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因苏籍妻子，被诬“里通外国”尸骨无存

李英男回忆父亲冤死前后（上）


　　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家庭”被怀疑里通外国

　　我的父亲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经多方交涉于1946年1月终于从苏联回国，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母亲李莎也于同年10月来华定居，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母亲来华后一直从事俄语教学，努力工作，热心为中国献力。她的作风、她的品质，党中央很多人都了解。1949年毛泽东在香山会见她时，还握手称她为“好同志”。母亲长时间保留苏联国籍，当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50年代末，中苏两党从友好到对立，又从对立到破裂，不仅彻底改变了国际局势，也严重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我们这样的“国际家庭”自然首当其冲。

　　中苏关系的转变很快反映在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康生见风而动，继续寻找目标，首先抓住的把柄，就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郭绍唐原是我党早期党员，1925年赴苏学习，后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受冤入狱，流放西伯利亚，18年后才得以平反回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7年秋，他应周恩来的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父亲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一些老同志参加。未料，这次畅谈往事、抒发旧情的老友聚会给在座的所有人都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庐山，康生借批判彭德怀的声势，把1957年和郭绍唐有过接触的中央委员特意召集起来，郑重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当年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大家注意，断绝同郭的来往。康生还到处吹风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李立三很可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据可靠的同志讲，他这种阴风当时直接吹到毛泽东的耳边。父亲周围的环境骤然发生变化，许多人对他避而不见，无故冷淡起来，家里也变得格外冷清。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不幸的事紧随其后。有人乘机给中央写诬告信说，李莎与苏联大使馆保持紧密联系，且有“修正主义言论”，值得怀疑。1962年，中央成立一个调查组来审查这个问题。审查是“背靠背”进行的，没有惊动母亲。由康生出面向父亲“了解情况”。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对诬告信中的捏造一一做了澄清，说明母亲一贯拥护我党立场、反对修正主义，偶尔去苏联使馆只是为了办理护照延期等合法手续，绝没有任何不正当联系。

　　1962年10月14日，父亲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就李莎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信中他坚决为母亲作证说：“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父亲还引用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的一句话：“要坚决相信苏联国家是好的国家，苏联人民是好的人民”，强调提出：“不要把修正主义与苏联人民混为一谈”。周恩来很关心父亲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自找父亲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母亲离婚，就一定要让她转入中国籍。父亲欣然接受，并动员母亲写出申请，1964年经周恩来批准，母亲正式成为中国公民。中央调查组也没有发现她“和苏修有联系”的任何证据。“李莎问题”暂告一段落，但康生一伙不肯就此罢休。

　　受尽残酷迫害，父亲含冤谢世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爆发了。

　　当时父亲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但早已有名无实，几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层搞“四清”。1966年6月初，华北局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父亲从天津赶回参加，被挡在门外。他向华北局第一书记提出质问，遭到冷遇。从此，父亲实际上被停职反省了。

　　1966年8月，华北局院内开始张贴大字报，一些人勒令父亲“向群众做检查”。开始，他认真对待，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借群众运动之火烧掉自身的错误缺点。他主动去华北局阅读大字报，仔细研究群众意见，写出了一篇长长的自我检查，对自己在华北局的工作做了一番深入的回顾，反省各种缺点错误，并挖出自己的“阶级出身”、“小资产阶级思想”等根源。他在华北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念了这篇检查，但是被“文革”煽动起来的人们继续吵吵嚷嚷说：李立三“不老实”，“避重就轻”等等。“造反派”上纲上线，争相提出骇人听闻的指控。父亲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希望过关、重新得到群众的拥护和认可，但绝不做违心的事，不能用大字报和批判会上的“革命语言”来进行自责，更不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在批判会上，群众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低头站在台上的父亲也跟着举手高呼，喊“打倒三反分子李立三”的时候，他则紧闭嘴唇，任凭拳打脚踢，也决不开口。特别是，当有人捕风捉影、提出什么“里通外国”的问题，父亲总是要大声反驳：“我绝不是里通外国分子!”

　　向他查问其他同志的历史情况时，他十分注意措辞，决不作伪证，以免被红卫兵利用做打击别人的把柄。1967年1月，“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要他“揭发批判刘少奇的罪行”，父亲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介绍了他在历史上有三个阶段和刘少奇一起工作的情况，指出在安源时期刘少奇是“按照毛主席的精神，领导那里的工人”，并最后强调说：“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

　　为了让党中央了解下面的动向、了解干部的处境，父亲多次给周恩来写信反映被批斗、抄家等情况。他在信中写到：“总理!现在说我‘里通外国’是批判和斗争我的最重要的罪名……我首先要严肃声明，我过去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党受到很大的损失，以后又犯过各式各样的错误。但我绝对不是什么叛徒汉奸、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加给我的罪名，是对我的诬蔑!”父亲一再要求中央组织一个专案组审查他的问题，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向中央表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我是完全相信这两条原理，一点也没有怀疑的，因此，我也就相信，我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所谓‘里通外国’问题，一定会弄得清楚，水落石出。”

