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订法律、草菅人命的“青天”

韩复榘其人（下）

　　澄清吏治，绥靖地方

　　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张绍堂、李树春、何思源等是他的主要幕僚。

　　在吏治方面，韩复榘规定政府人员都必须穿戴与士兵一样的布制服装，对政府人员吸食毒品惩罚很重，一旦发现，轻则革职，重则枪毙。他特别厌恶贪官污吏，专门设立了高级侦探队，对各部门和各市县进行明察暗访，定期直接向他密报。发现有贪污受贿官员立即逮捕，以军法处置，当时经常有一些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被枪毙。韩复榘还给公务人员规定了严格的工作时间，规定省府机关每周进行三次朝会：星期一为“总理纪念周”，星期三为“勉励会”，星期五为“军事训练”。韩复榘和各厅长、省府委员轮流讲话，并常常点名，点名不到者定受惩罚。

　　韩复榘上任后不久，山东境内匪情严重。他先后颁布了《守城剿匪办法》以及各种剿匪奖惩办法。韩复榘亲自担任清乡督办和清乡总局局长。鲁南抱犊崮山区（今枣庄境内）是土匪活动猖獗之地，韩复榘自任总指挥亲临前线督剿，前后历时一个半月，作战数十次，斩获土匪数千人。

　　刘黑七乃流窜华北七省的巨匪，聚众万余，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韩复榘先是派兵进剿，因收效甚微，遂改剿为抚，将刘黑七部改编为山东警备军。未及半年，刘黑七不听调遣，率部窜入河北继续为匪。刘黑七经过霸县时还掘了韩复榘的祖坟，以发泄仇恨。两年后，刘黑七再度窜向鲁西，继续为匪。韩复榘率军严阵以待，亲督手枪旅赴泰安坐镇指挥。由于旷日持久未能剿灭刘匪，韩复榘曾向南京政府递送辞呈，经蒋介石再三挽留，韩复榘才打消辞意，继歼灭刘黑七之后，韩复榘又相继剿灭了山东境内的其他小股土匪。到1935年左右，山东境内的大股土匪已基本肃清。

　　韩复榘主鲁以后雷厉风行，禁烟禁毒。对于吸食鸦片者，韩复榘的做法是“事不过三”，第一次抓住就打一顿，第二次抓住还是打一顿，如果是第三次抓住，就二话不说直接枪毙。对于抓住的毒品贩子，则无论其叛卖毒品的数量多少，一律枪毙。韩复榘在山东杀人较多，许多人说他“杀人如麻”，动不动就杀人，其实，他杀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土匪和烟贩。

　　共事何思源，礼遇梁漱溟

　　韩复榘刚刚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只有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关系密切，又是蒋介石点名安排在山东的。起初，韩复榘认为何思源是蒋介石派来的人，对何思源怀有戒心，十分冷淡。

　　韩、何之间的第一次交锋是因省财政要削减教育经费引起的。何思源愤而面见韩复榘，态度强硬地表示：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他还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不成想，性格直爽的韩复榘非但没有被触怒，反而起身对他说：“我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正是不打不成交，韩复榘与何思源从此反倒成了朋友。韩复榘非常赏识何思源的耿直和勇气；何思源则发现“和韩复榘相处很容易，向韩直攻是有效的，对他要爽快些，说话不要转弯抹角。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但他不是阴险的人”。尽管如此，韩复榘周围的人还是不能容忍何思源的存在，非要把他从山东挤走不可。韩复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思源一个人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 对教育工作，韩复榘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而且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韩复榘十分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要重新弘扬孔教，以旧道德作新生活，启导民众走入思想的正轨，“在旧道德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范围内竭力实行”，他认为只有提倡旧道德，注重“四维”、“八德”，使之在人民心里潜移默化，才能使异端邪说无隙可乘，共产主义思想不禁自息，才能培养起国民千万世的精神命脉。他的这些思想，对他统治山东时在文化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施政纲领也有一定的影响。

