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5日 星期日
孙中山与袁世凯北京会面背后的故事
表面看来,孙、袁关系融洽,但双方其实各怀心事。袁世凯从未真正放松警惕,而孙中山也并非完全放弃对最高权力的争取,只是限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暂时屈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结束长期海外流亡回到国内,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清廷颁布了《退位诏书》。次日,孙中山履行先前承诺,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提名选举袁世凯为继任人。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临时政府北迁,南北统一初步告成。
虽然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但黄兴在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出任南京留守,对袁世凯仍然具有一定威胁。同时,革命党人也是参议院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对政府有制约作用。为了缓和局面,稳定局势,袁世凯派专人南下,邀请孙中山、黄兴到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抱着疏通南北感情、“融合意见”的良好愿望,不顾周围人士劝阻,决意北上。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袁世凯派心腹赵秉钧前去欢迎。北京一时万人空巷,市民争睹其风采,各报刊争相采访、报道孙中山之行。
当晚,袁世凯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并亲自为孙中山执盏,谓:“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中山表示,国内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唯有恢复生产,兴办实业,开源节流,而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提出修筑全国铁路之务,希望袁世凯给予帮助。宴会结束后,袁对人感慨与孙相见恨晚,谓:“不图中山如此嘹亮!”孙中山亦对其他人称:“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孙中山年谱长编》)
孙中山此次入京,正值时局微妙之际。就在孙入京前9天,作为武昌起义元勋之一的革命党人张振武,因与黎元洪的矛盾被黎电请袁世凯杀害于北京,一时舆论哗然,革命党的报纸激烈抨击,其他报纸也纷纷加入声讨队伍,指责这一行为“违法”。南方的革命党人极为愤慨,本拟随孙中山北上的黄兴因此推迟行期,两次发送电报严词质问袁世凯,有人甚至要求用武力解决此事。袁世凯政府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此时孙中山进京,可谓雪中送炭。早在双方会面以前,孙中山就经常在多种场合表示信任并支持袁世凯。他还在张振武被杀一事上为袁开脱,在催促黄兴进京的电报中,孙中山明确表示,袁世凯同意处死张振武是迫不得已,是为了促进当时南北统一的大局。正是孙中山的坚持,本已放弃入京计划的黄兴最终还是来到了北京。
而袁世凯对孙中山也是非常期待,孙在京期间,袁自始至终态度谦卑,为表示礼让,他将自己在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的临时大总统府第作为孙中山在京居所。据时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描述,双方长谈共计13次,谈话时间多为自下午4点至晚上10点或12点,有时甚至延长至翌日凌晨2点。多数会谈只限孙、袁及梁士诒3人,内容皆国家大政、中外情形,如内阁、土地、实业、军队、外交、迁都、党争、对外借款等(《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袁世凯一再表示孙中山、黄兴是建立民国之“首功”、南北统一之“关键”、民国安危之“所系”,并表示待正式大总统选出之后,也要退出政坛,与孙、黄共谋社会建设事业。对于会谈结果,孙中山也是满意的,他曾经亲口对袁表示:“10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同时,多次公开劝诫国民党人破除党界,勿争意见,与政府保持一致,和衷共济。
铁路和实业是这一时期孙中山非常关心的问题。卸任总统之后,孙中山的政治热情下降,他认为,民国建立之后,三民主义之民族、民权均已完成,唯有民生问题尚待解决。他基本不理会同盟会日常事务,将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他开始游历国内各省,所到之处即阐释其实行民生主义的主张。在孙中山看来,“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在卸任总统之后的几个月中,孙考察了津浦、胶济、京张等重要铁路干线。1912年9月9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规定:在借款方面,纯然输入商家资本,不涉及政治意味;权限方面,未动工之铁路归孙中山经营,已修未成之路线,其管理权限需要与交通部商定;用人方面,一切以孙中山为准,政府不加干涉;经费方面,暂由交通部每月拨款3万元以资开办,日后再行续筹。孙中山也具体实施了铁路计划,于同年10月在上海创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名义赴日考察。但随着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决裂,上述约定迅速沦为一纸空文。
孙中山与袁世凯都是清末民初影响巨大的政治强人,双方的会见具有重要意义。孙中山在公开场合对袁的推崇进一步提升了后者的声望,其卸任总统之后专心实业的一系列表态进一步淡化了对抗态度。参议院中国民党议员与北洋政府的对立也开始缓解。袁世凯则通过表面上的谦卑姿态,表达了他作为临时大总统所具有的开诚布公的政治胸怀,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地位与向心力。南北之间似乎开始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因张振武案而引发的动荡局势被稳住,该案最后不了了之。
表面看来,孙、袁关系融洽,但双方其实各怀心事。袁世凯从未真正放松警惕,而孙中山也并非完全放弃对最高权力的争取,只是限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暂时屈就。孙中山既是一个信仰上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策略上的实用主义者。他曾公开说明:“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10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10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民立报》1912年9月3日)就在孙中山在京期间,由孙所创办的上海英文报纸《民国西报》却在攻击袁世凯。他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与袁达成了共识,但分歧始终存在。孙中山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现实情况的务实选择,有些姿态绝非其内心的真实表露。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不到一年之后,孙、袁二人关系就迅速跌入冰点,并最终兵戎相见。
作者: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民国政治文化史、民国北京历史。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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