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袁世凯北京会面背后的故事

表面看来，孙、袁关系融洽，但双方其实各怀心事。袁世凯从未真正放松警惕，而孙中山也并非完全放弃对最高权力的争取，只是限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暂时屈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结束长期海外流亡回到国内，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清廷颁布了《退位诏书》。次日，孙中山履行先前承诺，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提名选举袁世凯为继任人。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临时政府北迁，南北统一初步告成。

　　虽然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但黄兴在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出任南京留守，对袁世凯仍然具有一定威胁。同时，革命党人也是参议院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对政府有制约作用。为了缓和局面，稳定局势，袁世凯派专人南下，邀请孙中山、黄兴到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抱着疏通南北感情、“融合意见”的良好愿望，不顾周围人士劝阻，决意北上。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袁世凯派心腹赵秉钧前去欢迎。北京一时万人空巷，市民争睹其风采，各报刊争相采访、报道孙中山之行。

　　当晚，袁世凯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并亲自为孙中山执盏，谓：“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中山表示，国内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唯有恢复生产，兴办实业，开源节流，而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提出修筑全国铁路之务，希望袁世凯给予帮助。宴会结束后，袁对人感慨与孙相见恨晚，谓：“不图中山如此嘹亮！”孙中山亦对其他人称：“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孙中山年谱长编》）

　　孙中山此次入京，正值时局微妙之际。就在孙入京前9天，作为武昌起义元勋之一的革命党人张振武，因与黎元洪的矛盾被黎电请袁世凯杀害于北京，一时舆论哗然，革命党的报纸激烈抨击，其他报纸也纷纷加入声讨队伍，指责这一行为“违法”。南方的革命党人极为愤慨，本拟随孙中山北上的黄兴因此推迟行期，两次发送电报严词质问袁世凯，有人甚至要求用武力解决此事。袁世凯政府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此时孙中山进京，可谓雪中送炭。早在双方会面以前，孙中山就经常在多种场合表示信任并支持袁世凯。他还在张振武被杀一事上为袁开脱，在催促黄兴进京的电报中，孙中山明确表示，袁世凯同意处死张振武是迫不得已，是为了促进当时南北统一的大局。正是孙中山的坚持，本已放弃入京计划的黄兴最终还是来到了北京。

　　而袁世凯对孙中山也是非常期待，孙在京期间，袁自始至终态度谦卑，为表示礼让，他将自己在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的临时大总统府第作为孙中山在京居所。据时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描述，双方长谈共计13次，谈话时间多为自下午4点至晚上10点或12点，有时甚至延长至翌日凌晨2点。多数会谈只限孙、袁及梁士诒3人，内容皆国家大政、中外情形，如内阁、土地、实业、军队、外交、迁都、党争、对外借款等（《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袁世凯一再表示孙中山、黄兴是建立民国之“首功”、南北统一之“关键”、民国安危之“所系”，并表示待正式大总统选出之后，也要退出政坛，与孙、黄共谋社会建设事业。对于会谈结果，孙中山也是满意的，他曾经亲口对袁表示：“10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同时，多次公开劝诫国民党人破除党界，勿争意见，与政府保持一致，和衷共济。

　　铁路和实业是这一时期孙中山非常关心的问题。卸任总统之后，孙中山的政治热情下降，他认为，民国建立之后，三民主义之民族、民权均已完成，唯有民生问题尚待解决。他基本不理会同盟会日常事务，将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他开始游历国内各省，所到之处即阐释其实行民生主义的主张。在孙中山看来，“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在卸任总统之后的几个月中，孙考察了津浦、胶济、京张等重要铁路干线。1912年9月9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规定：在借款方面，纯然输入商家资本，不涉及政治意味；权限方面，未动工之铁路归孙中山经营，已修未成之路线，其管理权限需要与交通部商定；用人方面，一切以孙中山为准，政府不加干涉；经费方面，暂由交通部每月拨款3万元以资开办，日后再行续筹。孙中山也具体实施了铁路计划，于同年10月在上海创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名义赴日考察。但随着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决裂，上述约定迅速沦为一纸空文。

　　孙中山与袁世凯都是清末民初影响巨大的政治强人，双方的会见具有重要意义。孙中山在公开场合对袁的推崇进一步提升了后者的声望，其卸任总统之后专心实业的一系列表态进一步淡化了对抗态度。参议院中国民党议员与北洋政府的对立也开始缓解。袁世凯则通过表面上的谦卑姿态，表达了他作为临时大总统所具有的开诚布公的政治胸怀，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地位与向心力。南北之间似乎开始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因张振武案而引发的动荡局势被稳住，该案最后不了了之。

　　表面看来，孙、袁关系融洽，但双方其实各怀心事。袁世凯从未真正放松警惕，而孙中山也并非完全放弃对最高权力的争取，只是限于自身实力的不足暂时屈就。孙中山既是一个信仰上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策略上的实用主义者。他曾公开说明：“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10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10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民立报》1912年9月3日）就在孙中山在京期间，由孙所创办的上海英文报纸《民国西报》却在攻击袁世凯。他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与袁达成了共识，但分歧始终存在。孙中山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现实情况的务实选择，有些姿态绝非其内心的真实表露。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不到一年之后，孙、袁二人关系就迅速跌入冰点，并最终兵戎相见。

　　作者：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民国政治文化史、民国北京历史。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