　　韩复榘主政期间，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对学生实行严密的训育制度，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宣讲三民主义理论，攻击共产主义思想，灌输“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和平”的封建伦理道德，“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他积极倡导“尊孔读经”的文化复古运动，发起修复孔庙活动，在济南主持祀孔大会并成立“文化建设协会山东分会”，自任名誉干事长。1934年韩复榘发起成立“山东孔教会”（1937年改称“山东孔学会”），提倡“倡孔教”、“正人心”。

　　韩复榘治鲁期间十分重视教育。他曾说过：“近来我国社会愈趋愈下，最大原因为教育落后而不普及，凡事皆不知其所以然。”在他就任之初，就将“普及教育”列为四项“政治计划”之一，制定了《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勒令学龄儿童必须入学，经劝告不听者受罚。韩复榘治鲁七年，不但从来没有拖欠过教育经费，而且教育经费逐年增加。据当时的教育厅报告，省教育经费，1932年之前每年是二百多万元，1933年之后每年则增至三百多万元；县教育经费（地方）1930年是三百多万元，1931年之后每年则增至四百多万元，1935年后更增至五百多万元，使得山东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韩复榘主政之初，全省只有初级中学十三所和后期师范六所。韩复榘鼓励各区县办学，将教育工作的好坏作为考核县长政绩的主要内容之一。韩复榘在学校教育方面推行义务教育，所谓义务教育即在全省一百零八个县开办两千多所短期小学，每年拨付经费在二三百万元，自1935年起开办。在以后的几年中，山东省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了班次以外，又增设了许多中小学，还增设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八所乡村师范和四所职业学校。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国立青岛大学，次年改名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大部分经费由山东省库支付。以韩复榘为首的山东省政府大力支持该校的创办，每年协款三十六万元，占该校全部经费来源的百分之六十。韩复榘还令省、县两级政府每年拨款几十万元，通过民众教育馆进行社会教育。韩复榘除进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外，鉴于“乡村教育落后，农村破产”，又特别强调乡村教育，以便“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双轨进行”。

　　韩复榘在山东期间另一项可称道的是，大力支持并推行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韩复榘在听了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乡村建设派”的创始人梁漱溟的讲学后，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后来便在山东鼎力支持并推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旨在以此推进政治及行政改革。韩复榘说：“中国紊乱至此，非从农村整理入手不可，余个人对此迷信甚深。

　　在济南曾办‘村治学院’，现在山东又办有邹平之‘乡村建设研究院’。”又说：“我学识浅陋，而有学识的即‘乡村建设研究院’。因为它是集合知识能力分子在救济农村，一方（面）培养农民知识，一方（面）把农村组织起来，有组织才有力量。”他还说：“军队需要整理，不整理早晚要垮；政治也需要改革，不改革也是早晚要垮的。”他呼吁：“我不会改革，请梁先生帮我们改革吧！”韩复榘对梁漱溟非常尊重，当面称之为“梁先生”。凡梁漱溟所提建议，韩复榘大多采纳。梁漱溟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起初，韩复榘划出邹平、菏泽、济宁三个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后扩展到两个专区（菏泽、济宁）共十九个县，所有专员、县长和保安司令都由“乡建”派人士担任。仅菏泽几个县就训练出约五万人的地方自卫武装。由于“乡村建设研究院”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当时人们称其为“第二省政府”。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韩复榘作为一个地方军阀，能有这样的胸襟和雅量，确实十分难得。

　　梁漱溟以后评价韩复榘说：“韩复榘作战英勇，又比较有文化，方深得冯玉祥的重用和信任，一步步提拔，而成为冯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他离冯投蒋，去山东主政八年，曾试图做出一些政绩，直到抗战爆发，被蒋介石杀头。”“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后，蒋介石为搜罗韩复榘的罪名，曾召见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开口先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的？”性格耿直的何思源不肯落井下石，实事求是地回答说：“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出卖鸦片。”

　　身为省主席，不改草莽本色

　　何思源回忆的几件事，颇能反映韩复榘的性格。

　　1933年至1935年，黄河三次决口,山东受灾，南京政府派卫生部长刘祥恒前往山东视察灾情，却没有带来分文救灾款。韩复榘听说后就对何思源说：“你去招待他，对他说，中央来山东视察的人已有几起，我们连招待费都花不起了，如果刘祥恒不拿救灾现款来，就别来见我。”韩复榘还曾经组织灾民到铁路上拦截火车，凡不交款者就不许通过，并派兵保护灾民，告诉士兵谁敢动灾民一下，就向谁开枪。韩复榘还曾经将鲁西三十多万名灾民，分别送到鲁东及胶济津浦两铁路沿线未受灾地区“代养”一个冬季，韩复榘对各县县长说：“灾民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要好好招待。”