　　起初，华北局的造反派因知道父亲早就不是真正的“当权派”，没有把他当作运动的重点。但是，随着1967年春“文革”动乱进一步升级，对父亲的批斗也从“小范围交代”到机关全体会议、从华北局内部批斗到联合社会上的红卫兵，声势越来越大了。父亲在高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还被迫低头弯腰、挂牌子、“坐喷气式”。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肉体上的折磨，精神未垮，身体先衰，有几次几乎晕倒在台上，被人拖着送回家来。此后，他两腿发软，不能站立，只得长期卧床。北京医院的医生给他开了休息和暂停会客的证明，可哪能挡得住造反派的“革命干劲”呢!他们仍不断地来家纠缠，甚至不惜采取哄骗的办法，把他弄到外面进行批斗。面对这种情形，父亲几次给中央写信，要求给他安排一个地方休息几天。

　　5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天津来的一小队造反派翻墙闯进家里，非要把父亲拉到天津批斗。父亲断然拒绝说：“我坚决不去！你们要是硬拉我走，我会死在路上，你们要负责任的。”母亲也竭力抗争，为父亲挡驾。恰在这时，有几个威严的军人闻讯赶来给父亲解围，让他回卧室休息，使父母松了一口气。军人耐心地给造反派讲政策、打发他们离开后，第二天又到家里，详细询问了父亲被批斗的情况及身体状况。父亲十分激动，高兴地对我说：“这肯定是周总理收到我的信，派人来了!”他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再次来临。

　　但是，时至1967年夏初，周恩来的处境已十分险恶，保护老干部的余地不断缩小，“中央文革”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了。5月23日，戚本禹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接见华北局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李立三的名。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华北局的群众运动不应把矛头指向李雪峰，真正的重点应当是李立三，“李立三是真老虎，不是死老虎。”“李立三的问题很大，就好比这一暖瓶的水，你们掌握的仅仅是一点。”“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老婆是苏修特务。”

　　中央文革这一轰动性的表态一下子扭转了华北局的“文革”方向和群众的情绪，形形色色的“批李战斗团”应运而生。6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及外地造反派共56个组织又联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直接和中央文革挂钩，搜集材料，定期汇报。按照中央文革的旨意，李立三的问题就这样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在联络站成立公告上宣称：李立三“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为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老实效劳。”

　　紧接着，联络站的红卫兵强行驻进我家，割断父亲与外界的联系，并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天天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审问。华北局连日举行批斗会，母亲也一起拉去挂牌陪斗。身体本已十分虚弱的父亲，此时在家里也得不到安宁，失眠、头昏、不能进食等使他体重剧减，枯瘦如柴。6月19日，有一群造反派(其中有天津市公安局的干部)破门而入，把父亲从家里拉走，非法监禁在三里河一所私人住宅里。他们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声称要把李立三“保护起来”写材料，并有组织地到各地游斗。他们的牌子如此之大，据说连华北局机关也要经过一番交涉，才能把父亲临时接出去审问、批斗。

　　6月21日，华北局又召开一次批斗会，母亲被迫站在台上。两天来，她一直不知父亲的去向，万分焦虑，未想到在会上能见到他。父亲面色苍白、消瘦不堪，步履十分艰难。两人站在一起，却不能讲话。散会后，母亲快步向前，拉住他的手，扶他出门。父亲说口渴，母亲连忙找到水壶，把一杯开水送到他嘴边。老夫妻面面相对，百感交集，但只能用目光相互勉励和安慰。他们被押上汽车后，母亲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莫非会让他们一起回家了？但是，汽车开到府右街嘎的停下，坐在前排的人向母亲喊了一声：“出来!”母亲试图抗议，却硬被拽出去。父亲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车门被猛然关掉，母亲站在路旁，深沉地望着快速驶走的汽车，心中充满了无限痛苦……这就是她和父亲的最后一次会面。

　　1967年6月22日，父亲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母亲和我们当时不知道他去世，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多年后，我们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这封措辞自相矛盾的遗书，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共产党员受到摧残时的痛苦和即使濒临死亡也要卫护自我清白的决心。但是，这封信同时又引发许多疑问：大量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监护人员中有经验丰富的公安干部日夜看守，为什么没有防备和制止他自杀？看见他吞服安眠药，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医院抢救？李立三死得如此突然，如此神秘，当时就引发满城风雨。1970年，周恩来专门指示华北局军管小组进行调查，切实查明死因，材料报送中央，但是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父亲被关进私设牢房时，华北局机关就流传着这种说法：李立三是“活的档案”，必须把他“保护起来”。究竟有什么人想“保护”这个“档案”呢？父亲在遗书中提到的那封未写完的信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提示。信中，他向毛泽东揭发了中央文革对他的诬陷，愤然写到：“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批准，怎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父亲还提到他在苏联期间曾向康生揭发过王明篡党阴谋等党内鲜为人知的情况。因造反派的闯入，他被迫停笔。他被带走后，造反派马上进行搜查，使这封信落到“联络站”手中，随即肯定要送到中央文革。孰不知康生对自己在苏联的表现讳莫如深，和王明的关系更是他历史上的一个大污点，看到李立三这封信后，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证明，父亲离世后，康生仍未放弃对他的诬陷和迫害。1968年，康生向中央递上所谓“叛徒、特务”名单时，李立三被列为“苏修特务”。父亲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火葬登记表上填写的是：“自杀者李明”，并以无人认领为借口，把骨灰深埋于北京东郊，至今无法找出。（未完待续）

　　李英男，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编，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