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3日 星期一

略谈河南两次大饥荒的异同——读史札记

  1942年,河南处在抗战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1959年,河南处在中共建政第十个年头的和平建设年代。1942年,当灾象初呈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1959年,年初,毛泽东收到了河南省某些县里农民的信。1942年,国民党政府对外出逃荒的灾民放任自流1959年,共产党当局对外出逃荒的灾民严格禁止


◆高伐林


   河南真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据说在二十世纪以“乞丐之乡”闻名。仅从英国记者贝克《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姜和平中译)和中国学者宋致新 《1942:河南大饥荒》两本书来看,从1942到六十年代初不到20年,饿死数百万人的大灾就至少发生了三次——中间的一次是1946年,据贝克的书里 所记载,1946年的大饥荒席卷中国19个省份,河南也在其中,据说也死亡数百万。英国记者约翰·里德利写道:“经过那些残破的土屋,总能感到屋里发出尸 体的恶臭。”
  我在阅读贝克和宋致新这两本著作时,随手写下一些读后感。整理了一下,这里我简明扼要地列举一下1942年和1959年饥荒的异同。以下史实,除注明者外,均引自这两本书。我得提醒读者注意:贝克控诉他认为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和中共的心情溢于言表,而宋致新在抨击日寇侵略者的同时, 谴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也毫不掩饰。



《1942:河南大饥荒》(宋致新编著)

  1942年,河南处在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第五个年头、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日寇占领了全省三分之一土地。
  1959年,河南处在中共建政第十个年头、“大跃进”的和平建设年代(不过,正如信济所说,这一年发生了达赖出走的西藏事件,三年后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42年,当8、9月河南灾象初呈时,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 河南征粮数额减为250万石,又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陕西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但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是为了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这一年 12月,中央政府虽然拨给了河南2亿元救灾,但同时下令:军粮征收不能再减免。
  1959年,年初,最高决策者毛泽东收到了河南 省某些县里农民的信,信里明言有人死于饥饿。毛置之不理,反而认为农民是因为抗拒交出私藏粮食,才招致干部殴打。这一年2月,毛在省级干部会议上说,“只 有5%的干部违法乱纪,我们应该看成是个别现象……如果我们夸大这些缺点错误是不对的。”(此外,众所周知,这一年的“庐山会议”,本来中央有意图要纠 “左”,但毛泽东因为彭德怀上书称“大跃进”“有失有得”,掀起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狂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

   1942年,国民党政府以“国难当头”“不得影响抗战士气”等理由,进行新闻封锁。《大公报》因为披露灾区真相的报道和发表抨击当局的社论而被整肃,罚 停刊三天;幸亏河南省南阳的民营地方小报《前锋报》,派出年轻记者流萤(即李蕤),发表《豫灾剪影》系列通讯和相关社论,随后该报社将系列通讯辑录成书出 版。
  1959年,中共当权者以“捍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等理由,禁止报道真相。继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文化界、 新闻出版界一片对“三面红旗”颂扬之声,中央到地方所有报刊对灾区都只能进行“正面报道”。(但据杨继绳《墓碑》和他接受我采访时所述,当时的记者还是秉 持良知,采写了大量“内参”,将严重的灾情上报中央)

   1942年,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 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
   1959年,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向中央报告:前一年“大跃进”获得伟大胜利,本省粮食产量“放卫星”,达到3,500万吨,比实际产量1,250万吨高 出近三倍!吴还保证河南省要争当全国“第一个扫盲省”、“第一个水利化省”和“第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说,谁敢说1959年产量低于 1958年,谁就是“阶级敌人”。

  1942年,国 民党政府对外出逃荒的灾民放任自流,不闻不问,致使灾区社会状况极为混乱,加重了人民的困苦。幸亏当时陕、甘各种社会慈善机构,出面组织各种募捐赈灾活动 和设施,设立“粥棚”“孤儿学校”“收容所”。(另据有关资料,当时国民政府在陕西山区划定了移民区,号召河南灾民自行前往接受安置,并发放安置费,每人 2块光洋。)
  1959年,共产党当局对外出逃荒的灾民严格禁止,设卡堵截,路宪文将逃荒者也列为要镇压的“三种障碍”之一,下 令主要干道、铁路由民兵把守,游民一律逮捕,连路边乞讨的孩子也当“罪犯”抓起来,各级政府还命令严禁收留逃荒者。仅固始一县,就有15,000人因为企 图逃荒遭到逮捕关押和送去劳改。这一时期,社会上已经基本上没有任何慈善团体了!

  1942年,少数外国记者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冒著危险深入到灾区进行采访,不仅对西方报道中国真实情况,而且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各级统治者直率建言。
  1959年,西方记者对河南灾情的采写报道情况尽付阙如。贝克在其《饿鬼》中,点名批评了包括埃德加·斯诺、韩素音、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费正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些著名西方记者、学者,认为他们在大饥荒的年代访问中国,却并没有揭示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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