　　韩复榘曾多次对人说：“我决不喝兵血。”他每月的薪俸是六百多元，特别办公费一千元，特别开支两万元，这些都在预算内。特别开支包括顾问及应酬开支，如冯玉祥带着一营卫兵在泰安居住两三年，就由此款供给。再加上其他各种收入，韩复榘每个月的个人可动用款也不超过三万元，比起贪婪无厌的大军阀来，这在当时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韩复榘的生活是比较朴素的，穿衣和士兵一样，不过比较整齐清洁，对于吃的也不甚讲究。有一年冬天到了，他的姨太太纪甘青穿上皮大衣准备外出，韩复榘见了追到二堂口，揪着头发把她拉了回来，骂道：“我的兵还没穿上棉衣，你敢穿皮的出去！”

　　韩复榘的发迹是和冯玉祥联系在一起的。以后他虽叛冯投蒋，但后来冯玉祥两次去他治下的泰山，都是他安排一切食宿。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去了泰山隐居。当时蒋介石还在通缉冯玉祥，但韩复榘还是把冯玉祥当老父亲一样看待，不仅安排了冯玉祥个人的生活，还安排了冯带来的一个营的卫兵的生活。第二次是冯玉祥在张家口搞察哈尔抗日，失败后又去泰山隐居，自己及其所带卫兵所需生活费用均由韩复榘安排供给。从这一点上来看，韩复榘还是比较讲义气的。

　　草菅人命的“青天”

　　韩复榘在治鲁期间，自订法律，确也不乏草菅人命。韩复榘喜欢升堂断案，自诩为“韩青天”，经常以山东省主席和第三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干预司法，亲自坐堂审案。起先，他审讯的范围也仅限于盗匪一类的案件，到了后来，便发展到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民事纠纷等无所不包。他经常亲自坐堂审案，随心所欲地判决，有时他又微服私访，遇有讼狱即升堂审断，如同儿戏，致使怨声载道。韩复榘之所以被一些人称为“青天草包”，也正是源自于此。

　　根据一些当事人回忆以及有关资料记载，韩复榘审案一般在每周三、周六和周日上午，地点常设在省府大堂前（现在的济南珍珠泉院内，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机关驻地）。正中放四扇屏风，前面放两层台子。韩复榘总是站或坐在第二层台子上。审问时两名法官各抱案卷，分列韩复榘的左右，韩复榘的前面则是荷枪实弹的执法队，地下放一大捆绳子和七八条军棍。

　　审问开始，所有犯人都被带到堂前，由司法科长和军法处长分别唱簿子，手指堂下犯人，姓甚名谁，案情如何等。韩复榘有时追问几句，有时一句也不问，高兴时，常回头过问站在一旁的记者：“我问得如何？”记者只能回答：“主席问得好。”韩复榘听完一个案情介绍，便举手加在额上闭目沉思片刻，然后他的手由上而下一抹，手如果往左摆，执法队就明白，这是表示开释的意思，随后就给犯人松绑，并令其站在左边。如果他的手是急剧地往右一摆，执法队即明白，这是主席要将此人枪毙的意思，就会命令其站在右边。

　　韩复榘的审案以速审速决出名，几十人乃至上百人的案件，他用不了多久就能审讯完毕。判决也非常简单：要么释放，要么杀掉，很少有进行再审的。

　　审讯完毕，韩复榘走下座位，用手指向左边的说：“开释！”指向右边的说：“枪毙！”被开释者连连向韩复榘磕头，称颂韩复榘为“韩青天”。被处死的人则大呼冤枉，哭叫连天，随后便被拖上卡车运向刑场执行枪决。韩复榘就在这一片喧闹声中退了堂，然后得意洋洋地骑着自行车在大堂上绕上几周，表示快意。

康鹏、王琰，来源: 《温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