没晾干就交了上去,最终发霉烂在了粮站,老百姓却没得吃。在那场饥荒中,吴元仲饿得右腿浮肿,但他觉得,这也不怪张效林,都是“环境逼的”。
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无所谓救赎。当年的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惨剧与自己有关。牛犇问他们:“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让我这样搞,我就这样搞。”
牛犇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谁去考虑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牛犇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传体小说里,引用过卡夫卡的那句“你是作业,举目不见学生”,他在后面还接了一句:“但所幸,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涂鸦的学生。”这句话放在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上,同样贴切。
不过,并非所有“作业”都“举目不见学生”。镇上的老人刘邵起回忆,大饥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战友”们被指派到火车站,给各地来的逃荒人送干粮。那些人已经饿得没有人样,其中一个就来自阜阳。他说完这些,似乎有些内疚,非常认真地小声叮嘱,“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则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恐惧。牛犇记得,在他访问的过程中,有个老太太说到反瞒产时自己藏豌豆,说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讲了,然后问旁边的人,“我讲这些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成了替罪羊”
写书的过程中,牛犇觉得最难的一次,是采访当时的牛寨大队书记张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还是心有余悸,老人似乎已无法面对那段岁月。最后,牛犇找了一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帮忙,才最终说通。
虽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这位大队书记,当时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牛犇却不忍心再追问这些。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他觉得,张效林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完不成任务上面也熊(骂)他”,“挨饿的时候,其实他的腿也肿。”
张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队长周培云一起下乡,两人被石头绊倒后便爬不起来,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时候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生产没上去,也是你的事。”张效林说。
大饥荒发生后,张效林被拉到芜湖集训,下地拉犁、干活,像个犯人。直到后来“甄别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个公社,当了监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当时省里不承担责任,县里不承担责任,但上边搞的怎么能怪下边呢?”张效林对牛犇说,“谁敢提意见呢?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牛犇曾试图寻找村里那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当年的食堂、当年的浮肿医院,却一处都没有找到。他小时候,“大跃进”时被砍光的树已经重新种上,每到这个季节,乡间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饥荒仿佛只是无情地带走了930条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迹。
书写完后,每次回到牛寨,牛犇都会听说书里的某个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当年差点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务长“黑侠”马春采……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轻人浪费粮食时,才会语重心长地讲起那个挨饿的1960年。
当年的大队书记张效林,如今已经站不起来,每天瘫在椅子里,守在电视前看戏。听到“1960年”和“大饥荒”,老人像个孩子一样,拼命把记者的名片往门外扔,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书中的张效林。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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